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满素 ：美国底层为何不去推翻资本主义制度？
2023/3/6 22:41:52 哲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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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钱满素《自由的基因：美国自由主义的历史变迁》东方出版社 2016
美国在19世纪末已经建成世界最强大的资本主义经济，按照马克思的理论，是最有可能进入社会主义的。但是自从社会主义思想诞生起，就一直在美国受到抵制，从爱默生和林肯开始，再经过两个罗斯福总统的改革，直到肯尼迪和约翰逊，社会主义从未真正进入美国思想的主流。
美国的无产阶级也主要选择劳联这样的福利工会，只想分享经济增长的好处却不去推翻资本主义制度。
坚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老左派屡屡受挫，而且他们越是激进，就越是受到工会的排斥。甚至在大萧条这样最有利于革命的形势下，老左派也未能形成气候，个中原因值得深思。除了国际上的因素外，主要也许还是由于美国社会内部的特点。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文中提到的西方国家中存在的不利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合法偏见，宪政偏见和资产阶级的民主偏见”等，在美国可以说尤为根深蒂固。
美国拒绝社会主义的原因很多，大致不外乎以下几点：
第一，阶级的流动性。社会主义理论是强调阶级斗争的，所以阶级分化越厉害、越固定的社会肯定越容易接受它。美国社会在工业化之后虽然贫富悬殊，但阶级分化仍然不是固定僵化的，也就是说，与别的社会相比，这个社会还是相对开放的，有人称之为“阶级开放社会”。美国人强调机会平等，依然存在着社会升迁的可能。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往往是新到的移民，但他们在母国的境况也许并不更好。移民即便不是个个都做着美国梦而来，但对自己在新国家里的前途多少抱有一些希望和信心，所以大部分美国穷人还是更愿意利用美国社会现有的条件去争取具体的利益，走个人奋斗的道路改善处境，而不是急着去推翻它。
第二，种族、族裔的认同对阶级阵线的干扰。美国是个移民社会，从同一个母国迁徙而来的移民之间必然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在文化和利益上的认同往往超过了阶级认同，因此美国人除了阶级区分，还有几乎同样强烈的种族和族裔区分。美国工会中长期存在种族界线，有的工会只有白人才能参加，1882年的排华法案没有工会的支持也是不可能通过的。1902年，黑人工会会员只占3%，大多限于黑人地方组织。
第三，中产阶级占多数。一个两头大中间小、贫富截然分化的社会是革命的有利条件，当一支人数众多、铤而走险的赤贫队伍形成时，革命就只需一根导火索了。然而美国社会始终是两头小中间大，中产阶级占了国民的大部分，他们虽然也有很多不满，但还没沦落到只剩下一根锁链的地步，所以并不欢迎革命。在美国，任何重大的社会变革如果得不到占人口大多数的中产阶级的支持，就很难有成功的希望，这已经被历史一再证明。
美国典型的资产阶级住宅
第四，自由主义思想的深入人心，使美国面对社会主义表现出明显的保守态度。美国的工运坚持财产私有观念和个人主义，连美国的左派也是先读了杰斐逊，才读马克思的。他们即便反对资本主义制度，乃至反对私有财产，但也很少不接受自由、自主、平等、宽容、法治等自由主义思想，这使他们对武装革命暴力夺权的道路有所保留，更无法放弃自我，听命于他人，特别是接受国外的遥控。
这些都说明了为什么美共始终未能成为一个列宁式政党，美共党员发生分歧时就无所顾忌地自行其是，不受党纪约束，这就违反了列宁指出的成功之路：“无产阶级革命实行无条件的集中制和极严格的纪律，是它战胜资产阶级的基本条件之一。”
