中医翻译研究的现状及展望
2021/3/2 9:00:00 医学与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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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菊红,金柏岑.中医翻译研究的现状及展望[J].医学与哲学,2021,42(1):72-76.
中医翻译研究是中医药文化翻译与对外推广的理论基石，它源于对中医翻译实践的总结与反思，对中医翻译活动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反拨作用。近年来，随着国家“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中医药对外翻译和出版活动逐渐丰富起来，这也带动了中医药翻译研究进一步发展。对中医翻译研究特点的分析和发展趋势的展望，可为中医翻译研究提供有益的启迪，推动中医药翻译研究向纵深发展。
本研究拟采集2000年~2020年近20年间核心期刊和CSSCI期刊所刊载的中医翻译研究论文，总结中医翻译研究中所涉及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述评中医翻译研究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同时，本文针对中医翻译研究存在的困局，尝试提出破解方法，并展望未来的发展趋势。拟具体回答以下两个问题：
一是中医翻译研究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是什么？
二是如何破解中医翻译研究的困境？
1 中医翻译研究现状
1.1 研究对象与方法
本研究在“中国知网”通过高级检索的方法，以“中医翻译”为主题词，通过模糊匹配的方式，检索并采集到2000年~2020年核心期刊和CSSCI期刊所刊载的期刊论文共186篇。论文标题通常能反映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视角或方法，因此笔者选中所有检索结果，导出参考文献至Excel表格，将“title-题名”一栏拷贝至txt文档中，以UTF-8格式保存。然后，研究将分以下几个步骤进行信息提取：
(1)语料清理：将文本中的各种标点符号，数字和乱码等进行清理，只保留文字并进行保存。
(2)语料分词：用中科院计算所研制的“ICTCLAS汉语分词系统”对语料进行分词，并通过“用户自定义词语”功能对分词进行人工干预。例如，ICTCLAS将“音译”切分为“音”与“译”，将“辞格”切分为“辞”与“格”两个词，应通过人工干预对此类切分予以纠正。
(3)词表制作：将分词以后的文件导入Wordsmith 7，用wordlist功能制作词表。
该词表即是2000年~2020年所有核心期刊和CSSCI期刊论文标题的词频列表，见表1，通过分析词表，可知186篇论文涉及的主要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1.2 结果与讨论
笔者根据经验对表1的高频词进行初步分类汇总，并结合对论文题目的质性分析进行确认，将以上词汇分为两大类：
一类提示研究对象和内容
一类提示研究方法或视角。
见图1。
1.2.1 中医翻译主要研究方法
笔者用图1中的关键词为篇名在知网进行模糊检索发现，中医翻译研究以规定性研究为主，多数研究是探索某一西方翻译理论或视角在中医翻译实践中的应用和指导作用，包括语境理论、阐释理论、话语权理论、目的论、接受论、功能对等理论、认知图式理论、模糊学理论、等效理论；生态翻译学视角、跨文化视角、传播学视角、哲学视角、语域视角和交际翻译视角等。
从“探讨”“分析”“对比”“为例”和“思考”可见，研究主要是以质性分析为主的内省式研究，集中在翻译策略探索，译例赏析、翻译对比和批评，以及对翻译现象的思考。其中，“探索”“探讨”“探析”频次最高，表明中医翻译研究的思辨性特征，其主要采取译例分析的方法，从研究者的直观感悟出发，就翻译的正误和优劣进行了较为广泛的实用性研究。
值得注意的是，有9项研究是涉及语料库的研究，但通过观察标题可知，9项研究几乎都是讨论中医语料库建设的可行性及语料库研制方法，尚没有基于语料库的实质意义上的翻译研究。
1.2.2 中医翻译研究内容与对象
