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文学，感受那些覆盖着大地和时代的力量
2019/6/14 0:01:00科林 秦朔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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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秦朔朋友圈的第2712篇原创首发文章
—— 序言 ——
茅盾文学奖(以下简称茅奖)设立于1982年，几乎与改革开放同龄，每一届的年份都不确定，数目也不确定。2019年将是第十届茅盾文学奖出炉的年份，但很多读者对茅奖的记忆还停留在《平凡的世界》的年代。
路遥的这部104万字的巨著是1986年12月出版的，直到今天仍在人们的心灵中回荡。它是1991年的茅盾文学奖得主。
“在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合理的和美好的都能按照自己的愿望存在和实现”，“每个人都有一个觉醒期，但觉醒的早晚决定个人的命运”，“人处在一种默默奋斗的状态，精神就会从琐碎生活中得到升华。”在上世纪80年代，路遥的话，激励着很多年轻人向往美好，不怕困难和挫折，坚韧不拔地奋斗。
每个时代的读者都需要充满力量、体验和洞察力的文学作品。在这第十届茅盾文学奖出炉之年，让我们从众多和《平凡的世界》一样优秀的作品中，感知大地，感知时间，感知生命。
本文将从作品内容本身的视角，感受茅奖作品给予一个普通的中国文学爱好者带来的阅读体验，相信大家都会有所共鸣。
加上第三届两篇荣誉奖的作品，之前的九届茅盾文学奖一共为读者呈现了43篇优秀作品。不论环境有何改变，每一部作品都是作者在当时最严肃的思想表达，无限还原了时代的背景和人物的思考，这对于笔者还有新时期的读者们来说是最好的代入工具。
本文通过整理了所有获奖作品，形成了一些基本概况，力求让读者一眼了解茅奖作品全貌。图一是所有获奖名单及题材类型，图二为茅奖作品内容覆盖区域示意图；图三是作品表述的纪事时间表。
| 历届获奖名单及题材。来源：作者整理。
| 茅奖作品内容覆盖区域。来源：作者整理，部分无现实对照区域的没有录入，部分作品区域跨度较大选了主要区域
| 茅奖作品内容纪事表。来源：作者整理。
茅奖作品是带了时间轴的清明上河图，展现着广袤华夏土地的风土人情
茅奖作品的一大特点是记录风土人情，传递民俗文化，而且通过人物与故事留下了极强的画面感。芙蓉镇上的湘西秋雨，鄂豫皖的湖光山色，伊犁的西域异俗，杭州城的书语茶香，文字间的娓娓叙说一下拉近了距离，犹如亲至。
纵观茅奖作品内容的覆盖区域，既有对于北京东城钟鼓楼一个点的描写，也有像《战争和人》一样对于抗战期间半个中国的全景画卷。按图二所示，整个茅奖作品内容覆盖了超过60%的国土区域，即使描写朝鲜战场的《东方》也花了笔墨刻画了合作社前的国内农村形势。另外，还有一些作品虽然没有具化的现实区域，但却给读者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包括《暗算》里的701所在地，《抉择》里反腐的阵地海洲，《天行者》里乡村教师坚守的界岭等。在区域性的作品中，描写北京、中原以及东部沿海地区的尤其密集。
北京
古老的北京城迎来最多的目光，《张居正》里皇极门外登闻鼓的肃穆静谥，正月十九燕九节的引龙盼雨，首辅们与天子百姓有着同样的家法人情。熊召政的这部作品同时也拿下了首届姚雪垠长篇历史小说奖。
