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朔：一个世纪的激励流向——20世纪成功学述评
2016/2/10 秦朔朋友圈

    

    

     文/秦朔

    

    

     “普通人一生只是运用了10%的人生潜力，人完全可以通过改变其思想而改变其生活。”

     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威廉·詹姆斯(1842-1910)如是说。

     人是可以改变的。世上没有绝望的路，只有对路绝望的人。只要诚然有心，天下没有改变不了的境遇；如不自我设限，世界没有创造不了的伟绩。

     然而，人的改变也是困难的。平庸、怯懦、惰性和奴性似乎是大多数人的恒常命运。但是，即使那些庸常乃至卑俗者，究其一生，又有谁的内心不曾点燃过渴望成长与卓越的希望之火？

     身处一个转型变革的大时代，在各类形形色色“排行榜”的示范下，人们对于成功的需求似乎更加迫切和浮躁。但是，成功的基因究竟在于何处？成功只是外在的数字标准吗？怎样的成功才能持久延续、和生命的本质相一致而不是相冲突？

    

    

     真正卓越的人生，必少不了正确的价值观，也就是品德。美国成功学大师柯维为了“确定地找到成功的钥匙”，曾经对1776年美国建国后200年间讨论成功因素的文献论著加以研究。他发现，前150年中的作品强调“品德”为成功之本，包括正直、谦逊、勤勉、朴实、耐心、勇气、公正、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品德成功说”认为，圆满的生活、恒久的快乐、真正的成功与基本品德不可分。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功学转向强调个人魅力，即成功与否取决于个性、社会形象和维持良好人际关系的圆熟技巧。由此出发，“人际关系和公关技巧”与“积极进取心态”成为20世纪成功学的两大思潮。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大趋势，主因有二：一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际交往与市场交易越来越繁密，而价值的实现也必须通过交往与交易；二是在大众传播时代，注意力成为稀缺性资源，而要赢得注意力，往往离不开彰显个人魅力。

     我们注意到，在“品德成功学”的年代，成功的榜样几乎都是先哲领袖(如富兰克林、华盛顿、林肯)，屈指可数，成功学在一般社会经济中的应用和普及也很有限，而更类似于道德教化和对伟人的研究；而在20世纪成功学转向后，普通人尤其是商界人士，开始成为接受成功学教育的主体。在20世纪的成人教育和终身学习运动中，成功学已经成为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成功学在20世纪之所以能变成“大众之学”，拜社会经济需求之所赐，也与它成为一项产业有关。在美国20世纪上半叶的成人教育中，除了技术性、功能性的培训教育，戴尔·卡内基(1888-1955)的“人际交往”和经由安德鲁·卡内基、拿破仑·希尔、沙利文·斯通等人而形成的“思考致富”，花开两朵，双峰并峙，蔚为两大潮流，都形成了巨大的产业，通过市场化、产业化的方式推广和传播。前者信奉：“人的成功，15%在于专业知识，85%在于人际关系和处事能力。”后者推崇：“一切的成就，一切的财富，都始于一个意念(idea)。”前者着眼“外向传播”，后者立足“内向传播”(自我传播)。

     回首20世纪的成功学激励运动，在“人际交往”的方向上，戴尔·卡内基流派枝繁叶茂，衍生出“演讲学”、“谈判法”、“推销术”等分支；而在“思考致富”的方向上，更是英雄辈出，八面来风，流派层出不穷。

     倡导发挥内在意念力量的这个成功激励方向，之所以呈现多元之势，乃是由于这个领域更为广阔，更为深邃，和心理学、神经学、医学等领域关系密切，一变俱变。究其大者，有以下几个分支：

     其一，是以拿破仑·希尔为代表的“积极心态”。著名的《羊皮书》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

     其二，“维也纳精神治疗学派”，这一大派又分三支，即弗洛伊德的“快乐原则”，阿德勒的“权力意志”，和在纳粹集中营煎熬过的弗兰克医生的“意义治疗法”。在目睹了集中营里的种种罪恶苦难后，弗兰克意识到，“人在自身中有两种可能性，为恶与为圣，选择什么并非由环境决定……人所拥有的任何东西都可被剥夺，惟独人性最后的自由——也就是在任何境遇中选择一己态度和生活方式的自由——不能被剥夺”；