从表1中的最高频词“英译”可见，中医翻译研究主要针对英汉语进行，几乎未涉及其他语种的研究。但“英译”一词并不提示具体的研究内容或对象，因此该词在图1中将不予保留。从图1可见，中医翻译研究的内容主要集中在术语标准化、文化负载词翻译、翻译原则和方法、中医各科的名词翻译、病症名称翻译、中医特殊语言特征的翻译、隐喻的翻译和典籍书名翻译等；主要研究对象包括以《黄帝内经》为代表的中医典籍(古籍)。例如，中医五行学说的术语英译和翻译探讨、中医藏象术语英译、《黄帝内经》五神概念英译、中医名词术语标准化研究、中医病症名翻译策略、中药功效术语英译探索、养生膳食品名音译、《黄帝内经·素问》排比句英译、《黄帝内经·素问》音韵英译、各种修辞格的英译、中成药名英译以及典籍英译史考证。
笔者也注意到，近年有数项实证性的中医翻译研究[1-3]，开启了中医翻译研究的跨学科范式。研究通过文献计量学的方法，使用文献计量工具CiteSpace进行可视化分析，从年发文量、刊发期刊、作者、研究机构、关键词等方面综述了国内中医翻译研究的现状、特征和历史发展，提出中医翻译研究需拓展研究对象，均衡研究内容，推进研究方法的科学化，加强中医翻译理论建设[2]。以上研究中使用较为前沿的研究方法，借鉴了文献计量学领域的常用软件，说明国内学者开始注重量化方法在中医翻译研究中的应用，这与翻译研究科学化的内在需求相符，或将引领中医翻译研究领域新的热点。
1.2.3 中医翻译研究的不足
从以上分析可见，中医翻译研究存在以下不足之处：
第一，从研究对象来看，除《黄帝内经》外，中医翻译研究对其他典籍英译关注不足，对双语类工具书和教材中的中医语言关注不足。
第二，研究内容比较局限，翻译研究语言特征的选择以名词术语为主，缺少对于译文的短语学特征、句法特征以及语篇层面和语义层面的系统描述；对译者的价值取向、译者风格和意识形态研究不足，缺少对中医翻译诗学的研究；鲜见对于中医翻译语言整体特征的描写性研究。
第三，研究方法上，以质性的、规定性的和解释性的研究为主，量化和描写性研究不够系统深入。以《黄帝内经》翻译研究为例，目前研究对现存各个译本的描写不足，对译本特征刻画不足，使得学界和读者对各译本的差异了解不够。
第四，研究范式采用传统的译学研究范式，局限于探讨译文与原文之间的关系，集中在对译本的述评、批评、翻译方法原则和策略的探讨等回溯性研究和思辨性总结，这种二元对立的做法，将译文视为原文的衍生物[4]，这在一定程度上局限了中医翻译研究的发展。
2 中医翻译研究展望
基于中医翻译的现状与不足，本文认为未来的研究可着力拓宽研究对象、扩展研究视域、引进量化研究方法与质性分析相结合、改进研究范式，使中医翻译研究对象和内容更为丰富和体系化、方法更加客观、范式更为科学。从研究对象上来看，除《黄帝内经》之外，中医翻译研究还可加强对《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金匮要略》《温病条辨》等中医宝典的关注，可将优秀的国内外中医药双语教材纳入研究对象，还应加强对国内外有影响力的中医药相关英文著作和英汉双语论著的翻译研究。另外，研究方法、范式的创新与研究内容的拓展相辅相成。通常来讲，研究方法与范式的创新会带来新的理论视角和研究视域。传统的中医翻译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译本的述评和翻译的价值判断，主观性较强，科学性和客观性不足，因此，中医翻译研究的方法与范式亟待创新，视域有待拓展。
2.1 基于大规模语料的中医译语研究
语料库引入翻译学研究开启了译学研究的规范化和科学化，既是对翻译研究的方法创新，也是译学研究的范式创新。语料库翻译学是以语言学理论和翻译理论为指导，以概率和统计为手段，以大规模双语真实语料为对象，采用语内对比与语际对比相结合的方法，对翻译现象进行历史或共识的描写和解释，探索翻译本质的一种翻译学研究方法[5]。语料库翻译学的兴起，扭转了译学研究的源文本取向模式，译学界由此开始关注译者、译语和翻译行为的本质问题，使得翻译研究由质性向量化、由小规模的规定性研究向基于大规模翻译语料的描写性研究转向。从Mona Baker[6]开启语料库翻译学研究范式，语料库翻译学已经历了近30年的发展历程，将其引入中医翻译研究，有助于破解中医翻译研究当下的困局。
在汉英平行语料库中，可对中医翻译经典问题，如术语和文化负载词翻译进行描写性研究，也可考察任何特定语言项的翻译；在多译本的可比语料库中可对不同译本语言特征、翻译风格和译本可读性等进行比较研究。例如，可对译本的词汇密度、词汇丰富度、平均词长、词块特征、平均句长、句法复杂度、句法特点以及语篇层面的特征进行系统性描写。研究者也可针对不同研究目的用语料库软件对语料进行词性、句法或语义标注，进行词级、句级和语义等不同层面的研究。