而姚老师是首届茅奖作品《李自成》的作者，这部作品整整写了42个年头，330多万字。虽然1982年就已经获奖，但1999年才算基本完成五卷。写作时期横跨了“十七年”、“文革”、“新时期”及之后共4个历史阶段，恰好也是社会政治、文化发生重大变革、转型之期。作品较为细致地展现了当时河南、陕西等地的战乱生活以及部分明末的北京视角。尤其是整个北京的描写都是阴郁的，在农民军和清兵的双重压力下，乾清宫的东暖阁也是寒意料峭，静街的北京城冷风吹过房檐，铁马丁冬。
相比而言，情感浓郁地扑出纸面的《少年天子》里的北京城更有温度，乞巧节、圣寿节、梨园戏场、西山古寺等都成了这个满清皇帝的抒情之所。一个入夜的南城中，棋盘街、大栅栏、廊房头、肉市、鲜鱼口、打磨厂、樱桃斜街、玉皇庙、西珠市、东草厂、韩家潭、石头胡同等地方，“华灯照天，夜夜元宵”。
《穆斯林的葬礼》从1920年开始，走过了牛街的礼拜寺、前门外的玉器店、未名湖畔的梁祝和夕阳中的博雅塔，回民的风俗和玉文化融入了北京城和韩家60年的风雨。起文一段四合院的描写就叫人无法释手。“穿过大门的门洞，迎门便是一道影壁，瓦顶、砖基，四周装饰着砖雕，中心一面粉墙，无字无画，像一片清澈的月光。影壁的底部，一丛盘根错节的古藤，虬龙般屈结而上，攀着几茎竹竿，缠绕着繁茂的枝干，绿叶如盖，葴蕤可连接地面，每逢春夏，紫花怒放，垂下万串珠宝。”
《钟鼓楼》里的四合院已经不再象征着家族的财产和势力。在1982年北京的钟鼓楼周边还是有外交官、话剧演员、厨师、小知识分子、理发师、营业员、修鞋匠等共居的时代。钟鼓楼很多城市都有，但楼下却有着不同的故事。一个北京普通市民当时的婚礼家宴酒席有几轮，从中午吃到晚上，冷盘有九份；新人的双人床要带弹簧软垫的，大立柜要三开的，沙发一定得葛丝沙发布全包的，写字台得“两头沉”，五斗橱得带靠背镜的，就是脸盆架也得是带高挑毛巾架和双皂筐的。
中原
这里指更广义的中原地区，包含了原来的河南、陕西、山西、山东和河北部分，甚至也辐射到江西、苏北、安徽以及两湖等地区。作为中华文明的发源地，社会历史的巨幅变迁给了作者们充分的素材，也指引着读者去挖掘更多的宝藏。
从《李自成》里，我们过潼关、进商洛山、驻勋阳、破洛阳、开封、入主紫禁城后兵败山海关、武昌、汉口等直至闯王离世，辗转数千里。虽是农民起义家的视角，也能看到无力的崇祯、更具活力的清庭和乱世亡国之相。书中出现了很多李家寨张家寨等民团势力，或结寨自保或逼反成了起义军，真正全国已无独善之地。
黄河儿女在华夏文化的发展中星光熠熠，也基本不会缺席重大的历史演变。但在《一句顶一万句》中，没有突出大事件的背景下，作者带着我们在出延津和回延津中走过了大半个世纪，堪称中国版的百年孤独。不管是30年代的河南延津，还是回到现代的山西沁原和陕西咸阳，都难以摆脱在局促和混乱交往中的精神空白，找一个说得上话的人不容易。也会有黄河流域中原农民为了生存，常常迫不得已闯关东，走西口。《黄河东流去》中有变化多端的黄河景色，成群结队的流民大迁徙，洛阳郊区和西安城下纷乱的难民营。天灾人祸中的黄泛区人们为了生存出潼关，形成了传说中“第五十七个民族——挑担族”，历经生死，最后又回到了家乡。
李佩甫从呼家堡走到无梁村，终于通过《生命册》捧回了茅奖。书中“丢”是一个背负着土地行走的中原娃，在他上升轨迹的时候会感受到磕绊，到了迷茫和关键期的时候，又是这片土地挽救了他。很多农村的孩子都会有类似的路径，但不是每一个都能找回原来的路，也会有作者最后的自我感触“也许，我真的回不来了”。
