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花男孩”北京之行何以遭遇差评？
2018/1/23 南都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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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难兴邦”的叙事框架一直是自上而下审视国情的主要视角；党媒操作也是程式不变，“灾难不是新闻”“救灾才是新闻”，稍微演变一下，就可以将灾难作为“坚强”的证据。所以，无论是认识框架，还是党媒惯性，都支持他们在冰花男孩这里重演那种固定的逻辑。现实地看，这种叙事方式可能比从前更强烈。
“冰花男孩”一家三口1月21日结束了在北京的活动，主角王福满看了天安门升旗仪式，去了长城，参观了警校等。这是他的一个愿望的实现，等于是心愿墙被认领了一下，所以才有北京之行。
但北京之行，陷入了两种定性当中，它们之间几乎是无法相容的。
一种是浮在舆论表面的，将王福满北京之行看作是“消费苦难”，是对穷人的“消遣”。更有甚者，将冰雪男孩的最新行踪作为“呈堂证供”，用以抨击操作单位的“无良”，进而将其抬升为批判政府的“武器”。
另一种则就事论事，认为这只是一次公益操作，是完成冰雪男孩到“北京看一看”的心愿，单纯是为了做好事，而不是“消遣”或“消费”，更不是为了将他一家作为论证什么的工具。
相较而言，前一种看法占据主动、进攻性的位置，核心论据是“消费苦难”，因而带着很强的现实批判色彩，很能说服人，尽管这种看法并不是新鲜的看法，也还是老生常谈。
后一种看法混杂在两个地方，一是操作执行机构那里，对前一种定性不作回应，专注于完成冰雪男孩的北京心愿。哪怕想要表达不同看法，也多数在阅读口径更窄的朋友圈，对过度阐释保持冷静态度。除了强调行动目的的公益性质，不去强行辩驳。
▲ 1月21日下午，姐姐王福美(左)、爸爸王刚奎(中)、“冰花男孩”王福满(右)接受记者采访。 ? 中国长安网
所以，怎么理解冰花男孩北京之行的差评？
概言之，对王福满北京之行的评价，延续的是舆论行为，所以就需要回到舆论脉络当中去了解。
1月初，冰花男孩的照片在社交媒体上传播，符合大众传播中“爆款”的指征：一是孩子形象，这是所有公益叙事当中最容易吸引注意力的代表形象；二是孩子在吃苦，所以它能激发出尽可能多的同情心——因为同情心的倾斜不需要门槛，所以能最大程度地凝聚人群注意力。
在经历短暂的信息传播之后，舆论对“冰花男孩”的定性进入竞争状态。这很关键，涉及到官民对传播现象的定义权争夺。
无疑，官媒的速度更快，它们迅速地给予了照片定性。具体来说，它从王福满的头顶冰霜与神态自若间的反差，提取出“坚强”的要素，进而将王福满的故事升华为“国人坚强”的例证。
官媒如此提炼主题，完全在预料当中，多难兴邦的叙事框架一直是自上而下审视国情的主要视角；党媒操作也是程式不变，“灾难不是新闻”，“救灾才是新闻”，稍微演变一下，就可以将灾难作为“坚强”的证据。所以，无论是认识框架，还是党媒惯性，都支持他们在冰花男孩这里重演那种固定的逻辑。现实地看，这种叙事方式可能比从前更强烈。
▲ 2015年8月12日天津滨海新区爆炸后，网友@妖妖小精 在微博上放出一张漫画“最帅的逆行”。这也是“救灾才是新闻”的具体体现。 ? 妖妖小精
对于官方定性，舆论的态度是抗拒接受的。
抗拒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正面否决“坚强”的叙事框架，将“冰花男孩”归结为贫困、教育投入不足，进而将王福满的形象当作农村义务教育的溃败象征。为了保卫这个立场，评论从撤点并校的政策后果出发，分析“冰花男孩”的出现是因为别有用心的并校恶果。
也就是说，如果王福满没有提出到北京看一看，也没有机构接下这个心愿，这件事也就到此为止——舆论中不可调和的官民立场也就稳当当地保存下来，这在许多次舆论事件中概莫如此。
有关机构决定实现“冰花男孩”的心愿，促成他的北京之行。于是乎，树欲静而风不止，舆论再度被动摇，刺激，激荡不已。
——将北京之行视作“消费苦难”，是舆论继续抗拒“坚强”叙事的表现，而且批判指向更加具体，从泛泛而言直指操办机构。从言论交锋的层面来说，这是一种辩论的技巧，那就是针对动机预设了一个负面的标签，再用道德压力传递给批判对象。后者的麻烦在于，只要一开始解释，就需要解释更多，从而陷入“自证清白”的乱麻当中。
