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不能光是活着
2023/2/28 22:49:59 哲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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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邓晓芒演讲《史铁生的哲学》北京青年报大厦20层会议室，2018年1月4日
史铁生的命运观是凭借着基督教信仰的模式建立起来的。刚才讲了“眺望”，眺望彼岸，彼岸世界不可证实和证伪，于是就只好信仰。
他依靠这种模式超出了中国传统的天命模式，中国天命的模式就是司马迁、孟子的那一套模式，“天将降大人于斯人也”的模式。他不再有这种使命感，而是在基督教模式上吸收了尼采生命哲学的因素，以及存在主义因素。尼采也可以说是现代存在主义的先驱。命运在史铁生这里成了生命之运动，也就是说他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在写作之夜奋力拼搏，改写自己的命运。这种拼搏不是为了在君王、国家面前证明自己，像屈原那样；也不是什么“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而是在更高的精神中，在文学中、哲学中去发挥他强韧的生命力。
再高的精神境界在史铁生这里也有最低的基点，这就是生与死的抉择。这使得史铁生的境界实际上成为了他的终极关怀。按照他的自述，在他最苦闷的时候有三个问题困惑着他，“第一个是要不要去死？第二个是为什么活？第三个是我干吗要写作？”这三个问题其实只是一个问题，就是要不要自杀。一个人双腿瘫痪，觉得自己一无所能，只能拖累人家，那么还要不要活下去，要不要自杀？这就把人逼到了绝境，逼到了墙角，再也没有退路了。你必须面对这个问题。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加缪曾经说过，真正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就是要不要自杀的问题。自杀体现了人的自由意志，除此以外你还能干什，你只能自己来结束自己的生命，这是对命运的一种抗争：我不活了。我活下来本来就是命运决定的，你给我这样的命运我不活了，我结束自己的命运。斯多葛派有很多著名的代表人物就是自杀的，像著名的芝诺，70多岁上吊而死。还有90多岁自杀的，活得不耐烦了就去死。他们把自杀看作是人的特权，动物不自杀，神也不能自杀，只有人能自杀。自杀是自由意志的表现，能够自杀体现了人的尊严。我们今天也讲，人要有尊严地死，自杀就是一种有尊严地死。如果史铁生从这个角度来看，那今天就没有史铁生的作品了。但是他找到了一个不自杀的理由，或者活下去的理由，同样是自由意志的选择，就是写作。写作是不自杀最好的理由，你不自杀得有一个理由，你为什么不自杀，你成天只能拖累人家，还活什么活？但现在有一个理由，那就是我要写作。否则的话，如果没有这个理由，他即使活着，也相当于死了，自由意志还是会让他选择自杀。史铁生说：“人，不能光是活着。”
余华有一篇著名的小说《活着》，还拍了电影，在坐的应该很多都看过。我当时看了也非常感动，觉得是对中国人这种非人的活法的批判。但是后来我看到他在小说的新版序言里有这样的话，说“人是为活着本身活着的，而不是为了活着以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人活着就是为了活着，他小说里面的福贵，最后什么都失去了，所有的亲人都死了，没有任何活着的理由了，但他自己还活着，而且活得很自在，每天唱着小曲，跟他的老牛为伴。余华竟然认为这就活出了人生的真谛，我有篇短文批评他。史铁生也不点名地批评了这种看法，他不点名，大概因为他跟余华是好朋友。但是他说，他读到这篇文章，“怎么也不能同意”，因为“生命大于活着”。生命不仅仅是活着，活着只是你还没死，而生命除了活着外还包括爱情和自由。这令我想起裴多菲的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史铁生说，写作，就是为了生命的重量不被轻轻抹去。让过去和未来沉沉地存在着，肩上和心里感到它的重量，甚至压迫，甚至刺痛。