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城市，其实并没有那么好
2019/7/24 22:45:00理查德·佛罗里达 笔记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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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来源：本文为中信出版集团出版书籍《新城市危机》读书笔记，笔记侠作为合作方，经出版社授权发布。
作者简介：理查德·佛罗里达，美国著名学者，创意阶层集团创始人、世界著名创意经济学家。
封面设计 & 责编 | 智勇
第3908篇深度好文：4239 字 | 8 分钟阅读
读书笔记·战略
本文优质度：★★★★★+口感：蜜桃味夹心糖
笔记君说：
在一线工作过的人都知道，刚领到工资，转手就交给了房东，甚至有人说：我其实是在给房东打工。那么，面对超级大城市的高生活成本，我们应该怎么办？
文中，或许有你想要的答案。
以下，尽情享用~
近年来，年轻、受过教育、富裕的人重新奔向城市，促进了城市的复兴与繁荣，扭转了几十年来郊区人口迁移和城市衰落的趋势，但是住在城里的成本显著提升，不少穷人与中产阶层被迫搬到生活成本相对较低的其他地方，还催生了一系列棘手挑战：生活档次高档化，生活成本难以负担，不平等加剧等。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城市发展却停滞不前，原本随处可见的中产阶级居民区正在消失，导致中产阶层普遍萎缩。
对此，美国著名学者理查德?佛罗里达在《新城市危机》一书中指出，“回归城市”并没有看上去那么好。
大城市的问题只是在当今城市化知识经济深刻危机背后的表象，收入不平等加剧和贫富差距扩大势必会减弱社会的流动性和制约经济长期增长。
《新城市危机》一书为我们的经济弊病做出了引人注目的诊断，并且为所有希望增长与繁荣更具包容性的城市提供了一个大胆的处方。
佛罗里达指出，要提高生产力、实现惠及全民的城市化发展，可以围绕以下七个方面铺开新战略。
一、将聚集力变成发展助力而非阻力
佛罗里达认为，聚集力是经济增长的关键驱动力，如何有效利用聚集力来最大化潜在的经济和社会效用至关重要。
正如我们看到的，问题的症结是城市土地关系：越是需求旺盛的地方，土地越是稀缺。我们无法创造出更多土地，但我们能提高土地开发的密度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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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实现更密集和更聚集化的经济发展，最有效的方法是降低目前对房产税的依赖，以土地价值税取而代之。
房产税以土地及其上面的建筑物为征税对象，而土地价值税以土地本身的基础价值为征税对象。这样能极大地鼓励不动产持有者最大化地利用土地。
按这一税收制度，在今天的城市，未开发的地面停车场会被征收极高的税，小型公寓楼的税率较低，较大公寓楼的税率更低。这种税收制度激励业主提高对城市中心土地的利用效率，从而提高城市密度和聚集度。
此外，在目前的房产税制度下，土地和房屋所有者不仅没有动力提高房地产开发密度，还能从邻里升级和房地产升值中获得超额回报。
另一个有趣的想法是，通过地方税收政策来团结邻里，共同促进社区新发展。这一基本理念称为“增值税本地转移”，它允许社区居民分享新发展带来的税收收入——比如在一段时间内抵扣和减少居民自己缴纳的房产税。
虽然这样改变国内税收制度看起来很有政治难度，但土地价值税得到了众多经济学家和正反两派城市学家的广泛支持，它能让更多房屋被建在真正需要的地方，提高城市的密度和聚集度，使城市和经济更强大。
二、用基础设施投资提高密度并促进发展
基础设施是解决城市问题必不可少的一个要素，对其进行良好规划和战略性投资，能扩大聚集发展的规模，帮助更多地区实现聚集化发展，并加强偏远地区与城市聚集发展地区之间的联系。
美国对公共交通的投资少得惊人。在纽约这样的城市，公共交通基本都是 100 多年前遗留下来的产物(纽约和伦敦的大规模公共交通基本都建成于汽车出现之前)。实际上，正是由于公共交通便利的地方十分稀缺，地铁和公车站附近的地价和房价才如此高昂。
研究显示，有公共交通的社区让居民的通勤更便捷，从而更容易实现经济地位的向上流动。扩大公交系统能增加这种社区的数量，让更多人，特别是相对弱势群体得以享受这种便利。
此外，公共交通基础设施还有利于扩大城市外围。高铁等更好更快的公共交通能极大地扩张城市地区的通勤和工人居住范围，让他们能住在廉价地段，去更富于生产力的地段工作。
