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把调查研究作为永远的根本的工作方法
2023/3/21 21:53:18 办公室主任
(注：中共中央办公厅刚刚印发了《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我曾经系统地梳理过有关调查研究的文章，今天再发在《李雪勤文论》里，供各位参考。
近期，浙江人民出版社准备出版第二版《怎样起草文稿》，其中的第二部分即是“调研篇”，增加了不少内容。有兴趣的同志可查看。谢谢!)
邓小平同志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者，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创立者。作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和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在我国革命、建设、改革的过程中一贯重视调查研究工作，为党的调查研究优良传统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一、邓小平同志关于调查研究的重要思想观点
(一)要把调查研究作为永远的、根本的工作方法。
邓小平同志深刻指出：“实事求是是马列主义的精髓，也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这是唯物主义，不然，我们开会就只能讲空话，不能解决任何问题。”“能不能深入下去，工作能不能落实,关键在于领导干部是不是以身作则,深入部队，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各级班子要搞好，领导人的作风要转变。要解决官僚主义、不深入的问题。现在走马观花也不多，深入下去就更少了。”“不少机关的负责同志，把自己的绝大部分时间，用在处理文电和不必要的过多的开会上面，很少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了解他们的要求和研究他们的经验，这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事务主义和文牍主义的泥坑。”他强调，“先作调查研究，然后才有发言权。”“我们办事情,做工作，必须深入调查研究，联系本单位的实际情况解决问题。”“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进程中，必然会出现许多我们不熟悉的、预想不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这一切都需要我们“深入调查研究,集中正确意见，从中央到地方,积极地、有步骤地继续进行改革”。
(二)坚持理论和实际相结合。
邓小平同志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整风运动中反复讲过的。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毛泽东同志从参加共产主义运动、缔造我们党的最初年代开始，就一直提倡和实行对于社会客观情况的调查研究，就一直同理论脱离实际、一切只从主观愿望出发、一切只从本本和上级指示出发而不联系具体实际的错误倾向作坚决的斗争。”“我们说的做的究竟能不能解决问题，问题解决得是不是正确，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够理论联系实际，是否善于总结经验，针对客观现实，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一切从实际出发。”“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一定要和实际相结合,要分析研究实际情况,解决实际问题。”“要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
(三)坚持党的群众路线。
邓小平同志强调，“党的正确的路线、政策是从群众中来的，是反映群众的要求的，是合乎群众的实际的，是实事求是的，是能够为群众所接受、能够动员起群众的，同时又是反过来领导群众的，这就叫群众路线…………所谓群众路线，包括调查研究。”“一个党和它的党员，只有认真地总结群众的经验，集中群众的智慧，才能指出正确的方向，领导群众前进。我们不是尾巴主义者，当然懂得，群众的意见一定不会都是正确的和成熟的。我们所谓总结和集中，并不是群众意见的简单堆积，这里必须要有整理、分析、批判和概括；但是，离开群众经验和群众意见的调查研究，那末，任何天才的领导者也不可能进行正确的领导。”他指出，“不少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高高在上，不接近群众，不重视调查研究，不了解工作中的真实情况。他们往往不是从客观的实际条件和人民群众的具体实践出发，来考虑和决定他们的工作，而是从不确切的情况出发，从想象和愿望出发，主观主义地来考虑和决定他们的工作。因此，他们作出的决议、指示虽然很多，但有的不完全正确，有的甚至完全错误。”“必须有系统地改善各级领导机关的工作方法,使领导工作人员有足够的时间深入群众,善于运用典型调查的方法,研究群众的情况、经验和意见”。“顾问委员会的成员要联系群众。可不可以这样设想，除了身体不好的同志，凡是还能做点工作的，可以联系一个基层单位，比如联系一个工厂，一个学校，一个科学研究机关，一个地委或者县委，甚至一个农村基层组织，深入地了解情况。”“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
