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是犬儒主义者？
2023/3/14 22:57:46 哲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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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安斯加尔·艾伦《犬儒主义》倪剑青译 商务印书馆 2023
从惊世骇俗的挑衅和变革，到满腹牢骚的冷漠和倦怠，何以都是犬儒主义？明知是毫无意义之事，何以还会一面嘲讽一面执行？无畏和无信念之间，究竟是一步之遥，还是鸿沟难填？
古代犬儒主义者为了批判他们所处的文化，投身于这样一种有意为之的生活方式，其目的就在于激怒他们的同时代人，由此使大众的偏见暴露出来。
现代犬儒主义者没有社会或政治的信念，只保持狭隘的机会主义，总试图为自己捞好处，得以与他所拒斥的现状相调和。
这种现代犬儒主义既是一种征兆，也是一种症状，甚至可能是造就诸多黑暗时代的原因之一。
一个犬儒式的愤世嫉俗看不上人类。持有犬儒式的愤世嫉俗观点意味着对他人抱有不信任。犬儒主义者蔑视(甚至嘲弄)非犬儒式的种种特质，对人类的真诚与正直不屑一顾，相信它们只是对自利的掩饰。作为一种文化气质，犬儒主义煽动不信任，给进步下绊子，要将所有崇高之物、所有的善打回原形，压低到它自己那种偏狭的层次上去。它假定所有人类动机在根本上是自私的，更否认我们有可能拥有一个更好的世界。但曾经存在着一种非常不同式样的犬儒主义——首字母大写的犬儒主义(Cynicism)。其最为出名的践行者便是第欧根尼。第欧根尼出生于公元前412—前403年前后，以看不上与他同时代的人而著称，但参与了当时的社会变革活动。就此而言，他所代表的犬儒主义正好与我们当下令人厌倦的情况相反——现代大众犬儒主义试图让我们相信，任何改变世界的企图一开始就注定会失败。本书将比较犬儒主义的古代形式和现代形式，以便更好地理解现代犬儒主义。本书将探究每一种犬儒主义如何成为它所处的社会的产物，并且成为那个社会的一面镜子。由于要比较古代犬儒主义和现代犬儒主义，所以我们也将探讨前者是如何转变为后者的。这一转变跨越了两千五百年的时光。犬儒主义在此段过程中经历了多种多样的中介形式才完成了这一转变。乍一眼看来，古代犬儒主义与现代犬儒主义截然不同。作为一个由行乞哲学家组成的松散团体，古代犬儒主义者很容易通过他们极具个性的服饰(著名的手杖与斗篷)、刻意表现出的贫穷、粗鄙的举止、羞耻心的匮乏、令人困惑不解的作为以及狗吠般的声调等来辨识。这些古代犬儒主义者为了批判他们所处的文化，投身于这样一种有意为之的生活方式，其目的就在于激怒他们的同时代人，由此使大众的偏见暴露出来。古代犬儒主义者自认为负有见证之责任——持有一种完全不同的生存态度是完全可能的。与之相反，要准确辨识现代犬儒主义者则非常困难。现代犬儒主义已经融入了社会主流，再也不是只有社会少数派才会皈依并践行的一种哲学——我们现在都是现代犬儒主义者。现代犬儒主义依然对精致的教养和优雅的举止抱以怀疑的态度，但已低调了许多，不再会像古代犬儒主义那样通过种种惊世骇俗的举动去激怒大众。现代犬儒主义者没有社会或政治的信念，只保持狭隘的机会主义，总试图为自己捞好处，得以与他所拒斥的现状相调和。这种态度与其古希腊祖先之间的确有所关联，但微乎其微。古代犬儒主义者是断然拒绝与任何事或任何人妥协的。因而，古代犬儒主义在何时变成了现在这副模样？古代犬儒主义向现代犬儒主义的转变似乎并非在某个特定的历史时刻发生的，这种转变也不是绝对的。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加以区分——首字母C大写的犬儒主义(Cynicism)指的是古代犬儒主义，而首字母c小写的犬儒主义(cynicism)指的是现代犬儒主义。