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尔登：凡忠必愚
2023/3/14 22:57:46 哲学人
亡国降臣固位难，痴顽老子几朝官。
朝梁暮晋浑闲事，更舍残骸与契丹。
这是一首骂冯道的诗。作者是元朝的“思想家”刘因。
冯道的挨骂，在于他历仕四朝十一主，拿丧君亡国不当一回事儿。但说起来，“梁唐晋汉周，播乱五十秋”，一转瞬之五十几年，中原五次易主，如走马灯；便是同一朝里，亦君臣互噬，父子相残，一阵之内，杀帅夺旄，习为常事；各路兵将尽是虎狼之性，称孤道寡者不过沐猴而冠。
借《沙家浜》里一句词，叫做“忠在哪里，义在何方”。此时能知些廉耻的，便自谓胜人一筹，哪里还顾得上什么主辱臣死？从后梁的张文蔚、杜晓，到入宋的范质、吕端，一批名声尚好的大臣，都是前朝旧人，岂独冯道为然？
冯道的另一挨骂处，是奉使契丹，有汉奸之嫌。不过唐代的华夷之防不像后世那么严，安史乱后，更是严也无从严起。陈寅恪曾论河朔藩镇为“胡化集团”；中原五代，更有三代是沙陀人建起来的。石敬瑭父事契丹，固然无耻，但心甘情愿给他人做奴才的，从古代到今天，难道又少了？石敬瑭不过是“皇帝”，当天下之重，格外地没面子而已。
将燕云十六州割给契丹，遗患两百年，罪过不小，但他自己就是沙陀人，“汉奸”两字，用在他身上，原本不伦不类。冯道虽是汉人，立身沙陀人之朝，又当极废州裂之际，责他以“民族大义”，是以后世人所见，责前人之所不见。他在契丹的言语，“哄洋鬼子”而已，“弱国无外交”而已；脸皮厚是真的，但脸皮不能如此之厚，他也不用去了。
冯道不以谄媚事人，而能取容于四朝，可见这个人是很滑头的，逢大事则依违两可，不得罪武人，不预废立，这大概是他的自全之道。冯道善持大体，若说有什么特殊才能，倒也看不出来。有个人嘲笑他，如果走得快了，怀里一定会掉出兔园策来，他也不以为愧。他的好处是心胸开阔能容人，得罪他的人，他并不报复。诗人杜荀鹤的才能倒高，但刚在朱温那里得宠，便在家中气冲冲地掰着手指头，算计都有谁得罪过自己，准备尽杀之。这等倾险之徒，不如冯道这样的庸人远甚。
五代兵连祸结，黎民深被荼毒，当此之时，忠为下，仁为上。冯道慈悲为怀，活人无数，然而他的口碑还不如史弘肇之流的“好汉”，这只能说是老百姓做刍狗做惯了。史弘肇这种人，不逢其会，杀猪屠狗而已。
但人如草芥之时，必有视人如草芥者出，选对主子，多杀人，便可为英雄。史上名气最大的，不是大凶大恶之人，就是大仁大善之人，说明社会出了毛病，不是纵人为恶，就是逼人去做常人所难之事。如冯道者，一平常人耳，以其平常混世界，也以其平常挨人骂。
《宋史》批评五代臣子视事君犹如拿钱干活儿，改朝易姓，就像换个东家，一拍两散——便该如此!司马光骂冯道为奸臣为尤，理由是冯道“求生害仁”。——在司马光的头脑中，“忠”与“仁”已经分不清了。汉代起，忠的地位上升，成为伦常之首。以忠君为大节，把它像草标一样插在头顶上，倒忘了孔子的仁、孟子的义。只知吠非其主，不问善恶是非。这倒省心，最不堪时，至多落顶“愚忠”的帽子——愚忠愚忠，好像还有什么不愚的忠。其实哪里有呢？凡忠必愚。
评说人物，古代也说“大德不逾贤，小德出入可也”。问题是，什么是大，什么是小？以忠为大，以义为小；以节为上，以仁为下。在司马光、欧阳修看来，冯道所做的善事，只是“小善”——如他的廉俭，如他的念诵聂夷中的《伤田家诗》来感悟李嗣源，如他劝耶律德光不事掠杀，如他救下违反买卖牛皮禁令的二十人；如武将把抢来的妇女送给他，他置之别室，访得其家送回去；及随辽北上到恒山，见到辽兵俘掠的士女，掏钱赎出，设法送归乡里。——在忠字当头的史学家眼里，大节既亏，这些小善也就无足道了。
五代的惨剧，本可换回些出息的。但宋儒纷纷而出，把观念的旧山河收拾起来，重如轮回。伺候纷纷攘攘，不出矩 。至明亡，才有人认真地琢磨这些事情。但——仍以冯道为例——无论是王夫之，还是顾炎武、黄宗羲，都以冯道为小人，批评誉冯道为“吏隐” 的李贽为邪妄。在三人者，身为胜国遗老，自然要痛骂不忠之人，好像大家都来做忠臣节士，便有万年不倒的王朝了。
见王朝而不见国，见国尔不见民，见民而不见人，此其所以翻遍坟典，拍破脑袋，也想不出出路者也。
真相如火，传播真相者如普罗米修斯。陈徒手这位“盗火者”，几十年如一日的在档案中挖掘真相，目的是“记录49年之后知识分子的几声长长叹息”，把历史的灰暗面平铺给人看。
他说，“知识分子有个天职，就是说话，不论用嘴还是用笔，若一声不吭，是失职；若作假，是渎职。”
然而1949年之后，在一连串排山倒海、接踵而来的“运动组合拳”的“洗礼”下，知识分子们已经没有了这种“硬气”。
知识分子的脊梁是如何一步一步弯曲的？“思想改造”、“洗澡”这些消失于教科书，只会偶尔散落在网络世界隐秘角落的陌生词汇，究竟意味着什么？知识分子又如何看待“今日之我”与“昨日之过”？
为此，诚挚推荐陈徒手作品：《故国人民有所思》和《人有病，天知否》，这是两部深入解读“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著作，运用了海量有据可查的档案资料。
《人有病，天知否：1949年后中国文坛纪实》收录了作者多年积累和访谈而得的13篇文章，及11篇追忆当年采访和幕后花絮的“题记”，所写都是读者较为熟悉的现当代文坛“名角”：俞平伯、沈从文、老舍、丁玲、赵树理、郭小川、汪曾祺、浩然、严文井等。
根据当事人的口述，以及大量档案、会议纪录和口述史料，真实地再现了1949年后中国文坛的真实面目，以及众多作家在大环境发生转变时痛苦的心路历程。这些强大而可畏的真实纪录，使那些尘封的如烟往事得以鲜活呈现，从而我们也可以感受到那个时代的阴晴圆缺和风云变幻。
《故国人民有所思：1949年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侧影》记录了上世纪50年代初至60年代中11位有代表性的、全国一流教授的生存处境：俞平伯、王瑶、傅鹰、周培源、贺麟、马寅初、汤用彤、冯友兰、冯定均任职于北京大学，蔡旭、陈垣两先生则分别任职于北京农业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
其实，陈老师根据几十年积累的资料所写出来的著作还有还有好几本，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能出版的就这两本，并且《人有病，天知否》还颇多波折，属于“漏网之鱼”，最终能与读者见面，实属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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