(四)数字是一个政治性的问题。
1948年4月25日，在对部队将领讲到“跃进中原的胜利形势与今后的政策策略”时，邓小平同志强调，我们应该看到人民解放军已经从战略上“由防御转为进攻”。他批评“有些同志往往不了解这一点”，“有个别的人怀疑是否局面变坏了。其实只要好好地算算账，就会懂得的”。建国后对如何决定建设项目，他强调指出：“数目字内包括轻重缓急，哪个项目该办，哪个项目不该办，这是一个政治性的问题。”1954年1月，他告诫全国财政厅局长们说：“数字中有政策，决定数字就是决定政策。”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特别提醒各地的领导干部要改变作风，站在彻底的唯物主义立场上来对待数字。1979年10月，他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讲到经济工作时，专门强调说：“‘文化大革命’中公布的数字就有虚假，有重复计算的问题，有产品不对路、质量很差的问题。知道这一点对我们今天考虑问题有好处。”为此，他严肃地提出：“以后要求的速度、数字是扎扎实实的，没有水分的，产品要讲质量的，真正能体现我们生产的发展。如果做到这一点，其他的作风也都会变，管理水平、技术水平也会提高，实际得到的利益多得多。”
二、邓小平同志关于调查研究的重要实践
(一)革命战争年代十分重视调查研究工作。
1931年夏天，27岁的邓小平同志来到了中央苏区，被推举为中共瑞金县委书记。他风尘仆仆地深入到各乡村进行调查研究，调查中获得的分田情况大大出乎意料。他发现在瑞金苏区不少乡村，许多贫苦农民未分到一分田。他很奇怪：“怎么会这样呢？土地革命在瑞金进行两年多了，怎么会有这么多的乡村未开展分田运动呢？”他进而了解到：1930年的春天，瑞金县举行农民暴动胜利后，一些乡村曾经分过一次田，但没有好的办法，农民反映不好。反动势力反扑回来后，农民分到的土地又被夺了回去。1931年4月，红军打回来了，瑞金再度解放，苏维埃政府领导全县又进行了第二次分田，但不久因“肃社党分子”，全县上下人心惶惶，原来分到田地的也不敢种。邓小平同志通过深入细致的调查，摸清了瑞金分田的情况，心里深感忧虑。他专门召开了全县分田工作会议，讨论研究对策。他在会上详细列举了掌握的情况，说：“同志们，你们知道吗？这次我下去走了6个区，30多个乡，对当地的分田斗争情况基本弄清了……在土地革命前的瑞金，虽然30来万人口中的百分之九十靠农业谋生，但是百分之八十的土地都集中在少数地主豪绅的手里，大多数农民依靠高价租地耕种，大部分收入都给谁了呀？都进了地主豪绅的腰包……同志们，土地是穷人的命根子，没有土地，贫苦农民就无法生存下去呀!”下面的人静静地听着。邓小平同志接着说：“去年冬后全县又分了一次田，但分田的政策不对，盲目地按人口分田，田多的与田少的，好田与坏田，没有合理调剂，农民群众不满意。地主、富农是革命的对象，可也是人，不能完全从肉体上消灭，他们同样要生存。要生存，不给土地、不给出路怎么行呢？”“邓书记说得对，说得很有道理，分析得也蛮准确哩!”大家七嘴八舌地说。就这样，又一次分田开始了。穷苦老百姓闻讯，都欢天喜地，自发地上街串龙灯舞、茶灯舞，并高呼：“共产党万岁!拥护苏维埃政府!耕者有其田!”
(二)凡是办不到、站不住的都要改。
不搞形式，注重实效，是邓小平同志开展调查研究的显著特点。他到各地调查研究，常常通过算账了解下情，通过算账摸清建设进展、发现存在问题、纠正工作失误，通过算账为重要决策的制定与实施提供具体依据。
1958年2月2日，邓小平同志来到四川省隆昌县郊新生高级社调查研究。他一到，楼丰乡党总支书记未全树、新生高级社社长叶邦友便掏出笔记本准备按事先拟好的提纲进行汇报。邓小平同志摆了摆手，说：“不必了，还是我问到哪里，你们就讲到哪里吧。”他首先了解全乡有多少党员、多少团员，多少个党支部、多少个团支部，多少贫农、多少中农。接着问全乡的粮食亩产量有多少斤，社员一年能分多少斤粮食。当听到一个社员平均能分得600多斤粮时，邓小平说：“少了，一般来说要八九百斤，包括牲畜粮要千把斤才够。”“把现有水田产量提高一点，小春多增加一点面积，让社员多分一点粮食。”在这次调查中，邓小平同志发现一些地方有虚报数字的现象。2月17日，他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说：有的千斤县，实际亩产只有700斤。他请谭震林同志研究一下，防止虚假的统计。
1961年4月7日至22日，为响应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号召，邓小平同志带着几位工作人员来到北京郊区顺义县，针对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社员与社员之间的两个平均主义问题进行调查研究。通过调查研究，他就公社规模、基本核算单位、超产购留比例、食堂等问题有了明确的意见，他认为当前农村最主要的问题，是赶快把基本核算单位定下来，小队和小队，社员和社员，都不要拉平，要克服平均主义，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多产多卖多留多吃。在办食堂问题上，通过调查研究，他的认识由开始时的努力把它办好，转变到后来的尊重社员群众的意见。他在牛栏山公社桑园村召开的社、队干部会上明确说：“吃食堂是社会主义，不吃食堂也是社会主义。以前不管是中央哪个文件上说的，也不管是哪个领导说的，都以我现在说的为准，根据群众的意见，决定食堂的去留。”这次调查研究的成果得到毛泽东的肯定，为中央进一步调整农村政策提供了有价值的情况和意见、建议，也为他随后支持一些地方出现的包产到户提供了实践依据。