第五，美国的独立宣言承认革-命的权利，美国宪法保障表达和结社自由。一般而言，在越有压抑的社会，离经叛道的言行就越是具有神秘性和吸引力。在美国，除了某些特殊时期，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都是可以自由传播、合法存在的。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党派随便建立，而且能够一而再地参加总统竞选，直至1980年代，美共仍在组织本党参加总统竞选。正因为太容易组织了，一旦产生意识形态分歧，左派就不欢而散，散了再建，建了再散，宗派林立，力量分散，始终形不成一个统一强大的无产阶级政党，连个像样的欧洲式工党都不存在，根本不可能与现存政府对抗。同时，也正因为可以公开而充分地辩论，美国听众有足够的机会听到不同的声音，有足够的时间进行比较和选择。当一种思想必须投入思想市场去竞争时，便很难形成垄断地位。
《独立宣言》签署仪式
第六，美国的制度提供了一定的纠正空间。美国人可以通过选举、立法等合法手段来对社会进行改革，甚至实现像新政这样较大幅度的改革，不是非得通过暴力革命来改朝换代。人民作为选民拥有一定的参与权，因此和政府有一定的认同度。劳工对罗斯福的支持是真心的，他们对彻底推翻现存政府的号召不感兴趣。
第七，美国的自治原则允许进行小范围的社会组织和生活方式的试验，如傅立叶式法郎吉，它们的成败往往具有启示意义，在小范围内试验失败的理论很难对大众再有说服力，从而避免了在大范围里再失败的危险。美国人的实用主义精神也使他们重实践轻理论，对理论的评判更注重其可行性和实际效果。
第八，美国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和自然资源，再加上成功的经济，使工人阶级有可能分享利益，特别是在经济上升阶段。从二战后到1970年，美国制造业工人的周薪上涨了三倍多，外加各种福利保障。因此每当经济好转，局势相对稳定，工运很快转入低潮。老左派在美国总是像局外人，备感挫折，很难产生影响。
概而言之，在资本主义经济最发达的美国，老左派却始终未能激发起工人阶级的阶级觉悟，而没有无产阶级的普遍支持，是不大可能发生无产阶级革命的。
真相如火，传播真相者如普罗米修斯。陈徒手这位“盗火者”，几十年如一日的在档案中挖掘真相，目的是“记录49年之后知识分子的几声长长叹息”，把历史的灰暗面平铺给人看。
他说，“知识分子有个天职，就是说话，不论用嘴还是用笔，若一声不吭，是失职；若作假，是渎职。”
然而1949年之后，在一连串排山倒海、接踵而来的“运动组合拳”的“洗礼”下，知识分子们已经没有了这种“硬气”。
知识分子的脊梁是如何一步一步弯曲的？“思想改造”、“洗澡”这些消失于教科书，只会偶尔散落在网络世界隐秘角落的陌生词汇，究竟意味着什么？知识分子又如何看待“今日之我”与“昨日之过”？
为此，诚挚推荐陈徒手作品：《故国人民有所思》和《人有病，天知否》，这是两部深入解读“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著作，运用了海量有据可查的档案资料。
《人有病，天知否：1949年后中国文坛纪实》收录了作者多年积累和访谈而得的13篇文章，及11篇追忆当年采访和幕后花絮的“题记”，所写都是读者较为熟悉的现当代文坛“名角”：俞平伯、沈从文、老舍、丁玲、赵树理、郭小川、汪曾祺、浩然、严文井等。
根据当事人的口述，以及大量档案、会议纪录和口述史料，真实地再现了1949年后中国文坛的真实面目，以及众多作家在大环境发生转变时痛苦的心路历程。这些强大而可畏的真实纪录，使那些尘封的如烟往事得以鲜活呈现，从而我们也可以感受到那个时代的阴晴圆缺和风云变幻。
《故国人民有所思：1949年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侧影》记录了上世纪50年代初至60年代中11位有代表性的、全国一流教授的生存处境：俞平伯、王瑶、傅鹰、周培源、贺麟、马寅初、汤用彤、冯友兰、冯定均任职于北京大学，蔡旭、陈垣两先生则分别任职于北京农业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
其实，陈老师根据几十年积累的资料所写出来的著作还有还有好几本，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能出版的就这两本，并且《人有病，天知否》还颇多波折，属于“漏网之鱼”，最终能与读者见面，实属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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