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2008、2018，我们到了最需要理性、自立和反思的时候 || 大视野
2018/7/9 0:01:00 秦朔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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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秦朔朋友圈的第2086篇原创首发文章
民间往往最喜欢8这个数字，逢8必发，是个彩头，但中国经济，逢8之年总是最大挑战。挑战会挑破身上长出的脓包，很难受，但也包含着新生的机缘。
1998
1998年，中国预定的经济增长目标是8%，实际完成7.8%，主要是受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影响。
由于1998年上半年只增长了7%，国务院经人大批准后紧急增发1000亿元财政债券，投入基建，靠投资把增长拉了上去。这一年，中国周边国家的货币大幅度贬值，权衡利弊后，中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而是通过鼓励出口，吸引外资，打击走私和骗汇、逃汇、套汇，以避免对外贸易出现大的波动。
1998年之后，中国在亚洲的经济地位有了长足提升。如果当时中国也和周边一样，货币竞相贬值，东南亚经济金融将不堪设想。所以，一国的经济地位与其实力有关，也与其对国际社会的态度有关。
这里简单说说从1997年初泰铢贬值开始，然后席卷东南亚的危机的原因。当时，索罗斯猛烈做空东南亚金融市场，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愤怒地说：“这个家伙来到我们的国家，一夜之间使人民十几年的奋斗化为乌有。”索罗斯回应，“我没有制造泡沫，我所做的只是加速了泡沫的爆破。”他还说，“看到泡沫，我会先买，理性地去参加。当泡沫成熟时，我就会卖出或者短炒”，“从亚洲金融风暴来讲，我是否炒作，对事件的发生不会起任何作用。我不炒作，它照样会发生。”
东亚经济曾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增长样板，世界银行1993年出版了《东亚的奇迹：经济增长与公共政策》，总结其经验。但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于1994年在《外交事务》杂志发表《东亚奇迹的神话》，指出东亚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大规模资本积累和密集的劳动力投入，没有真正的知识进步和技术创新，缺乏有效的制度支持。这就是“克鲁格曼质疑”。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他又撰文批评东亚国家存在“裙带资本主义”以及股市与房地产的盲目投资。
今年5月17日，周小川在“经济研究高层论坛”上说，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没有经历过大的经济危机，但是我们经历过亚洲金融危机，我们对20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没有利用机会很好地认真总结。
从国内外学术界研究看，危机的原因主要是：
透支性的高增长和不良资产的高膨胀，比如东南亚的房地产泡沫，以及韩国大企业过于容易地从银行获得资金，最后的结果都是大量的银行呆坏账；
市场体制发育不成熟。政府在资源配置上过度干预，特别是干预金融系统的贷款投向，监管体制也不完善；
“出口替代”模式的缺陷。“出口替代”是亚洲不少国家经济成功的原因，但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要素成本提高，国际收支不平衡，反过来会抑制你的出口，此时仅靠资源廉价的优势无法保持竞争力。亚洲国家实现了高增长，但一直没有创造出新的竞争能力，反而在金融、房地产等领域狂飙突进，危机爆发后才发现，金融大繁荣的底座下面是流沙。
在那场危机中，“东方之珠”的香港也遭遇重创。香港楼价1995到1997年上涨了50%，1997年到2002年下跌了57%。2003年SARS爆发后，“中原城市领先指数”跌至45.71点，即当初在楼市投资1块钱，剩下四毛五。由于贷款比例高，还款负担重，在楼市最低潮时，香港有10.6万左右的“负资产”人群。
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感同身受，审时度势，加快了国企改革和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当时工农中建在内的国有银行体系被国际上认为已经“技术性破产”，2000年前后不良资产率超过四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一。但最终，依靠剥离不良资产、国家注资、按照市场化和专业化方式经营等措施，银行业转危为安。中国加入WTO后，企业竞争力提高，新一轮外向型经济增长启动，房地产作为支柱产业持续繁荣，银行业遂有了资产负债表扩张的十年牛市。
2008
2008年1月21日，上证综指跌破5000点，而上一年10月刚刚创下6124点的峰值。
2008年是股灾之年。3月13日上证综指跌破4000点，6月12日跌破3000点，9月16日跌破2000点，10月28日跌至1664.93点。一年内破了五个千点关口!