在1961年调查研究年中，毛泽东同志把“工业七十条”“商业四十条”等城市工作的具体政策交给邓小平同志去负责。邓小平同志认为，只有结合调查研究，工业条例才能搞出来。1961年7月13日至24日，邓小平同志赴东北调查研究鞍钢生产问题，同时就制定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进行调研。关于鞍钢生产问题，他在14日至19日持续6天听取东北局汇报后指出：保鞍钢是个战略问题，保鞍钢三分之二生产能力是个界限。关于工业企业工作条例问题，他提出要搞试点，从定任务、定员、定原材料消耗定额、定协作关系等入手，规定责任制，建立起正常的管理秩序和正常的协作关系。在调研中，他反复强调：“一切都要按社会主义原则办事，不要再照顾原来说过的话、办过的事，那是照顾不住的。”“凡是办不到的，不管原来是哪个人说的，站不住就改，顾面子是顾不住的，今天顾住了，明天也顾不住。”在考察尚处于会战阶段的大庆油田时，他特别关心石油工人的生活，亲自到工人们因陋就简盖的“干打垒”住房详细了解情况。他提出办供销合作社送货上门、开展多种经营、成立专业队种地、办牧场养猪、栽树榨油等细致入微的具体办法。通过调查研究，他主持制定了《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这对推动当时国民经济的全面调整具有重要意义。1980年4月1日，邓小平还真切地回忆说：“1961年书记处主持搞‘工业七十条’，还搞了一个工业问题的决定。当时毛泽东同志对‘工业七十条’很满意，很赞赏。他说，我们终究搞出一些章法来了。”
(三)从“抓纲治国”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
粉碎“四人帮”后，中国面临向何方去的关键抉择。邓小平同志1978年9月13日至20日在北方四省一市通过调查研究形成的“北方谈话”，呼应了当时正在全国开展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提出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的崭新命题，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奠定了思想和政治基础。9月13日，邓小平同志访问朝鲜归来，但他并没有马上回京，而是按事先安排开始了在东北地区的调查研究。在8天的时间里，邓小平同志从辽宁到黑龙江、吉林，再到辽宁、河北、天津，针对我国工业建设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先后在本溪、大庆、哈尔滨、长春、沈阳、鞍山、唐山、天津等地调查研究，发表重要谈话。这些谈话强调要以国际上先进的技术作为我们搞现代化的出发点，号召全党破除僵化，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极大地促进了全党思想解放。9月16日，邓小平同志在长春听取中共吉林省委汇报工作，他提出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的新论断，他认为全党当前的根本任务就是“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这次讲话给在场的人以很强烈的震撼。9月17日，他在沈阳听取中共辽宁省委负责人汇报工作时，一改往日的庄重严肃，动情地说：“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我们现在必须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条件。”在这次调研中，邓小平同志首次提出了全党工作中心转移的战略问题。9月17日下午，他在接见沈阳军区机关及师以上干部时明确提出，要在适当时候结束全国性的揭批“四人帮”运动。他说：“运动不能搞得时间过长，过长就厌倦了。”“究竟搞多久，你们研究。”这实际上提出党和国家工作重点从“抓纲治国”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的主题。
(四)制定“四个现代化”的发展目标。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同志保持着调查研究的工作作风，在设计现代化建设蓝图过程中一如既往、始终坚持，并且带有用数字来“算账”的鲜明特色。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即“小康水平”，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250美元，提高到20世纪末的1000美元，翻两番。这个目标是邓小平同志根据国内外材料作出的科学判断。但到底可行不可行，他要到广大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去“算算账”，调查一下实际可能性。 1980年六七月间，邓小平同志专门到几个省做了一次调查研究。7月22日，他在赴郑州的途中说：“这次出来到几个省看看，最感兴趣的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如何实现农村奔小康，达到人均1000美元，一个是选拔青年干部。”