语料库既是方法也是范式，将语料库引入中医翻译研究不但有助于更客观地回答中医翻译研究的经典问题，还能极大地拓展中医翻译研究的理论视角和研究视域，有效拓展中医翻译的研究内容，构建中医翻译研究理论框架。
2.2 翻译共性研究
翻译共性研究的目的，在于识别翻译文本的典型语言特征，有助于认识影响翻译行为以及隐藏于此类独特语言形式之下的各种具体的制约因素、压力和动机，从而达到对翻译现象的深层解释[4]。翻译共性研究的终极目标是探讨各类翻译活动的一般规律，认识翻译本质。语料库翻译学提出，翻译语言属“第三语码”，具有独特的属性。这些属性使得翻译语言既有别于原创语言，也区别于目标语言，不受特定语言系统干扰，不受文体、文类的影响，是翻译语言独有的特征和翻译行为的内在属性[5]。对翻译共性的讨论集中在显化(explicitation)、隐化(implicitation)、简化(simplification)和范化(normalization)等[4]。共性假设认为翻译语言的共性特征不受特定语言系统和文类的干扰[6]，这引起了译学界的广泛关注，许多研究在不同语言对各种文本类型中或证实或证伪了这些假设。
本文以翻译共性之“显化假设”为例，展望“翻译共性”研究在中医翻译研究中的价值。显化是指译者将上下文或相关语境中推断出源语中的隐含信息在目标语中加以明确。它在文本层面上表现为两种形式：
一是增加，即添加一些新的成分；
二是具体化， 即提供更多细节信息[7]。
“显化假说”[8]认为“译语文本比源语文本冗长”“翻译过程致使语篇衔接或者连贯成分明晰化”[9]。
“显化”假设可分为“语内显化”和 “语际显化”，前者关注翻译文本相比原创文本的显化，可通过语内类比的语料库研究范式加以验证；而后者则关注翻译文本相比源语文本的显化，可通过语际对比的方法加以检验[10]。“跨语系的语言之间的翻译可能比同一语系的语言之间的翻译需要更多的显化; 时代久远的文本可能比当代的文本更需要解释；文化殊隔的文本比毗邻的文化需要更多额外的澄清。”[11]汉英分属不同语系，加上中医语言言简意赅、内涵丰富，形式化程度较低，在翻译实践中，译者常通过“显化”源文本的某些语言特征将语篇衔接或者连贯成分明晰化，因此中医英译本应当比源语文本冗长，相比于源语文本应呈现明显的“语际显化”；但因为中医源语文本言简意赅(无论其古本或其白话本)，受其语言特征影响，其译本跟目标语原创语言或其他类型的翻译文本相比，或呈现出“显化”程度较低的倾向。另外，译者不同的价值取向和翻译主张也可能会导致译本呈现出不同的显化程度，多译本的横向类比研究有助于加深对不同译本语言和译者翻译行为的认识。
在中医翻译语料中验证翻译共性假设，一方面，可加深学界对中医翻译语言的认识，揭示中医翻译本质特征；另一方面，可将语料库翻译学研究对象从传统上的文学文本拓展到医史文化典籍，推动中医翻译研究汇入翻译学研究的主流。
2.3 中医翻译家的译者风格研究
译者风格研究将译者以语言和非语言形式所表现出的风格作为研究对象，揭示译者特有的存在方式，探讨译者为什么会以特定的方式来塑造译文[12]。Hermans[13]指出，译作当中译者异质声音的痕迹随处可寻，译作绝非是对原作的透明再现，而是具有多重、分散，混杂、复调性质的双重文本，旁注、角注、括号说明以及序言等准文本形式都表明两种不协调的声音共存于译作中。因此，译者风格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留在文本中的一系列语言及非语言的个性特征”[12]。译者风格研究有助于研究者将译者语言习惯与译者的社会文化处境结合起来，更深入地了解译者行为及其背后的动因。
译者风格像指纹一样，是译者一贯的语言使用习惯。这些习惯不仅贯穿于译者的多部译作中，甚至还体现在译者的一些原创作品中[12]。有些中医翻译家或临床医师长期专注于中医研究及其翻译事业，致力于将中医文化及其典籍或著作介绍给西方世界，译作、著作颇丰。如中医翻译家李照国教授、德国慕尼黑大学医学史学教授Paul U.Unschuld、美籍华裔中医师Maoshing Ni、加拿大籍华裔中医学者和临床医师Henry C.Lu等。
李照国教授已完成中医四大经典著作《黄帝内经》《难经》《神农本草经》和《伤寒杂病论》的英译，还完成了《黄帝外经》的全球首部英译本。Paul U. Unschuld采用英汉对照、译注结合的模式完成了《难经》的翻译，还主持翻译了《黄帝内经·素问译注》系列。Henry C. Lu全译了《内经》和《难经》，还出版了40多部中医译著和著作。美籍华裔中医师Maoshing Ni编译了《黄帝内经》，并著有40多部中医养生方面的英文著作。这为译者风格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语料来源。
