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哭整个朋友圈的“口袋婆婆”，需要社会保障的口袋
2017/12/5 凭海观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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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的时代，政府已经到了责无旁辞的时候了。
综合人民日报评论、新天涯观察(风青杨)
一位年过八旬的婆婆，每天背着跟身躯一边大的编织袋，风雨无阻地拾荒，用微薄的收入供养瘫痪的女儿、近90岁的丈夫和上学的外孙。这些天，伴随着那句扎心的“她不死，我也死不成”，成都“口袋婆婆”蒋贵英的故事弄哭了整个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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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不死，我也死不成”!如今，还有如此极贫极弱极其不幸的老人和家庭…
曾几何时，那些充满艰辛的生活，似乎已经远离了我们的视线。这篇“口袋婆婆”的故事，充满细节也充满温情，让人看到，其实身边就有很多需要我们帮助、需要我们关注的人。在这个意义上，一条引来很多转发的微信，也正是对社会的一个提醒，把我们的眼睛，从抽象的概念转到具体的个人，才能更深切地体会人世冷暖，感受生活沉甸甸的分量。
让大家眼眶湿润的，除了伤感，也有温存：城管人员从没撵过婆婆，反而会嘘寒问暖；公交司机不收婆婆票钱，对流露嫌弃的乘客还加以劝解；公益志愿者三不五时地慰问、帮扶，为了领受婆婆的好意，总是硬着头皮吃下发霉的花生；众多网友更是用转发唤起关注，或直接伸出援手。而当地民政部门，也已启动了相关的程序，协调制定援助方案。
可以看出，在扶贫济困方面，这个社会其实并不差救助渠道，也不缺爱心涌流。然而让人困惑的是：事件发酵之前，爱心帮扶为何没能及时抵达“口袋婆婆”？除却公益力量的反思，我们更需要探讨的是，政策的福音无法覆盖，堵点在哪儿？一位工作人员点破其中关键：户籍地与常住地的不一致，使得“口袋婆婆”无法被纳入常住地的救助范围。
相信，面对类似困境的绝不止“口袋婆婆”一人。城市里的流动人口基数庞大，相当一部分正是生活无着的困难群体。这些理应纳入社会保障的人员，时常遭遇户籍地说“够不到”、常住地说“管不着”，陷入“两不靠”的尴尬境地。“口袋婆婆”得到了私力救济、媒体关注、官方跟进，还有更多的人，需要制度化的帮扶。
这位八十多岁的老奶奶，是无数苦难母亲的一员。曾经太多人，寄望“母亲”的韧性与不忍，足以长久地扛起所有的不幸。却不承想，若无文明社会施以援手，全凭一位母亲肩挑背扛，一个灰色的结局，或已早早注定。
与此事相仿，上月26日，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公开宣判一老母弑子刑事案，令人不胜唏嘘。据公诉机关指控，今年5月9日，被告人黄某某在家中将约60粒安眠药喂食给46岁的被害人，即小儿子黎某乙，后用棉垫捂住其面部，再用丝巾勒住其脖子致其死亡。同日黄投案自首。83岁高龄的黄某某在公安机关供述称，小儿子早产出生被确诊大脑发育不良及软骨症，不会说话，生活不能自理，后大脑衰退加快，长期卧床长肉疮，很痛苦。自己照顾他很辛苦，因担心先他离世，产生了让他在没有知觉的情况下弄死他的念头。黄某某称被害人仅一个哥哥，她不能把那么重的责任给大儿子。越秀法院判决黄某某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虽触犯法律构成犯罪，但其悲可悯，其情可宥”。(澎湃新闻)