“对如何实现小康，我作了一些调查，让江苏、广东、山东、湖北、东北三省等省份，一个省一个省算账。我对这件事最感兴趣。8亿人口能够达到小康水平，这就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你们河南地处中原，你们算账的数字是‘中原标准’‘中州标准’，有一定的代表性。”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报告根据邓小平同志的设想描绘了20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宏伟蓝图。这个“小康水平”是个啥样子？具体标准是什么？能不能实现？带着这个问题，1983年春节前夕，邓小平同志到经济发展较快的江、浙、沪地区再次进行调查研究。1983年2月6日，邓小平同志抵达苏州。第二天下午就在下榻的宾馆开门见山地向江苏省负责同志了解：“到2000年，江苏能不能实现翻两番？”“苏州有没有信心，有没有可能？”江苏的同志向邓小平同志详细汇报了近年来全省及苏州工农业生产情况，表示像苏州这样的地方，准备提前五年实现党中央提出的奋斗目标，实现“翻两番”。邓小平同志急切地想知道，达到人均800美元的水平，社会是一个什么面貌？发展前景是什么样子？江苏的同志向邓小平同志具体汇报了6条：人民的吃穿用问题解决了；住房问题解决了；就业问题解决了；人不再外流了；中小学教育普及了；人们的精神面貌变化了。邓小平同志为苏州人民取得的成绩兴奋不已。之后，他又到杭州、上海等地调研。这次江、浙、沪三个星期的调查研究，坚定了他对“翻两番”、实现小康目标的信心。回到北京后，他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介绍了调研时了解到的“小康水平”的社会状况和6条标准，高兴地说：“看来，四个现代化希望很大”。之后，邓小平同志为我们设计了70年的发展蓝图。1986年9月，他在会见一位外宾时幽默地说：“我们定的目标是到本世纪末，摆脱贫困，实现一个小康的社会。所谓小康社会，就是不富裕，但是日子好过。至于下一个世纪，那不是我的事了，我采取不介入态度，总不可能活到100岁嘛。但是，我们现在有权制定一个战略目标。到下个世纪，花30年到50年时间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那个时候，才能说我们这个人口这么多、地方这么大的中国对人类作出了贡献。这才真正是为实现我们的理想——实现共产主义做了准备，创造了条件。”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正式提出我国经济建设三步走的部署。
(五)提出“三个有利于”是衡量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
1992年春，邓小平同志不顾八十多岁高龄，亲自到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视察，发表了重要讲话，这是他晚年最重要的一次调查研究。他谆谆教诲各级干部：“如果从建国起，用100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那就很了不起!从现在起到下世纪中叶，将是很要紧的时期，我们要埋头苦干。我们肩膀上的担子重，责任大啊!”“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同志从全局高度提出了衡量一切工作的最根本的是非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从理论上深刻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问题，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新阶段。
本公众号作者李雪勤，曾供职于中央纪委、中央办公厅、中央巡视组，现为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客座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副理事长。曾经出版《新中国反腐败通鉴》《中国拒绝腐败》《民主与改革》《探索与辉煌》《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工作60年》《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反腐倡廉思想研究》等著作。
《怎样起草文稿》于2019年在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后已经第8次印刷，近期准备再版。
源网页 http://weixin.100md.com
娣団剝浼呮禒鍛返閸欏倽鈧喛绱濇稉宥嗙€幋鎰崲娴ｆ洑绠ｅ楦款唴閵嗕焦甯归懡鎰灗閹稿洤绱╅妴鍌涙瀮缁旂姷澧楅弶鍐ㄧ潣娴滃骸甯拋妞剧稊閺夊啩姹夐敍宀冨閹劏顓绘稉鐑橆劃閺傚洣绗夌€规粏顫﹂弨璺虹秿娓氭稑銇囩€硅泛鍘ょ拹褰掓鐠囦紮绱濈拠鐑藉仏娴犺埖鍨ㄩ悽浣冪樈闁氨鐓￠幋鎴滄粦閿涘本鍨滄禒顒佹暪閸掍即鈧氨鐓￠崥搴礉娴兼氨鐝涢崡鍐茬殺閹劎娈戞担婊冩惂娴犲孩婀扮純鎴犵彲閸掔娀娅庨妴锟�
返回 办公室主任 返回首页 返回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