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名医】罗荣城：无法割舍的免疫治疗梦
2015/9/22 医药经济报
人物名片
罗荣城
南方医科大学中西医结合医院院长、南方医科大学肿瘤中心主任、南方医科大学国家临床重点专科(肿瘤科)建设项目负责任人；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基金会副理事长，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审专家，CFDA新药评审专家，广东省医学会肿瘤学会主任委员。
当今，免疫治疗已经成为肿瘤治疗研究领域的热点之一，在2013年《Science》杂志评选的年度10大科学突破排行榜中，免疫治疗高居榜首，且近年来大量的肿瘤免疫治疗临床研究均显示出令人振奋的成果。
作为国内该领域的知名专家，罗荣城在时刻关注国际肿瘤临床治疗前沿学术研究方向的同时，也在一步步实现着自己打造全国知名肿瘤免疫治疗中心的梦想。“目前的肿瘤治疗，手术、放疗、化疗还是主要方法，免疫治疗是否可以称为‘第四大疗法’，我觉得可以更乐观一些，免疫治疗的重要性越来越凸显，未来极有可能成为第一大疗法，而手术和放化疗则退居辅助。”说到评价免疫治疗的临床地位时，罗荣城的神情显得非常激动。
临床需求呼唤药审提速
《医药经济报》：以Car-T技术为代表的细胞免疫治疗如今可以说是全球瞩目，尤其是艾米丽·怀特赫德(Emily Whitehead)的痊愈，可以说是让人们看到了彻底治愈癌症的曙光，但可能存在的一些治疗风险该如何应对?
罗荣城：临床证明，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免疫疗法(CAR-T)疗法在血液系统肿瘤取得了重大的突破，各种类型的白血病、淋巴瘤、神经胶质瘤都有极其优异的疗效，但在临床治疗过程中的确需要注意不良反应，包括细胞因子释放综合症(sCRC，细胞因子风暴)、发热(三级)、低钾血症、中性粒细胞减少等。
随着Car-T在临床中的不断应用，相关不良反应的应急处理经验也在逐渐积累，尤其是致命性“细胞因子风暴”，糖皮质激素或IL-6R抑制剂的使用已经可以有效应对，其他风险亦可对症处理;值得注意的是，CAR-T临床推广应用需要解决的问题还包括载体设计问题(受体的选择、自杀基因的引入)、体外操作规范问题(病毒的选择、转染和GMP规范)、临床应用规范问题(细胞数量、输注间期和周期)、副作用处理问题(糖皮质激素和IL-6R应用的时机问题)、治疗的个体化问题及治疗后临床免疫学评价问题。
《医药经济报》：新技术、新靶点、新药物的确给临床治疗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面对近年来免疫靶向治疗的快速发展，与早期相比较存在怎样的区别?
罗荣城：生物标记物(Biomarker)研究是转化医学当中重要的一种模式，就是找到生物靶点，再根据靶点去研究相应的药物，最终转化成为病人的治疗方案。目前业内最为关注的PD-1、PD-L1、CTLA-4这3个是“免疫检测点”，T细胞功能被这3个免疫检测点“刹车”刹住了，而这3个“maker”是免疫系统活化的重要环节，决定了T淋巴细胞的活化，相对应的抗PD-1、PD-L1、CTLA-4单抗药物，也是药物研发和市场非常关注的领域。
实际上，靶点有的是在癌细胞上，有的是在免疫细胞上，早期的靶向治疗主要是利用抗体直接封闭肿瘤细胞膜表面相关抗原，如CD20、CD33、CD52，但这些抗原在正常淋巴细胞中也有表达，所以，抗CD20抗体等药物会严重影响机体的免疫功能。正因为新靶点、新药物给癌症的临床治疗带来了“革命”，因此，患者对于新药物的临床需求十分迫切。
《医药经济报》：抗肿瘤药物研发领域的竞争极为激烈，这也源于旺盛的临床需求，仅PD1单抗就有多个跨国药企研发，国内也有药企开始聚焦PD-1、PD-L1单抗研发，您如何看待肿瘤免疫靶向药物研发的现状?
罗荣城：国内药物研发，尤其是创新生物药研发技术已经愈发成熟，比如易瑞沙、特罗凯还有埃克替尼都是机理完全不同的药物，但都作用于EGFR，国产药物埃克替尼临床使用也十分广泛，且我们有自己的品牌，有自己的知识产权。据我了解，目前国内药企已经有PD1单抗进入Ⅱ期临床，更多进口靶向药物也在积极进入中国市场，但受限于新药注册审批的速度，中晚期肿瘤病人真正获益恐怕有待时日。
在精准医学的语境之下，人种差异是一定存在的，这在肺癌EGFR事件上就可以看出，不同人种区别非常之大，进口的PD-1、PD-L1、CTLA-4药物是否适合在中国人身上使用，国家有关部门对其严格管理也是可以理解，但对于中晚期肿瘤患者来说，时间就是生命，新药审评审批提速确实十分迫切。
《医药经济报》：既然新药使用如此迫切，您认为会不会有研究者通过发起临床研究招募患者的途径，让有需要的患者尽快使用这些药物?
罗荣城：国内的患者的确非常盼望新药能够给他们的抗癌治疗带来福音，对于还未上市的药物，有部分患者为了能尽快用上可能会选择去中国香港、印度辗转购买，或通过医疗旅游的方式直接前往欧美进行治疗，但这些都是患者自愿的行为，是自主选择的结果。
对于国内是否可能通过研究者发起临床研究招募患者使用新药，我认为这个途径不可能，如果CFDA没有批准，研究者不会发起还没有上市药品的临床研究的，企业也不太可能资助这类研究，因为这类药物的科研成本非常之高；因此，还是要等到新药完成注册临床试验，真正上市之后才可以使用，所以说，解决临床用药供需矛盾的关键还是提高新药上市速度。
■编辑 郑智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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