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的经常性处境与超越向度
2021/3/15 14:13:19 医学与哲学
引用格式
方新文,刘虹伯,孙士江.医学的经常性处境与超越向度[J].医学与哲学,2021,42(3):60-64.
新冠疫情世界范围大流行是人类旅途艰辛的又一个注解。在危难不定的状态中，安全的需要迫使人们紧紧抓住医学，本能地当然也是习惯性地期待医学给出清晰的答案和精准的解决办法，于是医学无条件地成为2020年乃至之后不确定期间被人们寄予厚望的“显学”。诚如巴劳德·巴斯蒂安所言，“认识的进化并不是朝向愈益抽象的认识，而是正相反，朝向把它们放置到背景中”[1]25。新冠疫情确乎具有一种全景呈现的作用，使医学与其所由发生和立足的生活世界联结的多维与复杂更加清晰可见，提醒我们去冲破确定性的科学技术迷思，将其置于最本原的情境中去认识和期待，检视那些久已如此且习以为常的东西。在此方面的哪怕一点点收获都将成为抵御后疫情时代“好了伤疤忘了疼”般的习惯性思维和行为反弹的宝贵力量，有望使为医学所伴随的生活体验发生积极变化。
1 新冠疫情发生：医学的又一个发现过程
医学的道路绵延且曲折，其发展归根结底是一个不断发现的过程。尽管人类站立起来即意味着已认识到包括疾病、死亡在内的自我生命局限性，但每种疾病的发生均属没有现成经验去接待但又不得不面对的“意外之事”，即它只能被发现而不是被创造。人类开辟出医学专事探究和应对疾病，但医学的每一步经常是无法依赖具有前瞻性的发展计划，它不能像修建桥梁房屋、生产工业品那般预设目标、路径和方法。鉴于难以如疾病将出现的那样精准预见并有的放矢，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医学所能做的都属于埃德加·莫兰[1]21所言的“等待意外之事”，它与每一个新的疾病谋面都堪称遭遇战，唯有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认识这个“不速之客”以积累起相关的知识，找到根除或缓解的办法。经验先于科学，所有的医学进步都是在人类付出代价后取得的。有感于这个破坏性在先、创造性在后的现象，曾有人把医学比作一个挥舞着大棒与敌人(疾病)决斗的暂时失明的盲人，偶尔会击中敌人，肯定会有误伤，很多时候是在不甘停歇的自卫反击中消耗自己的体力，也有可能掌握一些敌人的规律。当然，最理想的情况是尽快擦亮斗士的眼睛，但在此之前又决不可坐以待毙。英国教育家赫胥黎曾将此比喻视作对医学的嘲讽，但我们似乎能从医学与新冠病毒奋力对弈中体验到它贴近事实的一面。
新冠病毒对人类天生就是个秘密。美国传染病学家利普金曾向媒体表示，“病毒就像人一样，有它们自己的生活方式。当一种新病毒首次出现时，人们很难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随着科学研究的不断深入，每年都会有新病毒被发现，它们或许存在于森林或许寄宿在动物身上，至于它们是否会长期与人类相安无事，又将在何时、以何种面目搅动人类的生活均无从确定，对此类风险的思虑仅存于少数专家的心头。可见，当新冠病毒把武汉作为袭击目标对人类发威时，医学对此“意外之事”无思想准备和现成之法实属正常。不了解病毒特性，没有特效药物，所有的医学救治和帮助都是探索性的。2020年2月27日，钟南山院士在记者招待会上坦言：“现在还不清楚这个病毒是怎么来的——新冠肺炎是新发传染病，还不知道它的过程，目前不能下定论。”新冠病毒异乎寻常的杀伤力唯有军事隐喻才更贴切：在医疗战场上，人们淡忘模糊多时的“医患共同的敌人是疾病”陡然凸显，医务人员在答案尚不明确、方法尚不精准的情况下也要尽其所能把传染病对人类的伤害降到最低限度，成为与病毒抢人的勇士。2020年2月2日，国家卫健委发布第一版《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3月4日更新至第七版，与其同时刷新的还有治愈病例数字、死亡病例数字，尤其让人揪心的医务人员感染和殉职数字。医务人员从最初失败在情理之中而成功当属偶然的艰难经历中积累对病毒、疾病的认识，点滴摸索挽救病人的方法，逐渐调整完善诊疗方案，尽全力提高病人治愈率、降低病死率。在医学找到有效的办法之前所发生的痛苦、死亡使医患空前团结。抗击疫情的另一个战场是防控，我国在没有摸清新冠病毒规律的情况下，凭借切断传染源、控制疫情传播这种最原始、最有效的方式，使疫情蔓延的势头被有效遏制。2020年，新冠疫情以其高强度的传染性使全世界无处幸免，从灾难的一面印证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命题，中国的应对具有示范意义。