两起悲剧都面临的同样的社会问题。一个社会，将抚养“特殊人群”的责任，全部推给个别家庭，甚至是个体母亲，是件残忍而高危的事情。这位两位八十多岁老人的所作所为，不过是最真实人性的某种具象。它再一次印证了，由母爱、亲情等血缘伦理所维系的供养体系，有时候不堪一击。恰是为了对抗这种“风险”，文明社会往往会建构起一套健全的“外力救济”系统。遗憾的是，即便我们在此方面已有所努力，但社会单元越往下沉，社会化保障的覆盖往往越显失效。
如何救助“弱势群体”，比如美国，从诊断之日到3岁，有完全免费的“家庭支援”与“早期干预”；从3岁至6岁学龄前阶段，由政府埋单上公立学校，任何学校不得拒收，还有义工上门协助服务；6岁至18岁的义务教育阶段，政府每年为残障孩子家庭保障4万美元的“特殊儿童补贴”，而且上公立学校全部免费，还有配套的“支持就业”和“福利工厂”；18岁之后，残障儿家长不再有责任，而由专门的群体保护负责，可以进入福利公寓直到死亡。总之，家长不会因生养了一个残障孩子而增加经济负担，更不会“毁”了自己的一生。
在本该颐养天年、含饴弄孙的年龄，为什么八十多岁的老人家还在不辞辛苦的干最脏最累的活？他们有更多的选择吗？对于他们来说，最大的问题是养老保障几乎为零。他们基本没有职工养老金，有些是光棍，很多家庭经济不宽裕，靠子女给钱养老几乎是奢望。作为城市“边缘人”，老年农民工情感长期无寄托，回到家乡后，如果得不到及时疏导，很容易引发群体性事件或者造成一系列社会问题。
75岁的老人付达信今年参加东方卫视的一档节目，节目视频引发了网友广泛关注。事情是这样的，08年《京华时报》有一篇报道，一位年届七旬的湖南农民付达信为了“不愁吃穿”在北京站持刀抢劫，他抢劫完了不逃跑，反而等待被抢者喊叫，以便引警察来抓。宣判后，付老汉恳求法官重判自己，“法官，您再好好审审吧，判得太轻了。”“判太轻，过两年出去还是不能养活自己怎么办？”“实在不行就再抢劫，然后回监狱里养老。”
在互联网上稍加搜索，就不难发现，在中国因为生活困境想“吃牢饭”，和打“入狱养老”主意的人并不只是他一人。2006年71岁的广东中山流浪汉李召坤也同样选择了故意纵火。在向警方主动自首后，他这样交代自己的犯罪动机:“我曾听说放火烧山可以坐牢，而坐牢有饭吃、有衣穿，不用再流浪。”而《新京报》之前的一篇更让人震惊，北京顺义法院曾开审一个抢劫案，抢劫犯的犯罪动机居然是因为自己犯了重病，无钱医治，希望犯罪后进入监狱里获得国家免费治疗。
较之其他群体，这些劳苦一生、疾患一身且负担严重的高龄农民工的养老保障需求将更为紧迫，也更为现实。尽管可能尚无法全面保障养老，但率先从这部分群体开始，提供一种底线保障，是当下亟须的制度设计。这需要各级政府拿出责任心，不仅要“真金白银”也需要公平正义，为“平等的起点”创造条件，一方面切实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尤其是对农村经济落后地区的倾斜；另一方面，在就业中根治各种有损公平的现象。
另一方面在我国，患儿费用绝大多数要靠父母，社会、学校可以随意拒收，家长还要承受周遭的眼色与议论，而来自政府之爱，要么缺失，要么太少，所以，类似这位八十一岁老人的悲剧就在我国多发。如果说过去，因为国力等原因，政府对患儿的大的政策方针、社会救助体系等，很难一步到位，我们还能理解；那么，在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的时代，政府已经到了责无旁辞的时候了，应该多站在患者家属的角度上去体谅，去保障残障孩子的一生，去避免类似悲剧的再次发生。
据悉，当地民政部门已经摸清了“口袋婆婆”一家的需求，正在有针对性地开展帮扶。我们希望，这种面对个案的态度和劲头，也能够用在解决共性问题、完善全套机制上，让社会保障的口袋扎得更牢、兜得住更多困难群众，让温暖的阳光洒在每个困难者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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