练好基本功，稳抓4大新机遇
2019/9/5 22:45:05项兵 笔记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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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来源：2019年8月17日，在长江商学院首届京津冀论坛上，长江商学院创办院长、中国商业与全球化教授项兵进行了主题为“全球大变局中国新时代：培养新生代管理人才的探索”的精彩分享。笔记侠作为合作方，经主办方和讲者审阅授权发布。
笔记达人 | 飘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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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83篇深度好文：5914 字 | 12 分钟阅读
活动笔记?宏观趋势
本文优质度：★★★★★ 口感：滇红
笔记君邀您，阅读前先思考：
我们为什么需要B类企业？
中国经济发展的潜能如何释放？
很高兴和大家分享我对当前经济发展形势的思考。
我的演讲分四部分，第一部分是对世界大变局的观察；第二部分是中美贸易摩擦问题及可考虑的应对之策；第三部分是中国新时代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最后谈谈长江商学院培养新生代管理人才的探索。
一、世界大变局：改变世界格局的重大变革
当前世界，正处于多重变革和拐点汇集于一点的大变局时代。
突出的变革包括：颠覆性技术及创新、经济发展模式的变革、全球贸易与投资体系重构等。我认为，这么多巨大的变革聚焦于一点，在人类历史上可能是第一次。
1.全球发展模式
从发展模式来看，在新自由主义模式下，美国的发展局限性不断暴露，主要挑战来自于相对突出的收入与财富分配不均问题，以及日趋明显的阶层固化。
新自由主义之后，发展模式何去何从？对此，美国国内存在大量争议，且至今也没有找到一个共识。
欧洲的发展困境主要源于以下几点。
首先，欧洲面临来自美国等新自由主义经济体的竞争压力。
其次是人口老龄化、主权债务危机、阶层固化等问题。欧洲的福利非常好，但是阶层固化严重。
另外，欧洲国家在经济上相对缺少颠覆的力量与创新，导致过去二三十年间，欧洲没有焕发新的活力。
对于中国而言，我们的经济在很多行业还有发展空间。
按我的研究，我们的企业生态体系以家族企业(我称之为A类企业)和国企(称之为C类企业)为主，很少有B类企业，即像IBM、西门子这样管理权、所有权分离，超越家族控制、股权分散的具备现代企业制度的企业。
目前为止，亚洲国家的现代企业，大多是家族企业和B类企业的组合。
没有B类企业，很难做到集天下英才为我所用。国企在吸引人才方面有一定的局限性，家族企业在吸引全球人才方面也有天花板。
2018年，我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商学院院长做了一个小时的对话。她曾任奥巴马总统经济复苏顾问委员会成员、克林顿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我问她美国经济工作的聚焦点是什么？
她说我们的聚焦点从来就没变，就是如何把美国打造成为一个公平、透明的社会。
我认为，若想搭建以创新为主的经济生态，聚焦点可能是公平透明的平台建设，这样才能把我们的智慧和资源都投在创新上，从模仿走向创新。
2.科技进步与颠覆性创新
过去30多年，全球经济飞速增长的一个重要推动力量是新技术的广泛应用。它们促进了商业模式创新，催生了很多商业颠覆力量。
美国和中国在这些方面的表现尤为突出，社会经济发展成就也更为强劲。
欧洲相对缺乏在经济上的颠覆力量，经济发展缓慢。
全世界范围内的创新和创富能力的不对等带来了一个全球性问题，即经济发展能力的全球失衡，导致财富分配严重不均。
现在看，当前正处于一个全球科技大变革的时代，很多科技都发展到了临界点，如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虚拟现实、新能源、新材料、生命科学等。
当我们期待这些技术创新能为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何种财富时，我们也要考虑创新和创富能力不对等带来的经济失衡问题。善于驾驭技术创新的人群，可能会因此创造出更多的财富。
但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蓝领和部分中产的工作，可能会逐步被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等创新技术和应用所替代。
如此一来，在一次收入分配环节就会产生日趋严重的失衡问题。如果政府希望避免严重的贫富差距问题，就可能需要通过二次收入分配来调节。
科技创新带来的颠覆毋庸质疑，中国企业必须跟得上，并且同时还需要关注颠覆性科技带来的社会变革，这其中包括资源分配不均与可持续发展等问题。
我认为，商学院有责任引导科技创新成为社会进步的正能量，减少它负面的影响。
3.全球贸易和投资体系的重构
中国和美国在对全球投资贸易体系的看法方面确实有差异。
美国从奥巴马时代一直在推进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和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我们国家也做了一系列的努力，包括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一带一路”倡议、上海自贸区等，部分原因也是为了应对美国主导的TPP和TTIP所形成的新投资贸易体系带来的新挑战。