2020年终岁末，世界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死亡病例达到人们在年初发挥多大想象力都无法企及的数字。尽管世界各国已经逐步开展疫苗注射，但新冠病毒依然保持极高的神秘性，揭开新冠病毒真相的任务依旧严峻。12月19日，英国首相约翰逊宣布发现了感染性要比普通新冠病毒高出很多的新冠病毒变种毒株，伦敦等地进入第四级最高级别疫情防控。同日，钟南山院士提出科学家需要加紧研究新冠病毒环境传人这个新课题。世界卫生组织在12月21日证实，在南非发现与英国的新冠病毒变体无关的另一种变异新冠病毒——这些无疑在拨动人们本已敏感的神经，但恐怕这还不是最后一个坏消息。此时，在医学的“发现”层面，我们多少可以理解西方传统社会为何将医学列为负责人与自然关系的职业，将其与律师(负责人与人关系)、神甫(负责人与神的关系)并列。这个“自然”不仅指充满不确定性的人的生命体，更是人类赖以生存也暗藏未知风险的那个更加复杂莫测的大自然。大自然不仅把人的生命及其所需要的环境一同创造出来，也通过环境来制约生命、考验生命。当潜在的风险成为现实的伤害和更大伤害的威胁，人类通过医学的反应势必仓促，以经验性的尝试、验证为其大端，今日新冠疫情仅为例证之一，未必是最后一次。
2 医学局限性的名实之辨：谁之局限性？谁局限？
2.1 医学局限性：人之规定性的证明
作为与他物相区别的特定生命，人类能够把更多的活力凝聚在一起，把更多的可能性赋予自身，但其规定性的另一面就是有限性。人类实践的“处境”不外乎两个方面[2]：
一是不能根据自己的目的加以改变或防止它们被改变，即行动的条件；
二是行动者能够控制的，即行动的手段。
医学作为一种护佑人类自身的特殊实践，它必然有能力把若没有它便不能改变的“条件”部分转化为可以运用“手段”的部分，体现人类主动性的一面，但作为行动条件的部分定然会一直存在，只不过在医学的不同阶段，二者之间的界限划在哪里不同而已。
首先，医学须遵从、服从自然生命的生存本性。根据高清海先生对人生命的划分，疾病、衰老乃至死亡均拜“种生命”所赐，此为医学产生的基础，医学之本体则属于“类生命”的范畴。一方面，生命能量本身有特定的轨迹和周期，医学在拉长这个周期，但不能改变这个周期的大致走向和结局；另一方面，人体就像一座庭院，它的抗病能力如同守家护院且数量有限的保安。外部刺激的数量或质量经常超出通过遗传途径获得的承受和化解能力，使身体以疾病的形式作出反应。人类的意志与意义所至，种种身体的困境成为医学视野中的病痛，但医学既不能增加人体的遗传学储备，也很难预见异常刺激的数量、强度以及来源，医学无望因消灭其对象进而失去自身存在理由最终销声匿迹。医学与疾病的斗争有始无终，无论时空如何转换，疾病以及如何治愈疾病都是重要的现实问题。
其次，医学诠释人未完成性的存在本质。从人类学角度讲，人是一种未完成的存在，身处经常性渐变偶有激变的经验世界中，借助认识将动荡不定的成分减低到最低限度，进而掌控杂多的现象以获得稳定感。医学给予的稳定感使人类与疾病共存的充满忧虑的日子变得可以忍受，但医学之为医学即在于它始终面对着大量无法彻底解决的问题，无法全知全能又绝不给自己放弃的理由。一方面，医学的现实存在与可能性存在之间永远存在距离。医学产生并服务于人的需要，而人们对医学的需要本身就是一个变量。当下公众的医学需求与社会需求之间的界线变得越来越模糊，医学经常被要求为寻找特殊性、个别性、完美性的个体提供帮助，医学干预的对象远远超出传统意义上的病人，医学服务领域已从身体问题扩大到社会问题。无论医学如何努力，不断涌现的“应该”相比于“是”总是先行一步，医学的历程就是在不断追问“何为医学”并作答。