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国人谈论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凸显的或许是“姿势水平”的尴尬
2017/10/13 秦朔朋友圈
作者：鲁舒天 / 微信公众号：qspyq2015
这是秦朔朋友圈的第1577篇原创首发文章
刚刚过去的10月5日，瑞典文学院将本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英籍日裔作家石黑一雄。关于这位“冷门”作家此次的“登顶夺魁”，国内讨论的声音主要分流两道：
一道属于文学人口，其视角锁向评委会的评判标准、诺奖得主的作品本身以及其获奖背后的寓意；
另一道则来自普罗大众，其关注点聚焦在获奖者的日裔身份及由此衍生的系列讨论——石黑代表的是日本人还是英国人？日本作家村上春树为何还在陪跑？日本人又获奖，为何没轮到中国？
与其说这两种讨论的声音是在“兵分两路”，不如说它们是在“相向而行”，且无连接贴合之应然。因为前者的实质是文学，后者的实质则是谈资。即便后者的发声显得离题万里又不知所云，它却是在这个喜欢把一切存在置换成“热点”的时代成为主流的那方。当博彩公司为后者开盘测率，诺贝尔文学奖便和足球杯赛一样没有本质区别了。如果大众只爱看热闹，时代的一切都会被拉低到看门道而不得的范畴。文学的观察标准就像它的门槛一样，是一种抽象而开放的所在，易被曲解和绕过。所以当世有自我坦承的“伪球迷”，却无自我坦承的“文学盲”，并非真的没有，只是后者多以喧哗造势掩盖其贫乏苍白。
石黑一雄的作品为何获奖？
石黑一雄代表了什么样的文化符号？他此番获得诺奖是文学写作的实至名归还是评委会对近年授奖标准的拨乱反正？围绕在这位日裔作家身上的问题之所以看上去纷繁复杂，不过是因为我们对其作品、对诺贝尔文学奖乃至于对严肃阅读本身的陌生。
石黑一雄幼时随家人移居英伦，在此接受教育，他对于故国文化的认识来自于后天重构，其作品中涉及日本的笔触也近似一种外国人的视角。可以这么说，在英文写作的主流疆界闪展腾挪的石黑对日本文化的认识甚至比不上芥川龙之介这样一个纯粹的日本作家对于西方文化的认识。与奈保尔、拉什迪并称为“英国文坛移民三雄”的石黑一雄的获奖并非是将民族性用作敲门砖的缘故，质疑诺奖评委会只顾“政治正确”的声音可以先歇歇了。
“无根”与“记忆”被认为是石黑一雄文本的关键词，但仅以多元文化的冲突、移民身份的边缘感或者全球化的离散来定义其写作内核的既成，似乎又显得大而无当。自诩“国际主义作家”的石黑一雄希冀创作的是那种突破不同地域与文化疆界而使读者产生情感共鸣的小说，他坚信比起关注特定国家和民族的灾难，对变革之下人的内心感受和生命经验的探讨才是超越翻译的表达方式。用瑞典文学院给出的获奖理由形容即是：“石黑一雄的作品，以其巨大的情感力量，发掘了隐藏在我们与世界联系的幻觉之下的深渊。”
书评人云也退认为石黑一雄作品中流露出的“架空”和“闪避”是对公共主题及私人责任的蓄意逃离，而作家蒋一谈则笃定作为“文学情绪大师”的石黑一雄代表了现代小说轻情节而重精神的前进方向。之于诺贝尔文学奖新晋得主的讨论，以上两类观点虽几近对立，其价值却皆在“让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作家获得文学奖才算靠谱”的腔调之上。后者产生的根源在于诺奖评委会此前两届将文学奖授予惯常观念中的非作家(记者和歌手)，实际上这种论调只会滋生盲目的簇拥。它是乌拉圭作家爱德华多·加莱亚诺所批判过的对于文学边界认识的狭隘，仍流于学界习以为常的“将文学创作与写书等同”的限定。
诺贝尔文学奖
对国人来说意味着什么？
纵使才华横溢的石黑一雄此番将诺贝尔文学奖收入囊中，纵使国内舆论在宣传上也给予其相当程度的礼遇，但依笔者所见，这样一位作家并不会就此进入国人的视野。这种被“轻视”的宿命在加拿大作家门罗(2013年诺奖得主)以及法国作家莫迪阿诺(2014年诺奖得主)等人身上已经应验，他们的作品在经历一阵由诺奖书商主导的出版狂潮后，便无可奈何地落入淡漠的境况。当诺贝尔文学奖及其获得者身上的那些可供谈资的“新鲜”、“话题性”和“姿势水平”统统蒸发后，文学场里原本认为“援军将至”的局面亦不免比从前更加意兴阑珊。遍布在那些诺奖盛筵后的真实，是对文学关涉的漫不经心、对娱乐加持的孜孜不倦和对市场拓展的全心贯注。当文学教育与文学阅读只是被主流大众假意逢迎，诺贝尔奖成就文学的命题无疑只是痴人说梦。
国人只是看上去很憧憬这座奖杯，这样一种不无尴尬的前提使得一切对诺贝尔文学奖的深刻探讨和辩证都显得多余、超前乃至于自欺欺人——比如国际竞赛化之下的诺奖使得作家们“都像偷偷揣着一篇获奖词在写作”；比如诺奖的锦标会愈发压迫边缘文学部落向文学世界的中心进行依附和献祭；比如随着诺奖作为国家文化软实力和全球性证书的属性日益增强，其文学“道统”恐会泥马渡江；还比如基于对瑞典学院院士们掌握非主流语种匮乏的弥补，非主流语种的写作自行进入了一种旷日持久的、去历史化的操练。