有个读者曾经留言说“看完《生命册》以后，更加怀念家乡的牛毛细雨，怀念家乡夜半的狗咬声，怀念藏在平原夜色里的咳嗽声或是问候语，怀念蛐蛐的叫声，怀念冬日里失落在黄土路上的老牛蹄印，怀念静静的场院和一个一个的谷草垛，怀念钉在黄泥墙上的木橛儿，怀念那种简易的、有着四条木腿儿的小凳，怀念门搭的声音，甚至于怀念家乡那种有风的日子。”
对乡土情节留念至深的还有《秦腔》，陕南的一个小村镇，不再是大伙心中模糊的秦人形象，在一段段陕西和内蒙方言中照样清新隽永。文章里高亢深沉、激扬悲凉的秦腔贯穿始终，给人一种如歌如泣、忧伤无奈的感觉。秦腔艺术的忠实热爱者如白雪只能为丧事而歌，明面上是对这个传统艺术形式的告别，实际上是作者对农耕文化丢失的焦虑。秦腔烈如酒，五味杂陈，不可一饮而尽。从这个意义上说，《生命册》和《秦腔》讲了一个故事。这部作品的后记也是亮点，清风街和棣花街合二为一，至今还流传着秦王鼓乐和李自成的闯王拳法。
《白鹿原》用超出50年的时间拉扯出一个巨幅的渭河平原，陈忠实与这块土地的关系，就如同贾平凹和棣花街，莫言和高密，鲁迅和鲁镇。书中很多民俗描写非常细腻生动，包括旧房改造、婚丧嫁娶、求神祭祖等等。但是民俗的传承碰上时代的剧变让读者有种无法言语的撕裂感，“大年初一未明，白嘉轩刚刚祭了祖宗，黑娃和他的三十六个弟兄就聚在祠堂外，手提铁锤，砸了祠堂。之后，在大年初一又砸死了碗客。”
《平凡的世界》的原型也在陕西，黄土地的沟壑纵横、“信天游”的热情悠扬、双水村打枣的欢乐，都烘托出浓郁的陕北风情。看看主人公孙少平的衣食住行吧：
衣，出场老土粗布的学生装，没有鞋带的黄胶鞋，缩到半腿的裤子，到了冬天就尽显破烂单薄；
食，平常黑面馍加剩菜汤兑开水，其实很多农民家里还在吃糠团；
住：少安少平两兄弟拼命烧砖挖矿，为了给老父亲箍三口体面的窑洞；
行：每天上学二十里路来回。
就这样的生活，很多读者并没有替他感觉到可怜，甚至愿意去成为孙少平，因为他有着黄土地上人们一样的踏实和韧性，永远满怀希望。
再往南，河南与湖北的交界，有一个亚洲最大的人工水库——丹江口水库。《湖光山色》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和《秦腔》《生命册》类似，《湖光山色》又是一个坚守与发展的主题，市场经济下新型农民的选择。所不同的是，这个作品以中国的五行串起故事的脉络，又将本地的楚国传说穿插其中。每次书中楚王的演出，就会让人想起张艺谋导演的印象系列。另一个和水域相关的作品是李国文的《冬天里的春天》，湖上的迷雾都有让人看不清的真相。
如果说茅奖作品对于地区的影响评比，《芙蓉镇》一定名列前茅，无论是作品本身，还是姜文和刘晓庆的电影作品演绎，都给了湘西一个满意的答卷。整个作品有1/4的篇幅在介绍风情民俗，读完作品，一股冲动就在心底，时不时地浮起提醒着读者，湘西在等你。伤痕文学的优秀作品有很多，但《芙蓉镇》一定是里面最有情调和风俗味的，读者的画面更多定格在了青石半街、米豆腐、凉粉树、扫街人和那场婚礼。
江南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与中原地带不一样，沿海区域的聚焦农村的作品不多，城乡地域的差异在日趋消融中。在这里，更多的是大时代背景下，大家族小家庭的沉浮与人性的光芒。
其中有五部比较有代表性，分别是两个三部曲：《江南三部曲》和《茶人三部曲》；两部沪上作品：《繁花》和《长恨歌》，还有个《白门柳》虽然主线在南京，但几个人物基本都在南通、苏州、嘉兴等区域活动，也可以算这个范畴。