诚如德国思想家本纳[3]所言，如果一种实践自以为可以取消它基本的不完善性而转变为最终的完善，它就有失去人的实践的特征而变为非人性的危险。另一方面，人作为宇宙精华的最高结晶同时又集中了宇宙最尖端的矛盾，认识人的存在是认识世界中最困难的部分。医学面对的是远比其它任何领域都更为复杂、更为不确定的灰色区域，永远不可能像对自己设计制造的飞船那样彻底了解其本质。在科学昌明的现代，人的生命奥秘不断被揭晓，但医学的难度不降反升，其中道理正如萨顿[4]所言：随着人类已知世界的增大，它同未知世界的边界也越长，奥秘也就越深。以传染病为例，它曾经是前现代导致人类死亡的主要杀手之一，没有办法弄清真相，也谈不上有效的办法，能做的是健康人通过不与病人接触保全自己，这个方法今天仍在用，不失为抗击新冠疫情的重要法宝。现代医学在疾病微生物理论帮助下发现了很多传染性疾病，也开发出抗生素、疫苗和其他一些治疗方法移除和控制病原，迫使鼠疫、霍乱、天花等纷纷向人类作出让步。人类迄今为止面对疾病取得的最完美的一次胜利当属根除危害人类数千年的天花，它树立起医学科学的形象，医学界的自信与公众期望由此而被激发。20世纪60年代起，许多医生和卫生政策分析家都认为，微生物疾病在本质上是可以彻底消灭的。1972年，诺贝尔奖得主澳大利亚病毒学家伯内特发表一个著名的声明：“对传染性疾病的未来最有可能的预测就是它将是非常沉闷的。”[5]然而，从近年来传染病的流行趋势来看，可以消灭传染性疾病的预测明显低估了它的复杂性。一方面，医学战绩不错的传染性疾病有死灰复燃的现象。20世纪中叶人类曾经在结核病方面取得引以为骄傲的成就，结核病的死亡率(但不一定就是该病的发病率)剧烈地下滑。但是没过半个世纪，结核病已经对一些一线药物耐药，全世界现在每3分钟~5分钟就有一个人死于结核病。当然，卷土重来的也不止结核病一种。另一方面，人类传染病目录在不断发展、变化中，新的疾病产生、旧的疾病例如“发热”或“不明原因引起的发热”被重新检测然后分解为“新的”特定的疾病，这些都在频繁挑战医学的稳定感。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世界新发现的传染病有数十种之多，其中大多数都曾有过大规模的暴发流行，并且没有找到彻底的治疗和控制手段，如艾滋病、埃博拉出血热和今天对世界的影响还在呈扩大趋势的新冠肺炎等。
当人类进入慢病时代，医学的局限性以另一种面目凸显出来。用威廉·巴雷特[6]话来说，“人类生活的悲剧性质”在于我们知道一个事物是以不知道某些别的事物为代价的。慢性病是涉及多种疾病原因的功能障碍，其生物性与社会性原因同等重要，而且社会和心理因素不仅仅影响一个人是否患病，还会影响症状的表现、持续时间和强度。向慢性病的转型远远超越了把细菌、病毒作为唯一病原的范畴。统摄所有致病因素以避免慢性病对人的困扰远远超出医学的能力，它能够诊断却往往无法治愈，不得不由在传染病领域内的短促突击、阻断疾病蔓延调整为长期与疾病周旋、把控病程、调摄健康行为的持久战。尽管医学以一种几乎无法想象的速度在推进，越来越准确地破解着疾病成因、带来越来越接近精准的治疗方法，给世人足够的机会去领略其有力量的一面，但庞大的慢性病人群体正过着高度医学化生活的冷峻事实提醒我们，关于“医学何为”的正确认识必须同时在它的两种性质(力量和脆弱)里获得。
2.2 局限医学：生活世界的活性体现
医学乃人类文化成就之一，与生活世界的其他成员具有复杂的相互渗透与影响，其局限性在一定程度上属于这种关系性存在的见证。
首先，政治对医学的影响。如果我们把政治理解为按照一定的原则和标准对利益、权利和权力进行界定和分配，其中必然关涉生命健康问题。一方面，医学、医疗卫生事业因护佑最宝贵的生命资源堪称现代国家的“第二国防”。另一方面，如福柯[7]先生所言：与疾病作斗争必须首先与坏政府作斗争。这句话的另一面即：与疾病作斗争就是和好政府志同道合。这次新冠疫情大流行的一个副产品就是把医学与政治的关联呈现得异常充分。当人的生命普遍遭遇威胁，各国政府是否、如何组织力量取决于各异的政治理念。我们国家全力调遣医务人员和医疗物资救治病人，对所有病人全部免费治疗。之所以取得抗击新冠疫情斗争重大战略成果，一是在打科技战：进行病毒检测、掌握病毒传播规律、进行治疗药物的筛选、调整完善治疗方案等，与病毒赛跑。与此同时实行联防联控，切断病毒传播链条，实属现代高效的社会治理与古老经验的最佳结合。一些国家沦为疫情重灾区，时至今日至暗时刻仍未到来，不一定或一定不是科技方面落后或迟缓，反而是在第二个方面出了问题。这也印证了医学的政治属性以及与此相关的医学局限性：一种医学方法体系的强弱不仅取决于它自身的客观效果，还要看社会政治群体的理念是否容纳其背后的价值观。