近期的重大变革是美国“退群”。
美国“退群”以后，日本的作为有可圈可点之处。
日本领导并完成了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谈判。同时，日本和欧盟达成了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现在日欧已形成世界上体量最大的自由贸易区之一。
这些行动奠定了日本在参与全球贸易与投资体系重构中的话语权。
欧盟是全球商品贸易的重要阵地，欧盟在全球商品贸易额中的占比接近32%，而中国和美国各占11%左右。
整体看来，全球形成新WTO的难度越来越大，未来我们可能会看到越来越多的双边、多边和区域性贸易投资协定出炉。
因此，在商品贸易中我们可能要高度重视欧盟这样超大体量的伙伴。
二、中美贸易摩擦及可考虑的应对策略
1.美国对华政策的演化
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定位发生了巨大变化。
克林顿时代，中国被定位为战略伙伴关系。
小布什时代，中国是美国的战略竞争者。
在奥巴马时代，接触与遏制并行。
到特朗普时代，第一次把中国界定为修正主义国家，同时是美国的全球竞争者。
不过，美国是一个非常多元的国家，并非铁板一块，尤其在中国拥有大量投资的美国企业，是真正亲华的力量。所以在中美关系方面，还有很多交流空间。
2.整合儒家经济圈
在应对中美贸易摩擦方面，除了交流、谈判，我们也要整合儒家经济圈——即东亚地区与儒家文化有深厚渊源的各经济体，包括中国大陆、港澳和台湾地区，日本、韩国、新加坡和越南。
这些经济体尽管现有的政治体制和发展阶段不同，但历史上长期深受儒家文化影响，民众对儒家价值观有广泛认同。
从战后的日本经济起飞开始，儒家经济圈各经济体均有不俗的表现。
根据IMF的数据，2015年，儒家经济圈的经济总量已经分别超越美国和欧盟，成为全球GDP的第一大贡献者。
2018年，儒家经济圈名义GDP达21.6万亿，高于美国(20.5万亿)和欧盟(18.8万亿)，占全球GDP的25.5%。
2019年《财富》杂志评选的世界500强企业中，儒家经济圈企业达200家，占比达40%。
在1960年被世界银行列为中等收入国家的101个经济体中，截止2008年，仅有13个国家和地区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其中有5家来自儒家经济圈，包括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
儒家经济圈内，现在需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剩下两个，一个是中国大陆，一个是越南。
综合上述经济表现，整体来讲，我对儒家经济圈的未来充满信心。
中美贸易摩擦是一个长期问题，将来可能会拓展到金融摩擦、科技摩擦、教育摩擦甚至更广的领域。在新形势下，我们更应该重视儒家经济圈的战略意义。
除了儒家经济圈自身具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增长潜力，其意义还在于我们可取势于儒家经济圈成员经济体已达成的双边/多边经贸协定，增强中国在参与全球贸易与投资体系重构中的话语权，更好地应对中美贸易摩擦。
同时，成功整合儒家经济圈，也是文化自信的一个重要实践和体现。儒家经济圈的深度融合，可能有利于促进大陆和台湾的和平统一。
3.进一步深化和欧盟合作
欧盟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系，商品贸易居全球首位。深化中欧经济合作，本就对中国意义突出。
而当前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更为中欧合作创造了一个难得的窗口期。美国的贸易打击对象覆盖了欧盟在内的全球诸多经济体。
同时，美国挑战国际规则、不尊重国际组织，践踏国际秩序的行为，让欧盟精英深感不满。
美国和欧盟之间出现史无前例的裂痕，这为中国与欧盟形成“统一战线”创造了机遇。
基于此，中国与欧盟应深度合作，联手捍卫国际贸易秩序和国际组织尊严。
同时，为应对美国对华贸易战与科技封锁，中国可加快与欧盟在科技创新和应用方面的合作，中国有巨大的市场潜力、资金实力、技术商业化能力和完整的制造业产业链，这为打造中国与欧盟“双赢”局面提供了有利条件。
加快深化与欧盟的合作，也是我们在考虑中美贸易摩擦时的一个应对之策。
三、中国新时代：机遇与挑战
1.机遇
从国内经济发展的新动能来讲，我们有多方面的潜力可以进一步释放。
第一，新自由主义的余热
很多行业有进一步放松管制的空间，从这一点来讲新自由主义的余热是巨大的。目前我们还有多个行业由国企垄断或主导，增长空间是巨大的。
这是美国所没有的。美国必须通过创新才能产生增长，而我们还有其他选择，这是差异。
第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指淘汰落后产能，加快传统产业的优化升级；发展先进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及重大产业技术突破；加快重点价值领域的突破，迈向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
第三，颠覆式科技创新
实现科技创新的难度或高于商业模式创新的难度，且过去我们以模仿和应用为主；未来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新技术的开发和应用，将产生难以估量的颠覆式经济力量。
第四，中国企业深入全球化