这一年美国次贷危机影响全球，汶川地震也让国人悲情四溢。年初中国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还是“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控制物价过快上涨”，9月之后转向为“防止经济增速过快下滑”，三次提高出口退税率，五次下调金融机构存贷款基准利率，四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暂免储蓄存款利息个人所得税，下调证券交易印花税，降低住房交易税费，加大对中小企业信贷支持。当时的口号是，“出手要快、出拳要重、措施要准、工作要实”。
2009年，刺激力度更大，当年人民币各项贷款增加了9.59万亿元，同比增长差不多一倍；2009年底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同比增长了27.68%。
关于刺激之利弊，仁智之见颇多，这里不做展开。我想举一个微观上的例子，企业如何应对危机，就是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B2B业务2007年11月16日在香港上市，发行价13.5港元，收盘39.5港元，但受2008年金融危机影响，半年多时间股价跌破了4港元。2008年7月，马云给员工写了一封信，叫《冬天的使命》。他说，冬天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没有准备，可怕的是我们不知道它有多长，多寒冷!
“其实我们的股票在上市后被炒到发行价近3倍的时候，在一片喝彩的掌声中，背后的乌云和雷声已越来越近。因为任何来得迅猛的激情和狂热，退下去的速度也会同样惊人!……我希望大家忘掉股价的波动，记住客户第一!
“机会面前人人平等，而灾难面前更是人人平等!谁的准备越充分，谁就越有机会生存下去。强烈的生存欲望和对未来的信心，加上充分的思想和物质准备是过冬的重要保障。即使是跪着，我们也要是最后一个倒下!
“在今天的经济形势下很多企业的生存将面临极大的挑战，帮助他们渡过难关是我们的使命，如果我们的客户都倒下了，我们同样见不到下一个春天的太阳!让我们再一次回到商业的基本点——客户第一的原则，把握危险中的一切机遇。一支强大军队的勇气往往不是诞生在冲锋陷阵之中，而是表现在撤退中的冷静和沉着。一个伟大的公司同样会体现在经济不好的形势下，仍然以乐观积极的心态拥抱变化并在困难中调整、学习和成长。
“我坚信这次危机将会使单一依靠美元经济的世界经济发生重大变化，世界经济将会走向更加开放更加多元化!而由电子商务推动的互联网经济将会在这次变革中发挥惊人的作用!……十年以后因为今天的变革，我们将会看到一个不同的世界!”
把危机当成变革的契机，回归商业本质，十年之后，马云当时说的话都兑现了。作为企业，无法左右宏观形势，但可以调整自己，变革自己。当然马云很幸运，股市火爆时在香港融了116亿港元，有了过冬的粮草，但如果心态不好，光靠钱也是撑不下去的。就是在这次危机后，马云提出了阿里巴巴未来十年的发展目标：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电子商务服务提供商，并迈开了构建生态的步伐。
这里也简单说一下美国次贷危机的成因。中信出版社出版过多部关于危机的书，我应邀为两本写过推荐。一本是理查德·比特纳的《贪婪、欺诈和无知：美国次贷危机真相》，作者在次贷行业工作了14年，他说“做一名次级贷款人意味着你在一个灰色的世界里生活”，“如果说次级贷款行业有什么艺术性可言的话，那就是‘无中生有’。……贷款审批人看到这些贷款文件的时候，已经经过了揉、挤、推、拉的工序，被修剪成现有的模样。”“作为借款人，我们没有什么自救能力。如果刷爆所有信用卡的诱惑还不算是十足的坏主意，那要拒绝廉价资金就是不可能的事。无论是买一套更大的房子，以更低的利率进行再融资，还是好好地利用房产权益，这可是一生一次的机会。”什么叫“利用房产权益”？比如，你的房子升值了，你就可以向按揭银行借更多钱消费，专业术语叫“资产依赖型的负债消费”。
萧条是怎么来的？是“非理性繁荣”瓦解崩溃后带来的。