而政府也应当减少以修建公路的方式给汽车的直接补贴，使公共交通领域重回平衡。比如伦敦等城市已经开始征收交通拥堵费，让汽车驾驶者付费使用繁忙道路，解决交通、散漫扩张和污染问题。
未来，自动驾驶汽车、电动汽车和优步、来福车等线上按需运载平台将在城市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我们仍需要公共交通作为连接网，提高城市聚集度，建设更多让人住得起的密集的多功能聚集社区。
最后，重点不是选择哪种交通方式，而是要确保有足够的基础设施来承载居民交通、提高城市密度、让更多人有房可住，以及刺激整体经济发展。
三、修建更多经济适用的租赁房屋
廉价住房是解决新城市危机的第三个关键要素。
在最昂贵的城市中，除了社会经济状况最好的 1/3 人口之外，其他人几乎都无力承担高昂的住房成本。缺乏廉价住房已经成为城市发展和经济运转的绊脚石。
为此，已经出现了人口从郊区独立屋向多家庭租赁屋转移的现象，可称之为“大住房重置”。房屋租赁比住房自有更能满足城市化知识型经济的需要。
租房者更倾向于住在工作地点附近或者乘坐公共交通上班，而郊区自有房屋者则倾向于长距离开车通勤。增加租赁房屋、减少独立屋不仅符合城市聚集的需要，还能强化这种能促进创新和经济发展的城市聚集。
尽管如此，很多租房者都承担着极高的房租负担，陷入房租上升和收入下降的死循环中。
因此，应重新分配联邦住房补贴，向真正需要的人倾斜，更多地补贴经济状况较差的租房者，而不是经济状况较好的自有住房人群。这样有助于扩大租房需求，鼓励建造更多公寓楼并促进聚集化发展。继续补贴独立屋业主的不平等政策，只会带来更多散漫扩张，破坏密度和聚集度，给经济造成巨大的其他成本。
这些措施与理性的土地使用政策改革、交通系统投资结合在一起，能鼓励社会建造更多价格低廉、聚集程度较高的公寓楼和出租屋，但仍不足以解决经济状况较差人群的住房负担问题，特别是在昂贵的超级城市。
关于如何为真正有需要的群体提供廉价住房已经有很多政策建议了，如扩大租金调控范围、修建更多政府补贴住房和所谓的包容性区域划分——开发商必须修建经济适用房，才能开发更大、更高和更高端的住宅项目。虽然这些政策的目标很美好，但它们成本高昂、效率低下。
因此，要帮助真正有需要的人，最有效的方法是提高他们的收入，不论是创造更好的就业机会，还是以住房抵扣的形式直接提供政府支持，甚至通过更广泛的支持政策，比如用负所得税保证基本最低收入。
四、将低薪服务业工作转化为中产阶级工作
要同时实现提高密度、增加交通基建投资和修建经济适用房三项措施已经十分困难了，但即便如此也不足以彻底解决新城市危机。
现在美国经济就没有足够多的高薪工作来支持新中产阶级，我们需要更多较高收入的就业帮助人们脱贫，提高居住质量。
另一个获得广泛支持的政策提议是让更多人上大学。它背后的基本理念是对的，即教育水平越高，收入就越高。但这个措施也很难帮助中产阶级恢复昔日荣光，因为美国经济没有足够多的知识工作岗位——只有 1/3 的劳动力在从事高薪知识型和专业型创意阶层工作。
我们可以先从提高最低工资入手。鉴于全国各地的住房成本迥异，调整最低工资标准时应考虑到地域差异，就像其他根据通货膨胀率调整的政策一样。
我们还需要共同努力来把大量低薪服务业工作变成能养家糊口的工作。
工资的提高虽然会导致成本上升，但也能提高生产力和利润。工资福利较差的工人缺乏工作积极性，工资低的企业往往要为高人员流动性问题付出高昂代价。
全球顶级制造企业很久以前就发现，支付高工资、提高员工工作参与度可以激发创新、提高工厂生产力，对企业发展大有裨益。
其实，升级服务业工作不一定需要政府的直接干预。由于问题部分在于很多企业都没有意识到升级服务业工作能提高生产力和利润，因此政府可以仿照从前在农业和制造业扩张项目和鼓励私人部门成就的奖励项目(如美国波多里奇国家质量奖)中扮演的角色，帮助宣传经济中相关的最佳实践。
最后，创造新中产阶级意味着我们大部分人将为服务支付更高的费用。可以再次参考罗斯福新政时代——大萧条后，美国人集体为汽车和家电支付溢价，从而创造了中产阶级群体。
如果过去我们愿意为那些耐用商品支付溢价，支撑起我们父母辈的中产阶级，那么现在我们也可以给那些帮我们照顾小孩和老人、给我们提供重要服务的人支付维持基本生活的工资，从而创造一个新的中产阶级。
五、通过对人和地方的投资消除贫困
新城市危机最危险的部分可能是城市和郊区中长期集中贫困的蔓延，要解决危机就必须直面这一问题。我们目前有两种消除贫困的方式：
一种方式“基于人”，为贫困家庭提供资源，或帮助他们搬到更好的新社区；
另一种方式则“基于地点”，通过投资于学校、提供社会服务和降低暴力犯罪来改善贫困社区状况。这两种方式都应为我们所用。
要解决数十年的长期贫困问题还需要对贫困社区进行全面、协调的地区投资。而解决城市的学校问题是消除长期贫困的重中之重。
很多贫困社区的学校都存在资金短缺问题，无法为学生提供知识经济所要求的维生技能，辍学率持续升高。教育是人们向上流动的关键途径，低质量学校会导致贫困家庭及其子女被困在贫困的代际循环中。