学界对于诺贝尔文学奖的共同焦虑在于：这样一个全球化乃至“以进大同”的文学奖项会因其评判时的标准、立场、视角乃至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局限而使得其“世界意义”的代表性有失公允，或许它只是提供了区域理解的简便法，难当文学世界中的最高权威和荣誉。但笔者想说的是，这种焦虑压根波及不到对诺奖文学和诺奖作家的认识尚且处于并将长期处于浅层次的国人。国人还停留在诺奖主导下“一将功成”、省心省力的阅读选择所造就的对于不同文学传统构成序列的忽视之中，并在这种因跟风蹭热而导致的愈发狭窄乃至自负的阅读视野后面自我感觉良好。
笔者在数年前的一篇小文中记述过此种情节：
前些日子去书店闲逛，碰见几个高中生在挑书。他们向店员咨询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侦探小说，店员没有反应过来，再向那几个人追问作者时，高中生已是满脸不屑，嘻笑着。
那天正是莫言获奖的次日，店长正在电话里大谈进货，与前来买书的中年顾客所云无非是积压多年的那几本堆上了不少尘屑的莫言作品顷刻间销售一空。当下再进货，要多进些，不怕卖不出去。
对书商而言，莫言作品是“书”更是“货”；对恰时而动的顾客而言，书虽不是“货’，但决计逃不脱流行时尚的范畴。
不然，那些与莫言同时代、同集合、曾在书商与顾客的选择下同命运的作家们的著作，此时也都该重见天日，而不是继续藏在一栏栏、一列列阴暗的夹层。
国人同文学的距离，
比中国作家同诺奖的距离更远
对于伪球迷而言，足球只存在于四年一届的世界杯的那一个月；对于文学盲而言，文学只生长在诺奖过后的畅销书书架上。后一种情况不单要计算时效，更从一开始就丈量好了范围——范围之内的，从众者可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从“这哥们是谁”到“已粉数十年”的转换；范围之外的，其著作则不可避免地成为灰尘扑扑的博物馆陈列品。至于对中国作家获得诺奖的期待，大部分国人的态度其实是在隔岸观火，原因很简单——国人对文学和阅读的态度是塔基，而中国作家去竞逐诺奖则是塔尖的作业。国人似乎只是需要有个作为职业作家的同胞能够适时站出来去拿个诺奖，然后自己便可心安理得地继续以老死不相往来的态度对待文学。尤其当莫言在2012年赢得此项殊荣后，这件事更显出一种“已解决”的妥善。至于到底是替谁拿奖，国家？作家本人？还是替全体同胞？这个标准依旧暧昧不明。但越是模糊的荣誉，越是能产生一种自我麻痹和膨胀的错觉：似乎5年前去斯德哥尔摩领奖的是全体高密人、全体中国人、中国政府，但就是和那个“寂寂寥寥扬子居，年年岁岁一床书”的作家本人无关。
“中国作家离诺贝尔文学奖有多远”其实根本是一个伪命题，比“中国足球何时能再进世界杯”还要伪之更甚，说得就好像国人对以上内容真的存在深沉的兴趣似的!中国人如果能像欧洲人那样热衷团体运动，或像犹太人那样尊重文化和知识，以上设问才不至于显得矫情至极。当国人在谈论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只能有样学样、翻来覆去地感叹村上春树、昆德拉等人的落选，或是像紧盯奥运军团在金牌榜上的态势那般纠结中国之于诺奖的关系，这无疑是在凸显“姿势水平”的尴尬。同样的情形在文学之外的领域也都存在：国人一面呼吁显赫的表彰落户中国，一面又不肯切实成为促成这一愿景的组成部分。
笔者不由得想起那位如果能多活数月便可将198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收入囊中的中国作家沈从文，他曾在《长河》的序言中描述过前文所称的这种渐进而不可逆的悲哀，那是1934年的冬天自北平回湘西的沈从文所注意到的存在于故乡进步变化之下的堕落趋势——“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保有那点正直素朴人情美，几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敬鬼神畏天命的迷信固然已经被常识所摧毁，然而做人时的义利取舍是非辨别也随同泯没了。”
拉低了国人在讨论文学时“姿势水平”的正是沈先生指出的那种唯实唯利的庸俗人生观，它不仅造就了滥竽充数的簇拥，更影响了国人疏离文学的年轻化趋势，后一种情形尤为可叹。受过高等教育却表示“办卡后就没进过图书馆”的学子大有人在，而那些更早步入社会的青年亦只会将网站小说当成自己终生阅读的极限。看似教育背景判若云泥的此两类人对待严肃命题的态度却日趋高度重合：他们明目张胆地排斥对于严肃文学的阅读，声称只看“对自己有用的”工具书、致富经以及消遣读物。他们一面畅谈不看严肃文学是因为它“没有意思”，一面又完全回答不出来任何一个他们已经确凿认定的“没有意思”的书籍或者作者的名字，这实在是十足的荒诞行径。
对于我们的社会而言，与其在事关诸如诺贝尔文学奖的讨论中喝上三杯两盏淡酒，毋宁去“大众之于文学”的这片寒窗陋室之下应御晚来风急，后者才是补羊牢之亡、缮蚁穴之溃的所在。
作者出生于1992年，金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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