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制造新一轮竞争,中国靠什么胜出?——雷军两会提案引发的思考
2018/3/10 秦朔朋友圈

    

     作者:秦朔 / 秦朔朋友圈ID:qspyq2015

     这是秦朔朋友圈的第1855篇原创首发文章

     今年的全国两会,全国人大代表、小米公司董事长雷军提交了两份议案,一份是《关于鼓励民营企业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提升“中国制造”品牌全球影响力的建议》,一份是《关于大力发展中国设计产业、全面提升中国设计水平的建议》。两份议案的核心,是如何在全球化的新时代,打造具有世界声誉的中国品牌。

     在上届全国人大代表五年任期内,雷军一共提交了12份提案,其主线是通过互联网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促进中国制造升级,迈向中国创造。

     雷军连续六年,每一年提出的议案都和制造强国、中国品牌相关,既反映了他一贯的专注,也折射出他的商业价值观。

     雷军的提案引发了我对全球制造业竞争新格局、美国制造业的历史经验,以及从中国制造到世界品牌的思考,特梳理如下,与大家分享。

    

    

    中国制造:全球拓展,不上则下

     制造业是中国的优势产业。根据德勤发布的《2016全球制造业竞争力指数》,中国排名第一,是最具竞争力的制造业国家。

     但中国制造也面临着很大挑战。自2005年之后的10年,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上升了5倍,与1995年相比则涨了15倍,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成本套利下降,一些发达经济体的企业已经把生产转移到成本较低的国家或搬回自己的国家。

     在成本竞争力弱化的同时,中国制造的另一个问题也变得明显,就是有效供给不足,不够优化。根据联合国下属的世界旅游组织(UNWTO)发布的报告,2016年中国大陆游客的境外消费达到2610亿美元,折合人民币比2015年增加12%,且连续12年呈两位数增长。居民境外买货的增速高于境内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速(10%左右),反映出境外品牌仍有相当强的吸引力。

     德勤的研究还表明,美国通过开发先进的制造技术,包括智能互联的产品和工厂,以及在预测分析和先进材料方面的优势,制造业竞争力不断提高,从2010年的第四名上升到2013年的第三名和2016年的第二名。报告预计,美国将在2020年前夺得第一名。

     以美国为首的北美区(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和以中国为首的亚太区(中国、日本、韩国、印度、中国台湾),这是全球两大强有力的制造业区域集群。其中这8个经济体有望在2020年前排名制造业竞争力前10强,剩下的两个位置,是欧洲的德国和英国。此外,“强力五国”(MITI-V)——马来西亚、印度、泰国、印度尼西亚、越南,未来几年可望跻身制造业竞争力前15强。

     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业规模第一,非常可喜,也是中国经济综合实力的重要体现。但德勤访谈的全球CEO们认为,先进的制造业技术和材料是释放未来竞争力的关键,发达国家正通过向高价值先进制造业转型,从而为未来创造优势,传统制造业强国——美国、德国、日本、英国2016年一起跻身竞争力前10强,就是一个佐证。

     中国制造的总规模遥遥领先,但中国制造的竞争力、创新力、品牌价值,则存在不少短板,和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也有不少差距。可以说,不进则退,不上则下。

    

    美国醒来:永远不要低估制造业的创新意义

     自2010年中国制造业规模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后,从奥巴马到特朗普,“让制造和就业回家”就成为总统最重要的经济口号之一。而对美国学术界来说,最重要的一项反思则是,他们重新发现了制造业在创新方面的深刻意义。

    

    |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

     美国自开国之初就重视制造业。首任财政部长、“国父之一”的汉密尔顿1791年向国会提交了《关于制造业的报告》。虽然当时美国90%以上的人口都在从事农业,但汉密尔顿通过对全球的观察提出,“不仅一个国家的富足,而且一个国家的独立与安全都是极大地与制造业的繁荣联系在一起的”。他主张政府对制造业给予关税保护,补助奖励创办新企业,协助国内道路、运河等改善,吸引商人投资于制造业的冒险事业中,而不是“完全停留在商品交换和运输这样既舒服又获利的领域”。虽然报告因被南部农场主的政治代表反对,没有通过,但19世纪30年代,工业革命开始兴起后,他当初关于制造业立国的报告被政治家和商界重新拿出来作为指导。