……什么才能使我们成为人？什么才能使我们的生命得以扩展？什么才能使我们独特？唯有欲望和梦想!死则和无联系在一起，死就是什么也没有了，连“没有”都没有了，这是史铁生特有的句式，死就是连没有都没有了。他有一封写给王朔的信，里面讲到“论无的不可能性”。他在其他好几个地方也讲了，无就是什么也没有了，无是不可能的。他说，“令我迷惑和激动的不单是死亡与结束，更是生存与开始。”绝对的虚无片刻也不能存在。当然这个也是存在主义的观点。像萨特的《存在与虚无》一开始就讲了这个观点：无是没有的；只是由于有了存在，所以才有了无。你说到无，总要说无什么；你说没有，你总要说没有什么，所以无是寄生于存在之上的，它本身没有存在，它本身是不存在的。基督教里面也讲到，善和恶，善是存在，恶只是存在的“缺乏”，恶不是一个什么东西，只有善是一个东西，恶只是善的缺乏。存在主义和基督教里面有一种隐含的一脉相承的观点。史铁生也有这个观点，我估计他看了不少存在主义的书。他说，“有才是绝对的。依我想，没有绝对的虚无，只有绝对的存在，……存在就是运动，运动就有方向，方向就是欲望。……人有欲望，所以人才可以凭空地梦想、创造。”这里头有逻辑，也听得出来，存在就是运动，运动就有方向，方向就是欲望，欲望就是梦想和创造，他是一步步推出来的。这样的存在，就是生命，这生命不仅仅是活着，而是向彼岸的方向去追求。史铁生对老庄哲学的评价不高，甚至颇有微辞。在他看来，老子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这毛病大了”，“我想这无，应该是指的空”。就流行的道家哲学的解释来说，这样说也不错，通常人们就是把道家的无和佛家的空混为一谈的。但是实际上，道家的无并不是空，而是生。这一点，道家及其门徒只要反思一下，就可以看得出来。当老子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时，他其实完全可以反过来想一下：既然“有生于无”，可见“无”是能够“生”的，无就是生。如果无本身不是生，那有怎么能够从无生出来呢？因为无除了无自身以外什么都不是啊，它要生出有来，只能是从自身中生出有来。只能它自己就是生。所以无并不是绝对的什么都没有，而是无前提，无负担的“自然”，这种自然其实就是生，自然而生。无没有前提，自然也是没有前提的，自然就是没有人强迫你，要你怎么样，而是自然而然。老庄讲的无主要的意思是无知、无欲、无为，对自然不加人为干预，他这只是在为自然生命扫清地盘。他提出这样一个无，主要是生活态度中的无知、无欲、无为，但在客观上则是任其自然发生。所以真正的无是“无为而无不为”，他把主观的知识欲望和有为都悬置了以后发现，自然才是无所不为。当然这是我的解释，道家哲学本身并没有这样解释。所以史铁生对老庄评价不高是情有可原的，一般流行的老庄哲学都不是我这样解释的，都是把生命和有归结为无，就真正什么都没有了，等同于佛家的“空”。所以道家、佛家就合流了，都变成“空”了。但这其实是很不同的，例如人们只说“有生于无”，却没有人说“有生于空”，因为“空”不能“生”，而只能将一切等同于空。所谓“万法皆空”，“空即是色，色即是空”，这里头用不着一个“生”的过程，它当下即是。史铁生这里的理解并不是很到位。那么，什么是死？肉体的死并非真正的死，如果还有灵魂的话，那就还没有死。只要灵魂不死，肉体死了还不是真正的死，基督教就把肉体的死看成真正的重生，肉体死了你的灵魂才能再生、重生。史铁生对此也进行了一番论证，他说即使从科学眼光来看，灵魂不死也是不可能证伪的，当然也没有证实。但却有可能证实，你没有理由否认这个可能性。如果你站在可能世界的眼光来看。那么灵魂不死虽然没有证实，但是它还保留着证实的可能性，你可以走着瞧。现在科学家里面也有很多人相信灵魂不死，还有人给灵魂秤出了重量，说一个人的灵魂相当于21克，死了以后再秤一下，尸体上少了21克。当然你可以说这个证明还不成立，但是有一点是确定的：你不可能证伪。灵魂不死你只能断言我不相信，但是你怎么证伪它？无从证伪。即使没有证实，也不等于已经证伪，至少还可以猜想，还可以假设。猜想和假设本身就是科学的引导，胡适不是讲，科学需要“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大胆假设在科学里面很重要，它是推动科学发展的动力。那么灵魂不死何尝不是一种猜想，一种假设？但是史铁生更看重的是，这还不光是假设，更是希望。人类希望灵魂不死，这希望无关乎科学，而关乎人道。