     其三，以马斯洛(1908-1970)的“第三思潮”为代表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它彰显人的价值，认为人不是外部信息的“靶子”，而可以决定自己的命运；

     其四，潜能理论与潜意识。威廉·詹姆斯意识到发挥人类潜力的重要性，“潜意识大师”加德纳·摩菲关注意识和潜意识的关系，提出“潜意识如土壤，意识如种子，种子种下去，不断灌溉，不断重复，就能在土壤里生根”；

     其五，由外科整容医生马尔兹开启的“自我意向”理论。当马尔兹发现“内心的整容比外在整容更重要”时，他以20年的工夫，研究“心理信息传播学”(1960年出版)，证明人的快乐与否，乃是基于其内心世界的“自我形象”(selfimage)；

     其六，“神经语言学”(NLP)。NLP由约翰·葛林德、理查·班德勒创建，提出“地图显示的不是确切的疆域”，人的内心记忆不是事物的真相，而是经过个人独有的信心、态度、信念、性格过滤后所呈现的内容。由于成功激励大师安东尼·罗宾的实践，NLP在20世纪80、90年代以来风起云涌，鼎盛一时……

    

    

     以上的勾勒，远不能涵盖20世纪世界的成功学激励教育全貌。

     以全球视野观之，日本的成功激励运动也极其蓬勃。

     以激励资源来说，除了上述以外，诸多政治和宗教领袖、商业巨子、推销大师、社会名流、传媒明星、经济学家和管理学家，也常常参与激励教育，并有过不少励志性的名作问世，例如小马丁·路德·金、德兰修女、海伦·凯勒等人的作品。

     在20世纪末期，由于新经济浪潮极大提升了科技的地位和资本市场的作用；更由于在企业里，越来越意识到管理、团队、知识的重要性，远大于单纯以个人为主体的心态与人际关系培养，所以全球成人教育的主流不再是激励，而是以管理知识和技能为中心的系统学习和团队学习。“学习型组织”就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热烈起来的。

     当成功学在21世纪的西方渐渐“褪色”，在中国，企业界和出版界近年来则快速、浓缩地引进了大量西方成功学著作。由于中国企业的员工长期缺乏以个人为中心的激励训练(这与传统文化的自抑性、内敛性有关)，更由于保险、销售等行业的带动，激励教育在中国方兴未艾，生机勃勃。在中国的成人教育中，成功激励和知识学习，两者都不可偏废。

    

    

     柯维在评述20世纪两大成功学思潮时认为，“态度定成败”、“有志者事竟成”、“微笑比皱眉赢得更多友谊”，这都是金科玉律；但是，也有些支流毫不避讳地鼓励去利用甚至欺骗他人，虚张声势，伪装自己以赢得好感、获取情报等等。在这些支流中，品德只是为了装点门面，要紧的是速成的技巧和捷径。他对此持批判态度。

     柯维坚持，品德乃是成功之根本，而“个人魅力”、“积极心态”等“有时是成功的要素，但却不是最根本的而只是次要的优点”。在21世纪，中国面对着经济发展与文明复兴的两大命题。相应地，中国人也面对着双重的挑战，一方面是创造财富，力争上游；一方面是内心充实，喜乐幸福，能够体认到生命的意义。前者追求急功近利、近功速效，后者追寻内在的满足。由于这种“双重性”，在迈向成功的道路上，中国人需要借鉴的激励资源就不应该只局限于“心态”和“技巧”，还应该包括“品德”这一根本。21世纪中国的成功学，应该是复合性的、全面的成功学。

     国家的进步，建基于个体的进步。国家的成功，离不开国民个人的成功。

     每个人都守着一扇由内开启的改变之门。谁都不能替他开门。不过，假如有一些伟大的、深刻的、直抵灵魂深处的敲门声传来，也许他会早一点、快一点给自己开门吧。

     成功学的真正价值，就在“敲击”之中。

     “世上每个人都是不同的个体，而在每个人的身上也都蕴藏着一份特殊的才能，那份才能有如一位熟睡的巨人，就等我们去唤醒他。”(安东尼·罗宾)

    

     (本文刊发于2005年3月25日《第一财经日报》D0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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