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如果不能改变思想,那最好把它抛弃
2023/2/27 22:18:43 哲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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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自《蒙田随笔集》潘丽珍等译 陕西师大出版社 2011

     凡夫俗子与圣贤之士在观念与学识上的天赋是存在很大差异的,他们的行为方式也可能截然相反。然而历史上,遭大多数人谴责的对象并非那些凡夫俗子相反是那些颇有学问之人。

     普鲁塔克曾经说过,罗马词语中“希腊”和“学者”是表示指责和蔑视的意思。

     这种看法是非常有道理的——最伟大的学者不是最聪明的人。可让人困惑的是,为什么一个知识渊博的人却缺乏敏捷活跃的思想,而一个没有文化的粗人不加修饰,天生就具有最杰出人物才有的真知灼见?植物会因太多的水而溺死,灯会因过多的油而熄灭,难道人的思想会因学富五车,以致理不出头绪,压得弯腰驼背,枯萎干瘪?可很多的事实表明并非如此,我们的思想越充实,就越开阔。在古代可以找到这样的例子,有些伟大的统治者、杰出的将领和谋士,同时也是非常博学的人。

     亚里士多德说,有人把泰勒斯、阿那克萨哥拉及其同类称作哲士,而不是聪明人,因为他们不大关心有用的东西。哲士和聪明人到底有何不同?用这样两个似是而非的词就能为哲学家们辩解吗?不行!看到他们安于卑贱而贫困的生活,我们真可以把这两个词都用上,即他们既非哲士,亦非聪明人。

     按照现行的教育方式,如果说学生和先生尽管饱读诗书,却并不聪明能干,这是不足为怪的。我们的父辈花钱让我们受教育,只关心让我们的脑袋装满知识,至于判断力和品德,则很少关注。当一位行人向我们的民众高喊:“瞧!那是个学者!”另一个人又喊:“瞧!那是个好人!”谁也不会把尊敬的目光移向第一位。要等到第三个人喊道:“瞧,那人满腹经纶!”我们才会乐于打听:“他懂希腊文还是拉丁文?他写诗还是写散文?”可就是不打听他是不是变得更优秀或更有头脑了?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却总是被忽视。应该打听谁知道得更精,而不是谁知道得更多。

     我们考察一个人是否知识渊博,往往只注重他的记忆是否丰富,而对理解力和意识却置之不顾。我们的学究,就像鸟儿有时出去寻觅谷粒,不尝一尝味道就衔回来喂小鸟一样,从书本中采集知识,只把它们挂在嘴边,仅仅为了吐出来喂学生。

     更糟糕的是那些学究及其后继者们,他们知识一点也不渊博,头脑也不灵活,他们只是世代相传,或说些笑话或谈些故事来取悦他人。有如一枚毫无意义的钱币,除了计数或投掷外,再没有其他的用处。

     他们学会了如何与别人交谈,却不会与自己对话——人的价值不是体现在耍嘴皮子的功夫上,而在于其管理能力。

     大自然为展示在其统治下没有任何野蛮的东西,常常让艺术不发达的民族产生最伟大的精神作品。关于这一点,让我们来看一则加斯科尼的谚语:“芦笛不难吹,只要你学会摆弄手指。”这不也很奇特吗?

     我们可以高谈阔论——“这是西塞罗的话”,“那是柏拉图的习惯”,“这是亚里士多德的主张”等等。但是我们怎样评价自己呢?我们指责什么?我们做什么?连鹦鹉都会重复这些。有这样一个故事能很好的说明这个现象。有一位罗马富豪,为了让人觉着自己很有学问,便花高价,寻觅到几位各精通一门学问的人,让他们从不离左右。这样,当他和朋友聚会,谈到这样那样的问题时,他们就可以代替他交谈,根据各人的能力,随时准备引经据典,这人一段论据,那人一段荷马的诗句。他认为这学问既然装在他那些人的脑袋里,也就是他自己的了,正如有些人的才智存在于他们豪华的书房里一样。

     一个大冷天去邻居家取火的人,看到邻居家的火堆就烤起火来,等到火灭了才想到自己来此的目的。倘若我们满足于他人知识的话,那与这个人大概没有什么区别吧,我们吃了一肚子的食物,倘若不及时消化吸收,那又有什么用?

     很难想象我们会借助于他人的知识而变得思想丰富。即使我们可以凭借别人的知识成为学者,但要成为哲人,却只能靠我们自己的智慧。我们不仅仅要去追求智慧,还要会利用智慧。狄奥尼修斯嘲笑那些文学评论家只了解尤列西斯的痛苦,却看不到自己的不幸;音乐家只会吹奏笛子,却不会改变自己的习惯;雄辩家只知道怎么样说得好听,但是却不知怎样做漂亮。

     倘若我们的判断力不正常,思想不健康,最好别误人子弟,让他们去打网球,或别的什么,这样至少可以锻炼身体。很多人学了多年以后,竟然什么也不会做。你从他身上看到的,仅仅是他学了拉丁文和希腊文后比上学前多了些骄矜和傲慢。他们本该让思想满载而归,却只带回来浮肿的心灵,不是变得充实,而是变得虚肿。

     这些学者们,就像柏拉图对他们的同类——诡辨哲学家的评论一样,他们是在所有人中保证要最有益于人类的人,可是,在所有的人中,就数他们不仅不能像木匠或泥瓦匠那样,把人们交给的任务做好,而且还会做坏,即使做坏了还要拿人家的报酬。

     谁要是将这些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学究仔细加以分析,便会发现,尽管脑袋里满是记忆的东西,但他们既不了解自己也不了解别人,没有判断力——除非他们的判断力天生与众不同。图纳布斯是世界上最有修养的人,无论哪个方面,他只是具有敏锐的洞察力,他领悟得非常快,且能做出正确的判断,好像他从来就是一个治国和作战的能人一样。这样的人,可以说是很了不起的。这样就能使他们出污泥而不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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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不应依附于思想,而应同它合二为一;不应用来浇洒思想,而应用来给它染色。知识如果不能改变思想,使之变得完善,那就最好把它抛弃。拥有知识,却毫无本事,不知如何使用——还不如什么都没有学——那样的知识是一把危险的剑,会给它的主人带来麻烦和伤害。如果学问不能教会我们如何思想和行动,那真是莫大的遗憾。倘若一个人不学会善良这门学问,那么一切知识对他都是有害的。学习的目的,一般来说是为了谋生。有些人命好,不用赚钱生活,便去搞学问,也有的很快放弃了。除此之外,还有那些境遇不好、而从事学问的人,他们以此做为谋生的手段。这些人由于天性、以及家庭的不良教育与影响,使得他们的思想不能如实地反映学问的成果,因为学问不是用来使无思想的人有思想、使盲人见到光明的。学问的职责不是为瞎子提供视力,而是训练和矫正视力,但视力本身必须是健康的,可以接受训练的。学问是良药,但任何良药都可能变质,保持时间的长短要看药瓶的质量。视力好不一定视力正,因此,有些人看得见好事却不去做,看得见学问却不去用。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里谈及的主要原则,就是按每个公民的天性分配工作。天性无所不能,无所不为。腿痛了不宜进行剧烈运动,心灵“瘸”了则不宜进行思想运动,庸人不宜研究哲学。当我们看到一个人鞋穿得不好,就会说那不是鞋匠才怪呢。同样,根据我们的经验,医生似乎往往比常人更不好好吃药,神学家更少忏悔,学者更少智慧。

     难怪希俄斯岛的阿里斯顿说:哲学家往往贻误听众,因为大多数人不善于从这样的说教中获得教益,而这种说教无益就是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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