——进一步，将承接王福满的心愿解读为“一种罪恶”。在一个无神论的国度里，这基本上触及道德批判的至高境界了。承办机构也许可以辩解说，“清者自清”“无非是圆梦”，用就事论事来对冲“消费”的责难，但很难去折冲“罪恶”，难就难在这里。
更主要的是，帮助冰花男孩实现北京之行，因为在内容安排上引入了“北京”“升国旗”“警校”等符号，进一步激发了舆论中对这一次“心愿众筹”的报复性评价。媒体报道中，王福满对警察工作的向往、观看升国旗时的仪式感、登临长城时流露的自豪感，行程结束时专门设计的新闻发布会等等，都是在非常直接地对阵舆论差评。
遂行冰花男孩看北京愿望的机构，以官方模板定格王福满的公益慈善之旅，给外界的感觉是沿袭了此前官媒的定性逻辑，甚至是有多拔高，给坚强的王福满制造了一个“北京”的背景板。
是可忍孰不可忍，社交媒体的评价陷入了冲锋陷阵一般的兴奋，不断抬高差评的理据，不断放大铺陈王福满这颗“棋子”的“棋局”。
王福满有不能承受之重，但因为“他还是个孩子”被轻轻放过，可也有人对着王福满穿戴制式防爆服的照片，提出诛心之论，“你看，他竟然想做警察!哪怕是做个城管也很可怕了”。
直播冰花男孩一家游北京，与召开结束时的发布会，成为“消费苦难”的两大证据，值得细细分析。
如果就事论事，将“冰花男孩”的北京之行，还原到原本的样貌，亦即：北京有机构帮助王福满实现到北京看一看的心愿。从公益慈善的操作上看，是可以讲得通的。
众筹心愿，帮助孩童实现具体的物质要求，是公益慈善行业中常态使用的行动方式。它的出发点在于，物质帮扶也是重要的，不能仅仅限于精神扶持，所以内容方式很简单，是在捐款人与受益人之间建立一种物质联系，从而将捐款行为多样化。王福满之前、之后，这种联系慈善两端人群的行为模式都不会消失。但不利在于，王福满去北京之前，“坚强”的叙事引起反感，激发出舆论中对这一解读的解构，公益的定位无法稳定下来，随即被引入社会评价体系，也就动荡不安。
农村孩童到城市家庭“结对”，也是多少年前就被用到的公益方式。它的考虑主要是体验式的，希望通过改换环境，来增强农村与城市人口之间的相互了解。但它的不足也很明显，就是在快速降临的“结对”中，城乡鸿沟一时难以跨越，心理上的尴尬导致城乡两边的结对人等都有变形的心态与动作，强弱分际，也会导致不好的观感。
但是，心愿众筹的模式一直在使用，即使城乡家庭的结对帮扶慢慢窄化为官方扶贫的方式之一，民间对心愿众筹的热情依旧高涨，并且深信不疑它的有效性。
冰花男孩玩赏北京的承办者，希望舆论理解这个行为模式，能够辨别“消费”与“帮助”的区别，可从实际情况看，有点难。这种难，一方面的原因是舆论中民间立场对官方拔高的强烈反感，另一方面也是批判者自身的惯性使然，在俘获新的批判材料方面，对时效性有着非一般的旺盛需求。在已经竖立了批判的靶子后，几乎没有什么不可以用来制作投匕。
一些具体的问题如下：
——为什么只是让冰花男孩去北京，这不公平。
其实，公平对公益慈善而言，只是在整体上有意义，比如作为政府投入的补充，从而实现“公平”。但在具体操作上，“公平”不是公益慈善行为最重要的考量，有的人筹款几小时几百万，有的人籍籍无名，拿不到一分钱善款。有的机构在一个地方投入动辄亿计的善款，对别的地方却很少支出。所以，以公平性来计较冰花男孩进京，不是最好的角度。
——他去看了升国旗，穿戴了警用装备，所以……
一个孩子向往首都北京，向往升国旗的场景，向往成为正义化身的“警察”——考虑到他经受的那一切教科书——这么设计人生稚嫩的理想清单，有错吗？或者说，怎么以最好的方式向他讲解复杂的现实？批判者假设了道德的洁癖——不对孩子“下手”——转而向帮助实现他愿望的那些人给予暴风骤雨般的痛斥，凌空虚蹈就可以拯救众生了吗？
其实，如果跳脱那个“中间立场”，一个问题在于：
当一件事发生，如果定性成为必须，除了官方的定义，能不能另有社会的定义——哪怕是破除官方定性，其实也是在被它牵引着走。即使是追打官派定义，也是无形中将其作为权威来对待，想要杀威，可社会的权威体现在那里？一件事出来，是不是总要向着官方说法，等着它的定义，而社会本身却无从确立，将追杀误作是“建树”本身。
当然，如果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
回到“冰花男孩”在路上行走的当初，在他进入教室、被老师手机拍摄的瞬间，回溯到社交媒体第一次传播他的醒目形象，他对他自己、对他人究竟有没有意味？意味着什么？萦绕王福满身上的，是一种先验的“苦难叙事”，一开始是花开两朵的，但民竞争不过官，夭折了，最终只能依附在官方话语的反面，落得“单表一支”的局面，点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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