我推荐的第二本书是巴里·埃森格林写的《嚣张的特权——美元的兴衰和货币的未来》。作者认为，美元在国际市场上的支配地位让美国人获得了可观的收益。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公司，美国生产商收到的是美元，它支付给工人、供应商和股东的同样也是美元，因此不存在货币兑换成本。美国铸币局“生产”一张百元美钞的成本只不过区区几美分，但其他国家为获得一张百元美钞，必须提供价值相当于100美元的实实在在的商品和服务。同时，外国公司和银行所持有的并不仅仅是美国的货币，还有美国的票据和债券，由于它们很重视美元证券的便利性，所以并不要求有多高的利率。
“由于低成本的国外融资，美国得以保持低利率，美国家庭可以入不敷出照样生活，发展中国家的家庭最终为美国的富裕家庭提供资助。在现行体系下，面对不断扩张的国际交易总量，其他国家为获取所需美元而向美国提供大量低成本融资，而这最终导致了危机的爆发。美国玩火，但在该体系的反常结构下，其他国家却不得不为它提供燃料。”
埃森格林预测，“美国在经济和金融管理方面的严重失误将会导致其他国家逃离美元”，“未来，美国或许会遭遇美元崩溃，但这完全是由美国人自己造成的，与中国人无关”。我在推荐语中说，“虽然美元的全球地位暂时还没有替代品，但很多货币都已开始‘去美元化’的探索；美元霸权并未终结，但美元霸权的终结开始了。”
美国是对人类商业文明发展有很大贡献的国家，美国霸权与美国秩序的形成有其历史合理性，其终结将是一个漫长过程，正如中国崛起也会是曲折前进的“之字形”。但正如我7年前说的，霸权的终结开始了。为什么？不合理，害理。次贷危机是美国的危机，但危机蔓延到全世界之后，避险资金又都回流美国，将国债收益率压得很低，帮助美国解困。这有点像1971年尼克松总统突然单方面宣布美元不再和黄金挂钩时，美国财长康纳利说的，“美元是我们的，但问题是你们的”，美元造成的问题却要由美国之外的国家来承受。
不受监督、没有约束的美国，权力依然很大、魅力不断下降的美国，滥权而失理，放在一个更大更长的时空来看，其地位的下降是注定的。
2018
2018年，又是风云突变的挑战之年，金融市场压力倍增之年。
过去40年，中国经贸在很多方面是跟着美国主导的规则跑，双方形成了很好的耦合关系和互补效应。原来的赛道很清晰，现在被特朗普的扬尘弄得有些模糊。好在目前双方所争，还是赛跑与规则问题，没有谁要改打拳击。经济交融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程度，冷战的概率极低。美国也不是要离开牌桌，而是要重新梳理打牌的规则。中国最近从开放到合规出台了很多政策，《专利法》也会修订，在规则方面是从善而行的。但美国也不要以为美国规则就是世界规则，历史上美国自己不守规则也比比皆是，美国在道义上的优越性不断被它自己蚕食。
现在来谈谈中国自身的经济。我觉得中国好像一架大飞机，飞得很高很快，其中有“中国动力”的作用(开放的市场经济，创业者劳动者的红利，政府的帮助之手)，但也有“过度透支”的作用。现在既要在动力这部分“加油”，又要在透支这部分做一次“大维修”。空中加油不难，空中大维修不易。因为大维修涉及到换零件，要把一些无用的、低效的、副作用的零件清理掉。这些“零件”不是没有血肉和情感的“东西”(thing)，是活生生的利益群体，是人。这就难了。
谈我们自己的经济问题，不要扯上美国，因为和美国没太大关系。
比如，我们很多地方政府都陷入财政困难，甚至要借钱发工资。卖地实在是无奈之举。一些基础设施项目太超前，成了“扔不掉、养不起”的“白象”工程。怎么办？2017年底之前“官粮”井喷，又是融资平台，又是产业引导基金，把一级市场的估值也抬上去了，这些钱，财政出的只是小头，大部分还是银行的，是有成本的。现在估值下来了，怎么退？还得了银行吗？很多部门热衷于花钱，但花的有效率、有效果吗？
我们的货币乘数快速提升，经济快速货币化，2012到2016年银行理财的年复合增长率高达75%，金融业增加值占GDP之比从2005年的4%增加到2016年的8.4%，超过日本1990年的高点6.9%以及美国2006年的高点7.6%，金融业成了28个省的支柱产业，2017年资管市场规模超过100万亿。但是，货币供给扩张对经济拉动的效用却逐步下降，大量企业靠借新还旧、质押股权等过日子，不符合贷款条件就走资管通道。现在个别中小银行的不良率又到了两位数，甚至接近20%。这种情况下，将降杠杆进行到底，有没有勇气坚持？会不会出现降不下去又开始“放水”，或者只是民企在降、而政府平台和国企拐弯抹角还是不降？!