其次，文化偏好影响医学。从历史的角度看，在不同的文化土壤上曾经孕育了各异的医学体系。现代科学医学没有诞生在中国，《白鹿原》中的冷先生称其治不了的绝症为“瞎瞎病”[8]9，我们多少可以理解为是对视觉局限导致的医学局限的一种诉说。在现实层面上，现代医学前所未有地延伸了医生的视觉，它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诠释了医学目标一致性的一面，但发挥作用的前提是获得文化的首肯。关于中西方文化差异，费孝通[9]曾这样描述：西方社会如同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把权利义务分得清清楚楚；我们的社会就像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群己界限模糊，克己是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德性。不同国度在疫情防控效果上的强烈反差给了全球化背景下生活的人类观摩和感叹文化差异性的典型素材，而且在这个问题上异质文化间彼此影响的效果甚微。在新冠疫情袭来时，中国举国同心，同舟共济，大批医务人员“无论生死，不计报酬”逆向而行。中国乃至属于中华文化圈的民众对于个人防护和行动限制具有很高的自觉，而西方文化培育的社会成员则更加推崇自由，专家、政治家的提倡收效不够理想，给医务人员造成本可以避免的工作负荷和精神压力，这些恐怕只能归咎于文化偏好。
3 对医学局限性的认知与超越
3.1 对医学局限性的认知
人的思想活动的主要动力是追求彻底和清晰的强烈愿望[10]，“确定性”是人的认识愿望满足时标准的成果形式。由于疾病对能力乃至自由的剥夺，相比于对其他生活困难的克服，人类将所有疾病“尽收眼底”并“一网打尽”的愿望更为迫切和强烈，当然要认识和接纳医学局限性也格外困难。
在传统社会，医学作为一种文化与无法更改的自然之间的边界在实践中是模糊的，但在人们精神层面是一种确定性的存在。这个边界出自被胡塞尔[11]命名的“视域”，医学所有认识和实践活动“都是从视域所描绘的那些界限中产生出来的”。医生的实践多依据前辈的教诲，“仍然为对象保留其在相关经验视域中的置身状态”,也沿袭他们的模样不苛求凭一己凡俗之力去做偶然在幻想中期待超自然的力量去完成的事情。小说《白鹿原》中的冷先生应白嘉轩请求上门救治在床上麻花一样扭曲着的秉德老汉，一招就让病人眼里有了生命回归的活光。但他坚持“有个再一再二没有再三再四”，在自己的招数用过两次后便执意告辞。秉德老汉醒来发觉屋里已无冷先生，便知自己的死期临近[8]7-8。虽为文学作品，但能够反映出在传统社会里医患间虽非情愿但也默契的共识：医生看不好病或看死了人那本是你不幸得下了绝症，不是医生的错。中国古人由衷感叹“人之所病病疾多；医之所病病道少”(扁鹊语)，“学医三年，自谓天下无不治之症；行医三年，方知天下无可用之方”(自孙思邈《大医精诚》)，此中大体可见横亘在那个时代人们心中的医学边界的标识，或曰医学与自然之间的精神界碑。承受失子之痛的英国画家路克·菲尔德斯何以用画笔把经治医生描绘成苦难关怀的模样而没有今天诸多暴力伤医者眼中的怨、怒或者恨，其核心原因就在这里。