就是说一个作恶者更倾向于人没有灵魂，人没有灵魂他就可以为所欲为，不怕死后遭到报应，就没有任何心理负担了。俄国大文豪陀斯妥耶夫斯基说，如果没有上帝、没有来世，人什么事情干不出来啊!既然死后什么也没有了，那么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史铁生说灵魂不死导致信仰，如果有灵魂不死，如果你相信，或者你希望灵魂不死，那就导致信仰。这个也是中国传统哲学里面没有过的。孔子就从来不讨论死的问题，“未知生，焉知死？”他的弟子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这个不用讨论。庄子的妻子死了，庄子鼓盆而歌，人家问他你为什么这么高兴，他说应该庆祝，一个人死了就相当于大自然身上的一个脓包已经穿了，脓流干净了，难道不应该庆祝吗？人生在世就是一个脓包，让你肿痛，不得安宁，现在终于安宁了。中国传统不管是儒家、道家，总而言之都不关心死本身。他们关心的只是为什么死，死后如何，或者死的结果，所谓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这都是指的对国家、对后世的影响，而没有个体反思。但是死的问题唯一涉及到的就是一个人自己，一个人必须自己去死，和任何别人无关，别人不能代替。任何人也不能代替你死，你的父母，你的儿女，你最爱的人，都不能代替你死，你得自己孤身一人面对死亡，没人跟你一起。这就是个体的反思，中国人缺乏的就是对个体的反思。民间信鬼神，也只是一种功利的手段，最后是为了功利，而不讨论生死的问题，不讲灵魂归宿的问题。祥林嫂在鲁迅那里问了一个问题，人死后会不会有灵魂，鲁迅无法回答，他在中国传统资源里找不到任何答案，只好说：“我也说不清”。但是祥林嫂的问题最后还是为了功利，即如果有地狱、有灵魂，那人死了以后还可以在地狱里与亲人相见，和她的阿毛重逢。她是出于这样的目的问了这个问题，否则的话，有没有灵魂对于她是无所谓的，没有灵魂可能还更好些，至少不到地狱里去再受苦。个体灵魂的概念不光祥林嫂没有，士大夫们也没有，中国人为什么没有真正的信仰，就可以从这个地方找到解答。为什么没有真正的信仰，就是因为没有个体，没有面对自己个人的死亡问题。史铁生纠缠死的问题，说明他的个体意识已经开始觉醒，需要找到自己理论上的立足点，他已经有了个体灵魂的意识，他知道死谁也不能代替他，谁也不能安慰他，哪怕他的母亲对他那么好，不离不弃，天天关心他，但是死还得自己面对。这是生死观。
走出精神的危机，最重要的是从自身文化找到中国人安身立命的精神资源。中国文化的精神在哪里？许倬云先生指出，一代代中国人的精神、人性，多不在四书五经和二十四史，而是在市井陋巷、山野乡村、街谈巷议、共话桑麻……
许倬云先生，生于大陆、长于台湾、留学并任教于美国(王小波笔下那位“我的老师”)，是美国匹兹堡大学荣休教授、台湾“中研院”院士，以其学贯中西的素养享誉海内外学术界，被称为台湾历史学界的耆宿，高屋建瓴的世界公民。 许先生是中国史研究的大家，他的西周史、春秋战国与汉代的社会史研究独步天下，但影响更大的是他打通中西、纵观古今的通史研究。他从世界的高度看中国，既高屋建瓴，又不失对中国文化的深情。 大师写专著不难，但大师写小书，却没有几位能够做到。而许先生的几部书都是叫好又叫座的畅销读物。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许纪霖说：“不要以为这类读物好写，只有学问到了炉火纯青、阅历通透人情世故、人生看尽江山沧桑的时候，方能够化繁为简，将历史深层的智慧以大白话的方式和盘托出。有学问的专家不谓不多，但有智慧的大家实在太少，而许先生，就是当今在世的大智者之一。”
我们故此特别推出“许倬云三部曲”——《中国文化的精神》《万古江河》《说中国》。站在历史的角度，理解中国，理解自身。三本书书举重若轻，以简驭繁，秉承了许先生一贯的“大历史观”，穿越千年，直叙中国人的文化内核，找到中国人安身立命的精神资源。
许先生这几部作品都是立足于中国现实危机，反省中华文明。张维迎曾说：“读许先生的书有助于我们学会以平常心看待自己、看待世界，破除狭隘的种族偏见，以积极的态度拥抱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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