美国有次贷危机，中国的影子银行也有类似危机，不少融资活动带有“庞氏性质”，没想过偿还本金的。大量居民参与其中，有的甚至分文不剩。中国一些发达地区的县市最近也在发生“钱荒”，居民的钱一部分“冻结”在房贷上，一部分被集资活动洗掉，这又导致消费衰减不已。很多地方，很多企业，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建立起“好好还钱”的意识，搞什么市场经济、法治经济？!
股市就更不要说了，一大堆不好好发展主营业务、脑子里都是“市值管理”和歪门邪道的大股东，最近各种爆仓，“灰犀牛”已经来了。
还有最恶劣的，是赤裸裸地用各种明目侵吞瓜分政府补贴、转移支付、银行贷款。政府支出规模越来越大，跑冒滴漏很多，上有上的管法，下有下的办法，还有内外勾结的串谋。
……
政府理财，企业理财，居民理财，过去五六年这场规模空前的资管狂潮，把人心弄得也金融化、资本化、证券化了。发展资管不是问题，人人搞资管、无知无畏搞资管就是问题。资管一层层叠上去，基础资产(项目本身)和现金流如何，却无人关心。但走到最后，还是现金流说了算!
我们的政府、金融机构、企业、投资者、居民，每花一笔钱、投一笔钱、贷一笔钱的时候，是遵循严格的投资回报测算、现金流预算、绩效测算，有把握才做，还是头脑发热、怀着侥幸心理击鼓传花，甚至是“改正自己的错误太难，所以去犯更大的错误”？!
当我们没有走上德国那样的“生产性创新”之路，而是集体性地沉迷于“资产性繁荣”，结局早已注定。每一次“资产性繁荣”的最后，就是“明斯克时刻”——好日子的时候，你敢于冒险；好日子时间越长，冒险越多，直到过度冒险；一步一步地，你会到达一个临界点上，就是资产所产生的现金不再足以偿付用来获得资产所举的债务，从而导致资产价值的崩溃。
你不算账，账要算你!
怀抱理性、自立和反思精神上路
有人说中华民族到了新的危险的时候，在我看来，我们到了最需要理性、自立和反思的时候。
我们需要理性的繁荣，而不是非理性的繁荣。所谓理性，就是以客户为中心创造真实价值，或者投资那些真正为客户创造价值的企业；就是做你真的懂的事；就是高度关注现金流；就是要明白，企业的盈利只有高于其资本成本时才能给股东带来回报。
我们需要自立的精神，自己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对结果负责任。我们有太多企业把心思花在怎么搞政府关系和补贴，怎么搞资本运作赚中小投资者的钱，怎么做大规模然后糊弄政府、要挟银行、资源套利。一个规则不公平、资源配置被“看得见的脚”踩来踩去的市场，不是有效的市场。不自立的企业，不管国企还是民企，都不值得尊敬，甚至没有尊严可言。作为投资者，自立表现在，自主决策后自担风险。
我们需要认真的反思，用尼采的话，就是“重估一切价值”。反思我们的文化、教育、市场、法治、政府服务、企业治理、公民素质等等。中美贸易争端美国出台的每项措施，背后都有详细研究报告和论据，对中国研究得很透，用的都是中方公布的各种信息，而我们对美方的研究很不充分，我们对自己的研究其实也很不充分，拍脑袋想当然的很多。最大的反思对象应该是自己，最核心的反思应该是——我们的每一种经济行为，是在浪费资源、时间还是在创造价值？是在扭曲规律还是在顺应规律？是带给人们长期稳定的预期、发挥其自由全面发展的内在动能，还是抑制其雄心，消融其斗志，诱导其机会主义？
一切皆有可能。凡事都不简单。站在2018这个树欲静而风不止的时刻，重温肯尼迪那一句“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些什么，而要问你能为国家做些什么”仍有启示。当每一个人，特别是拥有更多资源调度能力的官员和企业家、以及社会公共服务的管理者，能够怀抱理性、自立和反思精神上路，不浪费资源，善待周边利益相关者的时候，自然就是在为国家出一份力。
在另一个维度上，国家如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在这个风雨骤起之年也显得更加重要和迫切。力行法治公平，保护契约履行，建立竞争性市场，鼓励多元化的社会氛围，补民生短板、让弱有所扶，促进公平正义，缺一不可。
40年风雨兼程，新40年雄关漫道，我们人人负责，共创下一个让我们内心更踏实、更平和、更骄傲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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