不论古代犬儒主义还是现代犬儒主义，都被理解为“离经叛道”(deviance)——对普遍接受的规范公共或私人行为的诸原则的背离。古代犬儒主义与现代犬儒主义，都继承了这种“背离”的举动。但二者所背离的这些原则却提供了一个框架，使得我们可以理解古代与现代犬儒主义的离经叛道性。这些原则还提供了一些正面的行事原理。古代和现代犬儒主义正是在对它们的拒绝或驳斥中彰显出自身。古代和现代犬儒主义的表述中总是涉及这样或那样的标准。我们可以根据这些标准来判断古代和现代犬儒主义，并通过古代和现代犬儒主义对于这些标准所展现出的敌意来加以衡量。古代犬儒主义和现代犬儒主义一样，都不能容忍更高标准(古代犬儒主义对此更为急切)：一切夸夸其谈和矫揉造作都要被削弱或揭穿——用古代犬儒主义的术语来说，让理想主义者那鼓胀的内脏稍稍放放气。古代和现代犬儒主义在通常意义上都不算什么“好人”。或者在现代语境下，更准确地说，“尽管他持有犬儒主义态度，但他是个好人”——而不是“因为他持有犬儒主义态度，所以他是个好人”。尽管如此，古代和现代犬儒主义之间的共性不应被夸大。尽管“离经叛道”为古代和现代犬儒主义提供了一个共同主题，但何为“离经叛道”，依然需要在各自的情境下进行理解。古代犬儒主义以举止乖张著称(如果那些行为是病态的话，那也是深思熟虑的产物)，而现代犬儒主义的恣意妄为，多半是无意中的自发行为(如果不仅仅是不受控制的自动行为的话)。
作为一种态度，现代犬儒主义的“离经叛道”是病理性的：它折磨着我们。现代犬儒主义者的范围从有权势者一直到那些被压制和被边缘化的人。有权势者为了获得更大的影响力和财富，无所不用其极。这些人所持有的是“机会主义的现代犬儒主义”与“操纵他人的现代犬儒主义”，而那些被压制和被边缘化的人只拥有“卑贱的现代犬儒主义”。这两者是被绑定在一起的。有权势者的犬儒主义给了那些缺乏影响力的人以无尽的理由去宣扬犬儒式的愤世嫉俗，而后者的犬儒主义则使得他们在前者的恶行面前麻木不仁。在这种情况下，或许存在维持犬儒式愤世嫉俗的好理由，但这种现代犬儒主义终将徒劳无功，它所引发的争执也是如此。只有怀抱希望并采取协调一致的政治行动，才能使得事情变得更好——这种希望和行动总是被更为高远的理想，或是被集体主义的理想所激发。然而现代犬儒主义总是阴魂不散。每当我们沉沦于挫折或绝望时，它就会被我们再次经验到。我们今天为自己所持有的现代犬儒主义辩解，仿佛这是一场不由自主的情绪爆发，是我们自身更黑暗一面的产物。而“更好的自我”必须咬牙坚持，才能不全然屈服于它：“我恨变得愤世嫉俗，但是……”综上所述，毫不意外，我们都有自己的犬儒时刻。今日的社会中存在着现代犬儒主义的潮流，它不局限于一时一地，已势不可挡地广泛传播开来。这种潮流在某些人的理解中，也是政治危机的一种特征。这种政治危机表现为“后真相”(post-truth)和“另类右翼”(alt-right)的崛起，表现为在面对民粹主义(populism)之时，自由民主制度和进步主义政治的衰弱，表现为诸多国际组织全力应对全球挑战(例如气候变化)努力的失败。现代犬儒主义是一种政治选择，也是一种个人选择。或许可以将现代犬儒主义理解为一个指标，显示更为广泛的文化病症的存在。它显示，现代的各种政体正在转向，在暴力的极端主义和集体的冷漠之间兜兜转转。这种现代犬儒主义既是一种征兆，也是一种症状，甚至可能是造就诸多黑暗时代的原因之一。在这样的背景下，个人很少直接遭受到他们犬儒式愤世嫉俗的危害。但在相当程度上，他们那种现代犬儒主义的弥散性本质，使得我们所有人都置身于危险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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