     由于早期缺乏纺织机方面的技术,美国就在英国散布秘密告示,对愿意来的技术工人许以重酬。“美国制造业之父”塞缪尔·斯莱特从英国千方百计来到美国,凭着记忆造出各种纺纱机器;“美国技术的摇篮”马萨诸塞州斯普林菲尔德军械厂的很多技术创新,来源于苏格兰工程师亨利·伯登;威尔士人戴维·托马斯最早将无烟煤炼铁技术引入宾夕法尼亚的钢铁工业中。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如果说以蒸汽机为代表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时,美国还是英国的学徒,从英国“进口”技术做原料加工;到以电气化为代表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时,美国在钢铁、石油、电力、机械制造等方面已经和英国、德国不相上下。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思曾指出,1840年和1860年的美国制造业,其最重要的区别不是产值的快速增长,而是“制造业向新兴工业部门的传播”,当时的新兴工业包括钢铁、能源工业、铁路机车等等。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成为世界制造业的龙头老大。

     第二次世界大战强化了美国作为“世界兵工厂”的地位。著名历史学家阿瑟·赫尔曼在《拼实业:美国是怎样赢得二战的》指出,战场的背后是实业的较量,“私营企业在战时爆发巨大的生产力,迅速将美国军队装备成世界最强大的武装力量。正是那些被战争动员起来的民用工业,以及在军工生产中得到锻炼的普通男女,让美国在战争中唱响了凯歌,并为战后长达30年的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二战期间,美国海军使用的所有舰船中的92%,是由一位中学辍学的实业家安德鲁·杰克逊·希金斯设计的;另一位实业家亨利·凯泽,从1943年7月到1944年7月,为美国海军生产了50艘护航航母,而整个二战期间日本才生产了20多艘航母。美国的生产能力是如此之强,以至于斯大林在慕尼黑会议上说,“为美国的生产干杯,没有美国的生产,这场战争就会失败”。

    

     二战后美国制造业的优势一直延续,1965年之前美国对日本和欧洲的贸易都是顺差,但1965年日本对美实现了顺差,1966年联邦德国对美国实现了顺差,1971年美国整个对外贸易出现逆差。到70、80年代,美国的钢铁、汽车和芯片等制造业支柱产业都落在了德日之后。里根担任总统之后,力主改善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推出“经济复兴税法”、缩短大部分固定资产的折旧年限,提出《国家生产力与技术革命法案》,促进工业企业加速技术开发、提供发展高科技的风险资本、教育和培训工人,还在1985年设立了“产业竞争委员会”。正是在此背景下,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索罗组织了一批教授,在1989年完成了轰动一时的《美国制造:重获生产优势》(Made in America: Regaining the Productive Edge),该书第一句话就是,“一个国家要生活得好,就必须生产得好”。(To live well, a nation must produce well.)这种反思和努力功不唐捐,到90年代美国在半导体、计算机等方面重新夺回了优势。

     面对中国制造的崛起,尤其是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融入全球大市场之后,美国跨国公司在全球化、信息化、资本流动的共同作用下,大规模将制造业环节外包,以占领“微笑曲线”的两端。在这个过程中,从华尔街到很多学者,都认为制造业的衰退无关紧要,“它实际上预示着美国正在迈向以服务为导向的创意经济时代”。大名鼎鼎的萨默斯就说过,“美国的作用是培育一种知识和服务不断增加的全球经济,不是去制造实物”。经济学家凯文·哈塞特说,“任何一位经济学家都会告诉你,制造业的衰退不值得关心,我们正在向创意经济时代转型,但过度外包损害了美国的竞争力”。

     最近几年,在新一轮反思中,如同麻省理工学院人工智能实验室教授罗迪·布鲁克斯所说的,美国人发现,对低端制造业的高技术改造中,存在大量的创新机会。美国保留了高附加值的制造业,把大部分沃尔玛级的低端制造业转移到了其他国家,但丢掉它们的同时也失去了许多创新的机会,因为许多创新正是在年复一年的对制造过程改进的进程中产生的。假如有朝一日机器人的成本大大降低,像计算机一样普及,美国制造业的创新潜力无可限量。

    

    软实力:中国制造的升级方向

     中国制造会不会被醒来的美国所超越?