对此，最直接的解决办法就是为每个人提供最低工资或全民基本收入保障。而最有效的办法是通过“负收入所得税”将部分税收返还给贫困人口，满足他们的基本生活需要，这种方法比名目繁多的住房、食物、儿童支持等直接援助项目都更经济有效，也省了很多官僚主义的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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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消除贫困，负收入所得税还有诸多益处。它为从事着养育子女、照顾生病亲人等零报酬工作的人提供了支付机制。
承诺最低收入还能作为低成本原始资本，给创业阶段的人足够的资金来支撑日常生活。这种收入重新分配机制最终能起到降低不平等和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
利用负收入所得税、按当地生活水平调整的最低工资和上述其他方法，我们可以构建一个新的社会安全网，降低城市化知识经济的不平等。
而新经济结构产生后，还要经历一个漫长历程才会出现相应的社会福利机构与公共政策，消除新经济结构带来的不平等，并创造强大的中产阶级。
为此，我们必须建造一个新的社会安全网，解决城市化资本主义日益加深的不平等问题。
六、与世界一起促进城市繁荣
新城市危机并不止步于一个国家的国界。因此，国家应该发挥更广泛的世界领导力，在全世界城市化高速发展的地区打造更强大、更有弹性的城市。
将综合的城市政策和外交与国际发展政策结合起来，对一个国家益处良多。仅从自身利益出发，在全球建造中产阶级人口众多的发达城市能帮国家打开新的商业市场。
更重要的是，在长期不稳定地区建造强大和有弹性的城市，有助于实现重要的外交、军事和人道主义目标，如打击恐怖主义和缓解迅速发酵的难民危机。
城市稳定不仅能促进经济发展、提高居民生活质量，还能提高世界的安全性和包容性，并减少暴力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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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全球恐怖主义滋生的衰败国家都是城市化水平最低的地方。军事干涉本身很容易摧毁大城市，并让人口更加分散，带来城市化水平和稳定水平双双降低的恶性循环。在这些分裂地区建造稳定的城市能让世界变得更安全。
此外，国家还应考虑支持难民城市的发展，让它们更好地利用难民的才能。比起我们现在做的(如协助修建难民营)，这种方法对于解决全球难民危机更有效、成本更低，也能让难民如愿待在离家更近的地方。
其实，把国家的外交与国际发展政策的重点从“国家重建”转化为 “城市重建”有很多好处。
帮助发展中国家建造人口更密集、更清洁、能源利用率和生产率更高的城市，有利于降低贫困，加强全球稳定性，并创造更强大的全球中产阶级。
市长等城市领导者管理着全球经济体中越来越重要的权力中心，与他们建立新型关系也有利于提升国家的软实力。
七、授予城市与社区更大权力
佛罗里达以美国为例，认为联邦政府和城市之间应建立新型关系，联邦对城市的投资应该交到市长和当地官员手中，因为他们才是最了解如何有效利用这些资金来发展本地经济和解决本地难题的人。
他指出，美国的市长和社区领导人现在应当积极争取权力，以便更好地管理社区，因地制宜地解决本地问题，这种战略既能发挥本地创新和问题解决机制的优势，也能适应各城市不同的能力和需求。
以基础建设为例，人口密集的城市地区需要更多公共交通，而人口更稀少的地区需要更多道路和桥梁。因此赋予城市、郊区和社区更多自主权来处理它们各自的问题就是佛罗里达的最后一个建议。
综上，我们必须认真应对新城市危机这一当今时代的核心危机，才能让经济重回正轨、激发新一轮创新浪潮、创造充足的就业和经济机会，并且消除日益深化的经济鸿沟。
最后，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唯一出路是城市化的发展，而不是倒退。人在社会中的聚集推动了人类发展的每一步。现在 “城市主导增长”的基本逻辑更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站得住脚。
虽说实现这种新型城市化是可能的，但它绝不会自动发生。我们是选择赢者通吃城市化带来的分歧和矛盾，还是选择更全面、更公平的惠及全民城市化带来的希望？
这就是我们时代的决定性问题和面临的斗争。
*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笔记侠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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