好像茅奖对三部曲独有亲睐，加上李佩甫、王火和麦家的作品，一共有五部相关的三部曲获奖了。《江南三部曲》又是一本《百年孤独》式的巨作，和《白门柳》倒可以对照着看。都是知识分子的追梦之旅，有的梦断在路上，有的梦回到起点。格非笔下的桃花源、花家舍，乍看理想正浓，现实中千疮百孔；刘斯奋笔下的才子们也风流不在，各自龌龊。只有江南的风景还算宜人，“地里的棉花已经长得很高了，黑油油地一直延伸到河边，风儿一吹，就露出叶子下的棉铃。田里没有一个人。天井的屋檐下，几只燕子喳喳地叫着。墙上的青苔又厚又浓，像一块绿毡子，亮晶晶的。太陽光暖烘烘的，陰凉的南风吹到脸上，舒畅无比。她在那儿坐了半天，东看西看，想着一些不着边际的事。”
读者喜欢将《茶人三部曲》和《白鹿原》去对比，都是家族间数代人的恩怨情仇随着历史的进程不断演变。其实这个作品也和《秦腔》一样，技艺的传承涌动着内在精神的力量。“内清明，外直方，吾与尔偕藏”，也是茶人的精神。
除开命运沉浮的主线以外，《茶人三部曲》对于两方面的描写也是充实迷人的。第一，杭州城。从杭家、茶园、西湖到寺庙，作者对于杭州城的描写不遗余力，这是一个可以媲美《芙蓉镇》的城市名片作品。第二，茶文化。这是一部关于茶尤其是绿茶的准教科书，千年的历史沉淀抽丝剥茧，茶人和茶事细细诉说。更难能可贵的是，文中不仅只做了杭州绿茶的宣传，对于其他的近十种茶也是尽心推介，真正做到了开卷是天堂，闭眼知茶香。
《繁花》和《长恨歌》，写作手法和主旨都相差很大。《繁花》是话本艺术，不需要太多的渲染，独特的上海方言对话和极简的旁白串起了两个年代的缠绵，书中对于弄堂群居生活的人物情态细节也把握到了极致。它和《一句顶一万句》一样，注重于读者的主动去抓取情感的那一刻，类似于话剧的表达，实际上也都被搬上了话剧舞台。《长恨歌》则通过一个传奇女子，穿梭于弄堂、公寓和郊外之间，从时间和空间上刻画着上海的故事。两者又有共通性，细碎、极致且不留余地的海派标签，让读者虽不曾亲历，也能在脑海中色彩斑斓。“一说起平安里，眼前就会出现那种曲折深长、藏污纳垢的浓汤。它们有时是可走穿，来到另一条马路上；还有时他们会和邻弄相通，连成一片……这样的平安里，别人看是一片迷乱，而它们自己却是清醒的，各自守着各自的心，过着挣扎的岁月。”
还有几部作品，也带有明显地域特征，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其中有描写藏区土司的《尘埃落定》、描写鄂温克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描写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苏交恶时期伊犁生活的《这边风景》，描写动乱时期四川农民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描写云南西南联大的《东藏记》，描写朝鲜战场的《东方》等等。
茅奖作品用自己的视角，忠实地记录着特定的历史时期
相比区域性的分散，茅奖作品呈现的时间段相对较为集中。从图三可以看出，43部作品中，只有《金瓯缺》《张居正》《白门柳》《李自成》和《少年天子》五部属于20世纪以前。其中横跨百年的作品有四部，分别为《茶人三部曲》《江南三部曲》《额尔古纳河右岸》和《白鹿原》，而且基本都是在20世纪里。五十年左右的有《尘埃落定》《穆斯林葬礼》《一句顶一万句》《生命册》和《蛙》。时间跨度最短的还是《钟鼓楼》，讲了1982年12月12日早上五点到下午五点发生的故事。