    

     从成本、配套能力、人力资本、市场等方方面面来看,中国制造的竞争力短期很难替代。更重要的是,和过往以简单加工为特征的传统制造相比,今天的中国制造已经具备了强大的创造力。其最显著的体现,一个是高铁为代表的“大国重器”,另一个就是和互联网、物联网相结合,能体现中国人口红利、应用型创新的“中国智器”。

     制造的智能化、服务化被普遍看作制造业的新趋势,中国在这方面表现得淋漓尽致。以小米为例,从最初的“软件+硬件+互联网”升级为“硬件+新零售+互联网”的“新铁人三项模式”,展示出辽阔的创新空间。小米的硬件体系包括手机、电视、路由产品和外部的生态链智能硬件,小米IoT(物联网)已经成为全球最大智能硬件IoT平台。表面看,是在造“有形之物”,但背后又是数据驱动的服务,是和用户时时不断的交互过程,是“软实力”与“硬实力”的结合。

    

     美国在相当长时间将制造业外包,虽然获得了更高的资本收益,是短期收益的赢家,但没有预料到的是,中国制造不只是制造。

     曾任通用汽车副总裁的拉里·贝恩斯说,美国的下一代在看待和理解制造业上要记住五条教训:更加全面地看待制造业,不能把制造业仅仅理解为有形物品的制造,制造业不仅包含在工厂看见的装配过程,还包含看不见的设计、中试、零配件、物流、市场、销售等,是把这些过程整合为一体;二是制造业必须把顾客的感受作为发展的动力,把顾客需求直接体现在产品中;三是制造商不仅要学会数豆子,还要学会种更好的豆子,要未雨绸缪制定可持续的战略,一定要走在最前面;四是制造业的创新还处于开始阶段,未来创新潜力更大,例如基因组、纳米技术、机电一体化、数字化实时敏捷制造、高性能计算、从摇篮到摇篮的设计;五是具有集成头脑的工程师将成为未来的领导者,没有一个学科能够像制造业那样把设计、开放、验证集中为一个整体。

     拉里·贝恩斯未必了解小米公司,但他说的这五条,几乎都是小米的实践总结。小米作为新型制造的代表,是跳出制造做制造,做整体的、集成的、顾客驱动的、开放的、创新的新制造。

     制造的智能化、服务化,是一种软实力,中国制造在这方面有独到之处;但在另一种软实力方面,中国则有一定短板,这就是体验、审美、文化、品牌。

     从美国制造业的发展历史来看,知名品牌都离不开文化与设计的支持。前者,可以称之为“原产地效应”,后者,可以称之为“设计美学”。丹尼尔·贝尔在《后工业时代的来临》中曾经预测,未来经济“将生产那种由文化所展现的生活方式”。一个国家能不能出现一批的世界级品牌,关键也在于能不能用文化、美学和设计,展现出令人向往和喜欢的生活体验,和消费者发生情感连接、心灵连接。

    

     雷军在两会提案中建议,提升“中国制造”的全球品牌声誉和影响力,提升中国制造的品牌价值,当下最重要的是大力发展中国设计产业,全面提升设计水平,因为知识、创意密度极高的设计力是全球领先品牌的共性。

     设计为何如此重要?从智能硬件角度看,原材料、元器件、芯片、操作系统等有相当的通用性,配件由名厂提供,差异不大。让消费者为之尖叫、心灵共鸣,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通过设计来实现。

     从历史上看,制造强国必是设计强国。德国建立了现代设计理论和教育体系,英国开创了现代的广告设计传播,日本将good design作为精良产品的前提,美国更将工业设计和科技、时尚结合,引导设计潮流。雷蒙·罗维设计的可口可乐瓶,艾斯林格(青蛙设计创始人)设计的索尼特丽珑电视,乔纳森·伊夫设计的第一代Pod和iPad,等等,都是划时代的产品。乔纳森·伊夫在做iPad2的设计时,乘了14个小时飞机到日本会见传统武士刀工匠,从那里获得了铝材加工设计的灵感,让iPad 2的板材比iPad 1薄了1/3。所有这些设计,都像劈开冰山的利斧一样,唤醒了消费者。

    

     雷军指出,目前世界最为知名的四大工业设计顶尖大奖分别是美国IDEA设计金奖、德国iF设计金奖、德国红点最佳设计奖和日本Good Design Best 100,这些奖项定义了设计业的发展方向,因此他建议“努力打造出来自中国的世界级设计奖,提升中国设计业在全球范围内的话语权”。

     从雷军6年来的14项提案看,基于小米在实践中的不断探索,他也逐步找到了一条中国新兴企业迈向世界级品牌的道路。这就是以过硬的品质作为基础,以制造的智能化、服务化为一翼,以制造的体验性、设计感为另一翼。这两只强有力的“软实力”的翅膀和硬实力的集合,共同创出性能优良、充满美感、服务多样化和个性化的好产品。

     雷军曾说,“小米希望能够有机会说服全球的人,终有一天,‘世界复制给中国’将被‘中国复制到世界’所代替。”

     虽然小米模式未必适用于所有企业,但毫无疑问,小米对极致的追求和持续不断的勇敢创新,对整个中国制造软实力的提升,有着积极的推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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