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于华谈西安交大博士自杀事件:师生关系不是父母-子女关系
2018/2/1 南都观察

    

     经作者授权转载,原发于财新网

     郭于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全文2200余字,读完约需4分钟

     学术之路是艰辛之路,在特定的社会结构中更为艰难。学术的动力与精神支柱不能是外在的东西,权、名、利都是身外之物,不能支撑于久远。学术真正的动力只能来自于内心的热爱、学术的好奇与创造的冲动,来自于对未知的探索和对真知的渴望,来自于对世界的关怀和悲悯。

     这个题目缘起于西安交大博士研究生杨宝德同学自杀身亡的悲剧,这也是个一言难尽的话题。我做了将近20年导师,而且自己也是从本科生、研究生、博士生走过来的,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一个不满30岁年轻生命的殒灭无论如何都令人心痛,外人再设身处地也难以想象杨宝德的心灵经历了怎样的幻灭,而他的离去又会让他的家人亲朋承受何等重创。我们无法像某著名作家那样冷血和轻薄,一句“别太把自己当回事”了事;我们也无从辨析究竟“杨的导师应负70%责任,杨的女友负30%责任”是否符合实际;而事件背后的个人心态、师生关系,特别是教育学术体制的弊端才是更加紧迫的问题。

     在将近100年前,鲁迅写下《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新青年》1919年第六卷第六号),分析批评中国式代际关系“本位应在幼者,却反在长者;置重应在将来,却反在过去。”并进而主张:父辈对于子女“开宗第一,便是理解……第二,便是指导……第三,便是解放”。因而要“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此后幸福地度日,合理地做人”。

     将鲁迅所言父代与子代之关系扩展至师生关系,我想可以理解为双方都要有各自的担当。但是,那闸门我们肩得住吗?那宽阔和光明他们望得见吗?幸福度日,合理做人,我们和他们做得到吗?在被权力禁锢和操控的结构框架下,仅凭一己之力或者一些同仁同道同学之合力,我们确实无法改变当下的教育科研体制,尽管其不合理甚至完全无法操作的现实我们每天感同身受,每每感到除了无力,还是无力。尽管如是我们仍无法回避如下问题,在现实条件下,应有怎样的师生关系?作为导师和学生应当如何相处、如何作为?

     首先,师生关系不是父母-子女关系,不是师傅-徒弟关系,也不是老板-员工关系。

     现代教育中的师生之间不应沿袭传统社会中的师徒关系,如我的同事孙立平老师所说的拟亲属化的关系。师傅与徒弟,本是前现代社会中学堂、店铺、手艺作坊中的师生关系,“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学徒对师傅言听计从,还要担负许多职业之外的生活杂务。而这种情况从我读研究生的上世纪80年代直到今日,在高校中仍可见到。

     学术工作中的师生关系也不应是老板和雇员之间的关系。虽然现实中许多学科的研究生承担或协助导师的科研任务,导师发给劳务或其他名目的费用,因而许多研究生称自己的导师为老板,但毕竟他们之间并非公司或单位中雇主与员工的关系,也没有实质上的工作契约,而更重要的是师生之间本不该是雇佣关系。

    

     ▲ 学生学习与劳动的区别。 ? 劳动视野工作室

     前不久,本校一刀切地推行导师给研究生按月发放人头费(生活费?)的研究生奖助体系改革,遭到文科导师的强烈反对,许多导师没有这笔课题经费、也不需要研究生为自己的研究课题工作,这还在其次,关键是没有这个道理!这种“改革”是否合法、合理?又有什么逻辑和程序上的正当性?我们之所以反对这类强制性做法,是因为它错置了导师与研究生的关系,也改变了教育和学术的根本目的。

     师徒关系和雇佣关系的主要弊端之一是造成学生对导师的依附性。研究生学习阶段本是培养独立思考精神和自主科研能力的时期,而经济的、心理的依附关系必然毁伤学生的独立性和创造性。

     也有一类导师太过具有门户之见和过于自负,一心要做青年导师,渴望被簇拥甚至被膜拜,其实这也是上述师徒关系和权力欲望在学界的表现。殊不知这同样会戕害学术与教育之根本,也决培养不出真正的人才。奴才必不是人才,生不必不如师,这本是寻常的道理;如若学生无法超越老师,岂不是黄鼠狼下耗子一代不如一代,学术还有什么前景?

     进而,我一直认为师生关系就是师生关系,保持正常的师生关系就很好。而最好的、最恰当的师生关系应该是朋友关系,君子之交,所谓良师益友是也。平等交流,教学相长;切之磋之,乐在其中。朋友关系的基础是平等,即人格平等和法律面前的平等。当然说平等其实难以平等,虽然在更大的权力格局中,导师和学生都是弱势者,我们常戏称为“学术农民工”,但从更具体的权力关系看,导师相较于学生当然是占据优势地位的。正因为如此,导师应该有更多的担当;也因为如此,导师欺负学生,盘剥学生,潜规则学生,尤其是对学生的性侵犯更不可容忍。

     最后,还想对学生们说几句,实在也是老生常谈,每年有新研究生入学都会说到:学术之路是艰辛之路,在特定的社会结构中更为艰难。学术的动力与精神支柱不能是外在的东西,权、名、利都是身外之物,不能支撑于久远。学术真正的动力只能来自于内心的热爱、学术的好奇与创造的冲动,来自于对未知的探索和对真知的渴望,来自于对世界的关怀和悲悯。

     做出自主的选择,就要自己负责,无论出身寒门还是豪门皆是如此。学术研究的是求知求真的过程,也是精神历练自身成长的过程,独立人格,自由思想,自主意识,逻辑思维,认知能力是学生在学习阶段要发展壮大的心智品质。对自己的选择负责,就要在学习中成长,变得强大。在这一过程中导师能起的只是辅助作用,帮扶作用,学术志业,个人为本。当然有人选择追逐权势或随波逐流,也并非不可理解,毕竟现实如此,人各有志。以过来人的感受而言,追求学术的清明(韦伯意义上的),会获得内心的快乐。

     再多说一句,相比较而言,导师比学生的空间大,老教师比“青椒”的空间大,虽是自身亦不自由,但仍须思考如何尽力为学生保持并撑开更多的自由空间。所以,能多说一句就多说一句,能多做一点就多做一点,能多担当一些就多担当一些。

     近日刚刚上映的影片《无问西东》带给人许多联想和启示,片名来自于清华大学校歌中的句子:“立德立言,无问西东”。“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无论哪个时代都应成为教育和学术安身立命之本。让我们勉力而为:“爱我所爱,行我所行;听从你心,无问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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