作为现代科学重要体现的现代医学采取与视域无关的方法，能最大限度给人的痛苦状态找到钉是钉、铆是铆的证据，建立起体验与客观事实之间的因果链条，使用针对性的药物和技术手段，获得在视域束缚下所从未有过的能力感、自信心，并向世人展开全部消灭疾病的美好前景：只要愿意努力，所有疾病成为现代医学的俘虏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用现代思想的奠基人笛卡尔话来说，“如果我们对于疾病的起因以及大自然向我们所提供的所有药物具有足够的知识，我们也许可能免于头脑中和身体内大量疾病的侵袭，甚至可以避免衰老”[12]。1942年，医学史家西格里斯特[13]在谈到疾病与科学时说，“医学的终极目标——彻底消灭疾病——尽管相当遥远，但它不再是遥不可及的乌托邦”，这是一个忠于现代人思想实际的表述。人类是否应该将“彻底消灭疾病”作为医学的终极目标或者能否彻底消灭疾病我们可以暂且不论，随着实证性知识的迅速积累和一桩桩令人应接不暇的技术突破，“彻底消灭疾病”已然从乌托邦式的想法落地为一个现实追求的目标，甚至在这个目标遥遥无期时就已经迫不及待地把它作为一个现实的标准来要求医学和医生。2020年2月14日，民航总医院杀医案二审宣判，维持孙文斌死刑判决，此消息是在本次疫情过程中最能把医务人员的思虑从特殊状态拉回现实的一个事件。“疾病致人痛苦或死亡”本不言而喻，但否认这个真相很久以来似乎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我们处在崇尚专业知识技能的现代社会，患者常常把医务人员当作天使的期待缩略为技术层面的无所不能、有求必应，用马塞尔·德吕勒[14]的话来说，医生获得的尊重是社会习惯性给予的，与当代社会对技术精炼的优秀工人的尊敬并无二致，所不同的是医生司职于“身体-机器”。尊重似乎暗含着医患关系和谐的可能性，但此番一视同仁的尊重却悬置了医学的局限性，甚至埋藏着强医学、医生之所难的简单、粗暴与无理，平日里太多的医患失和与此相关。
3.2 对医学局限性的超越
人类本是一个休戚相关的命运共同体，护佑健康、与疾病作斗争是共同的责任。超越医学的局限性，不是强求医学做其力所不逮的事情或违背其自身的规定性，而是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与医务人员站在一起。
首先，医患须结共同体。医学的界限在终极意义上是一种经常性的存在，唯有医患相互信任、相互理解才会接近最理想的结果，这个结果既有事实层面的也有精神层面的。医学的局限性本是人类有限性这个普通事实的体现之一，只不过它发生在有人在忍受病痛折磨时显得异乎寻常、难以接受，实际上这种难以接受同属于医患双方，甚至医务人员的体会更甚。仅就对新冠疫情的体验而言，多数人从不断刷新的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危重病例、死亡病例等数字中判断疫情的严重性，想象一线医务人员工作的艰苦与危险。而那种与疾病拼死搏斗成功后的成就感、幸福感与败下阵来、失去自己病人的痛苦和无力感只属于这个特殊情境中负特殊责任的当事人。抗击疫情这个特殊时期能成就最最完满的医患关系。病毒是入侵者或曰罪魁祸首，是所有痛苦、困难的责任主体。疾病虽发生在个体身上，但它是整个国家、社会齐心要面对的当务之急，医务人员并不比患者对病毒了解更多，他们履职也具有更多的象征意义。事实上，疾病虽有轻重缓急，但它们与医、患三方的结构性关系始终保持一致，只是在平素里医患经常被简约为两个具体的个人之间的交往关系，其体验更加世俗复杂，费用、等待时间、对医疗服务不切实际的苛求等都会离间医患关系，医患共同面对疾病的角色定位极易发生偏离。所以，巩固医患共同体的任务始终艰巨。
其次，同构卫生健康共同体。我们不得不承认，医务人员与疾病的搏斗是用当下最好的办法，努力恢复已失去的健康，经常是在亡羊补牢，用经济学的标准去衡量也不是最优的方案。医学界的比喻尤为逼真：患者如同在泛滥成灾的河流上游的落水者，医生的角色则类似聚集在下游苦练打捞本领的人。一大半落水者死了，被打捞上来的也是奄奄一息。最糟糕的是，上游不筑牢堤坝，问题得不到彻底解决，医生会不堪重负，且事倍功半。一方面，我们从中读出医学重心从治病转移到防病的必要性，如中国传统医学所言的“不治已病治未病”。另一方面，医学固然应该预防疾病，但疾病是多种因素合力促成的结果，由国家、包括医疗行业在内的社会力量以及公民个人联合担负责任，健康权利方有希望充分实现，此为卫生健康共同体的理想状态。早在两千多年前，扁鹊的“六不治”中就包括“衣食不能适”，这是对把健康责任统统推给医生的一种伦理反抗。