译者语言文化背景和职业身份等各不相同，采取的翻译主张和策略也存在很大差异，这一点在多部译本的译者序或译者的回溯性自述中都有所反映。李照国[14]主张“译古如古，文不加释”，力求最大限度的忠实；Paul U.Unschuld等致力于 “语境与文化重构”(recontextualization)[15]，并一贯坚持史学与人类学方法结合，重视语源与语境[16]；Maoshing Ni[17]则是从一名“临床医生的角度”“从中医学及哲学学生的标准以及对中医学感兴趣的外行人角度”(the criteria of student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philosophy as well as those of interested laypersons)来解读和翻译中医著作，Henry C.Lu[18]则遵循“对于语义模糊或者有争议的原文，遵循前后一致性原则，并使译文与中国医学的现代理论保持一致”(the principle of consistency throughout the text and conformity to the modern theory of Chinese medicine )。现有研究对于译者的语言风格的宏观和微观描述都非常缺乏，译者的翻译语言如何体现他的翻译主张，意识形态如何影响他的翻译主张进而塑造译本语言特征，都是中医翻译研究值得拓展的课题。
2.4 计量文体学视域下的中医翻译研究
计量文体学(计量风格学)是基于统计的风格研究，主要包括基于统计的方法和基于文本数据挖掘的方法。前者是指传统的频率统计、假设检验和方差分析等，后者是指回归、降维、聚类、分类等机器学习方法。面对陌生语料进行探索性研究时，计量文体学有助于在海量的语言特征中挖掘到典型和有价值的形式参数。与传统的语料库研究方法相比，该方法便于处理大量陌生语料和海量特征，能发现文本间更细微且研究者难以主观察觉到的计量规律。例如，Meng[19]和 Oakes等[20]用降维和聚类的方法考察翻译过程中的语体、文体变异，用 Z-score 和 Delta 文本聚类方法去发现译者指纹、证实译者隐身、定位合作译者在译本中的“交接点”等。
中医蕴含着深刻的生命哲学和文化内涵。著名中医学家任旭[21]指出：“我国古代医学无论从思想上还是方法上，都紧紧依赖于哲学，甚至用哲学的语言和规律来解释人体的生理、病理现象。”因此，与其说中医是医学，在某种意义上，不如说是哲学或安邦治国之道[22]。而哲学重在说理，说理文则需要具备缜密的语言逻辑和衔接。那么中医翻译语篇呈现出的语言特征究竟更加靠近哲学、医学还是其他文体，中医典籍在翻译过程中是否发生了文体变异，如何变异，文体变异是翻译过程的自然产物还是译者有意识选择的结果，都可借鉴计量语言学的研究方法进行探索。
另外，计量语言学的传统指标，例如，Lambda 值、h点(h-point)、词汇重复率等可测量译本的词汇丰富度；动词与形容词的分布可用来测量文本活动度(activity)和描写度(descriptivity)[23]。某些指标可用来考察不同译本的相似度并进行译本可读性比较，如果结合质性分析，将比传统的质性思辨所产生的研究结论更加客观，更具说服力。
3 结语
中医翻译研究可借助跨学科的范式和方法，向实证性研究、基于大规模自然翻译语言的描写性研究、向量化与质性研究相结合的方向拓展。应加强对中医译者的关注、对中医药翻译活动本质的探索、对中医翻译语言文体特点、中医翻译中所体现的翻译行为共性和个性现象的探索。中医翻译研究不仅要着眼于解决中医翻译实践困局，也要加强中医翻译理论建设，将自身发展汇入翻译学学科发展的主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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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中医翻译研究的现状及展望，发表于《医学与哲学》,第42卷，第1期，第72-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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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编辑：于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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