“一带一路”倡议确实激发了全球性机会，中国经济整个基本面应该说还是被全世界羡慕嫉妒的。
除此之外，我们还有着众多的华侨和全世界最大的留学生群体，即使反全球化、逆全球化、单边主义、民粹主义兴起，我们的全球视野还是越来越宽阔。
2.中国企业的战略转型
长江商学院创办的第一天起就强调全球视野、全球价值对接能力、全球资源的整合、全球的责任与担当。
2002年，我就提出，没有全球视野和全球担当，中国在全球的崛起是有困难的；全球视野和全球担当是必要条件。今天再谈，大家可能感触更深。
我们给马来西亚政府做了六届培训，一般是一、两位官员，带着三十几位企业家。
我出席第六届毕业典礼时，遇到一位官员说：“马哈蒂尔当选总理以后，到你们投资的场地看了一下，发现所有的工人都是中国人，连保安也是中国的，特别不高兴，随口就说了‘新殖民主义’”。 这件事对我的触动很大。 第一、中国企业国际化的时间很短、经验很少，不能把我们的标准抬高了，先学会走才能跑。 第二、我们确实应当意识到关于全球担当的问题。 我跟他分享了我的经验：
1994、1995年我给大量在中国投资的企业做培训，大概有10%的外国人，80%到90%的中国人，所以当时欧洲和美国进入中国带来的是资本、技术、管理，给我国做出了大量的贡献，包括培养了一批优秀的管理者。
目前，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时候，对于全球担当的认识还有不足，对于真正实现全球担当，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比如在“一带一路”的落地过程中，如果中国企业的责任和担当跟不上，我们的倡议也将受到非常大的限制。
社会责任不是宣传，不是天天做广告，而是发自内心的人文关怀——对当地社会做了什么，如何通过利他来实现利我，这样的企业才有可持续性，“一带一路”倡议才能得到发展。
除了创富以外，发展需要以更多的兴趣爱好、好奇心与担当来驱动。
如果做事是源于好奇心，那么往往可以三十年、四十年盯住一件事。美国的创新之所以令人望其项背，便是源自好奇心的驱动。
不能什么挣钱追什么，没有耐心和定力，缺乏对真正核心技术的专注。
价值取向过去说了很多，将来更为重要，创新没有定力是不行的，所以在心态和价值取向方面必须要作出一系列的调整。
还有企业生态体系，我们必须拥有一批B类企业。这些B类企业不同于家族企业和国有企业，它有开放和包容的态度，这样才有可能做到天下英才为我所用。
同时，要练好基本功。
中国企业的基本功差一点，要虚心向世界学习，我们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但是，截止目前，还没有一个来自中国的管理理念能够风靡全球，美国贡献了很多原创的管理理念，日本也产生了不少，这是我们需要继续学习的。
面向未来，我们要构建“清”和“亲”的新型政商关系，只有更为重视公平、透明，企业家才会聚焦于创新。
这个价值取向不改变的话，中国要变成创新驱动的国家是很困难的。
四、长江商学院培养
新生代管理人才的探索
长江商学院面向未来、服务中国的初心是不变的，同时，长江商学院要在未来五年到十年成为全球影响力最大的商学院之一，也需要服务全球。
长江商学院如何服务全球？通过培育新生代的经济上的颠覆性人才。
除了具备全球视野与担当，新生代的颠覆力量要拥抱科技创新，同时重视社会创新，重新界定社会责任，通过社会创新解决三大社会问题：收入和财富不均、社会流动性下降和可持续发展的挑战。
2015年始，我们陆续和腾讯、百度、京东等国内最优秀的新生代企业合作，聚焦于培养独角兽和即将成为独角兽的公司，这是我们的起点。承担这些项目的长江创创社区，目前又开展了与国内外顶级VC的合作、与软银和微软的合作。
2016年4月，我们和哥伦比亚大学工程学院成立了“长江创新中心”，促进科技创新与商业创新的融合，释放跨界创新动能。 2016年9月，长江欧洲办公室推出了“启航中国”项目，或已成为欧洲影响力最大的创业创新平台。 2017年6月，长江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松山湖机器人产业基地合作，推出新生代的智造创业MBA项目，关注科技创新。 2018年9月，我们和联合国企业司签订了五年战略合作协议，为全球培养经济上新生代的颠覆力量。联合国企业司很少和院校签订合作协议，但是和长江商学院达成全球战略合作关系，致力于为全球培养新生代的颠覆力量。 2019年6月，我们启动了中文MBA项目，为中国培养新生代的经济上的颠覆力量。
长江能发展到今天，唯靠创新精神。这个创新不是热衷于排名和认证，而是致力于全球性问题的解决，贡献积极的、富有建设性的、引领性的中国智慧。谢谢大家。
*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笔记侠立场。
主办方简介——
长江商学院成立于2002年11月，是由李嘉诚基金会捐资创办的拥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非营利性教育机构。
长江商学院以“为中国和世界培养一批具有全球视野、全球资源整合能力与全球价值对接能力，人文关怀与社会担当,以及创新精神的世界级商业领袖”为己任,致力于通过新视野、新思维、新格局、新境界与新价值取向,打造全球新一代商学院,并积极推动与引领新商业文明。
学院总部位于北京，现设有工商管理硕士项目(MBA)、金融MBA项目(FMBA)、中文MBA项目、智造创业MBA项目(METI)、高级工商管理硕士项目(EMBA)、企业家学者项目、高层管理教育项目(EE)和创创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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