伴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尤其是住房、营养、公共卫生的改善，生活中显性的健康危险因素能够被人为排除掉，这对寿命的延长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现代生活存在更多不确定性因素，经济萧条、工作变故、环境污染、食品安全等会导致健康受阻。社会如何调节经济、就业，如何为弱势群体、贫困人口提供救助，如何号召各行各业参与为健康负责的统一行动都事关健康红利的多少。另外，很多疾病与生活方式高度相关，而个体的生活方式与行为取向与他们生活的社会阶层以及相应价值观密不可分。最佳的健康收益绝非仅由医生、药品或者营养品为个体健康提供保证，每个人须能够判断什么样的生活最有利于健康进而落实恰当的个人健康责任，自觉地将健康“权利”这个想法改换为维护自我和他人健康的道德义务。
在这次抗击新冠疫情的过程中，“一起加油”是一个出镜率非常高的词汇，包括医务人员与患者一起加油、医务人员与社会各界一起加油，全国人民与武汉、与湖北一起加油等等，卫生健康命运共同体也更为清晰地被人们认识到并取得高度认同。这些在非常时期被激活的东西，若在平静的生活中活性不减，便是苦难和考验的回馈。
参考文献
可上下滑动查看
[1]莫兰.复杂性理论与教育问题[M].陈一壮,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2]帕森斯.社会性行动的结构[M].张明德,夏遇南,彭刚,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44.
[3]本纳.普通教育学[M].彭正妹,徐小青,张可创,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18.
[4]萨顿.新人文主义[M].陈恒六,刘兵,仲维光,译.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41.
[5]玛格纳.医学史[M].刘学礼,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472.
[6]巴雷特.非理性的人[M].段德智,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40.
[7]福柯.临床医学的诞生[M].刘北成,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37.
[8]陈忠实.白鹿原[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9]费孝通.乡土中国[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28.
[10]奥伊肯.生活的意义与价值[M].万以,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27.
[11]胡塞尔.生活世界现象学[M].倪良康,张廷国,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37.
[12]赫胥黎.科学与教育[M].单中惠,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234.
[13]西格里斯特.疾病的文化史[M].秦传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165.
[14]德吕勒.健康与社会:健康问题的社会塑造[M].王鲲,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250.
原文标题：医学的经常性处境与超越向度，发表于《医学与哲学》,第42卷，第03期，第60-64页。
↓↓↓ 点击"阅读原文" 【查看原文内容】
图文编辑：于磊
源网页 http://weixin.100md.com
返回 医学与哲学 返回首页 返回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