更加密集的作品内容体现在“十七年”时期(1949-1966，和“十七年文学”强调作品发表年份不一样，这里指的是作品内容表现的时期)，文革时期(1966-1978，含两年的徘徊时期)和新生活时期(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们不同于其他作品大开大合，沧海桑田一般的曲折婉转，反而不断在困境中挣扎牵扯直至流出黑血，伤口上的反思直击灵魂。读者往往会在作品时代和当代的差异性中感悟生活的意义。
王朝更替
每一次少数民族入主中华的时候都会呈现最为激烈的冲突。《金瓯缺》讲述了金、辽、宋并存时期的战争及至北宋朝灭亡的故事，《李自成》和《白门柳》则发生在满清入主中原时。这样的年代既会出现马扩、黄宗羲一样的气慨千里的民族英雄；也有南明这样偏安朝廷里的内耗倾扎，也留下了洪承畴、钱益谦这样的历史争议人物。
《张居正》之后，明朝也“积重难返”(这个词汇也来自万历年代)，五年后就到了传说中大明乃至封建王朝的分界岭1453年。张首辅终其一世战战兢兢，也未能拉回大明颓势，死后落得被抄家、子弟发配的下场。但熟读本书后，会发现他的很多思想和政治主张即使在今世都有借鉴意义，其中“星星之火，遂成燎原”也点亮了上世纪伟人们的决心。
与传统帝王类主题的作品的厚重沉稳相比，《少年天子》是一个例外。作品越过开篇部分的沉闷，一开始还是正片历史剧的感觉，逐步走向高亢激扬。顺治作为入关的第一位皇帝，也是汉文化的痴迷者，在满汉融合上不遗余力，清朝也由顺治帝起逐步稳固了统治，给康乾盛世留下了基础。然而，作品在如此的大背景下，虚化了很多历史事件的实际影响，更多围绕着福临的性格刻画与演变成长。他和乌云珠的情感倾诉在文中如此突出，能让读者在众多清朝题材中对政治生涯并不算顺利的顺治朝也念念不忘。
十七年时期&文革时期
茅奖中更多的作品内容同时反映了这两个时期，而在这两个时期的作品也先后形成了“十七年文学”、“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等。他们有：《芙蓉镇》《东方》《将军吟》《冬天里的春天》《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穆斯林的葬礼》《白鹿原》《长恨歌》《茶人三部曲》《无字》《历史的天空》《暗算》《秦腔》《额尔古纳河右岸》《你在高原》《蛙》《一句顶一万句》《江南三部曲》《这边风景》《生命册》和《繁花》。一共21部，占据了整个茅奖作品的一半。
十七年期间，中国经历了新中国建立的喜悦与自豪，抗美援朝的“立国之战”，三年自然灾害、整风运动、大跃进、文艺八条、中苏关系逐渐恶化、中印边界冲突、原子弹研制成功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很多这个时期的作品被认为更加偏重于意识形态而缺少了文学性，但就如文章一开始所说，每个时期的作品不仅有写作手法上的时代烙印，也有作者的创作背景和心路历程在作品中的映射，反而更能体会当时人们的所行所想。
《东方》和《这边风景》是描述这个时期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东方》是在抗美援朝时期一个英雄团在朝鲜战场的英勇作战以及其家属们在国内农村的生活故事。书中既有彭德怀元帅的视角，也有小兵郭祥的英雄成长故事。这是少有的正面描写朝鲜战场的作品，也展现了一部分建国后农村形势的复杂环境。《这边风景》是一个极具时间和区域性特点的小说，伊犁的民族风情、中苏交恶下的边民生活和汉维两族的理解融合在书中表达细腻。虽然是到第九届才获奖，但作品初稿的完成时间在1978年左右，和《东方》差不多。书中还穿插着王蒙对于那个时期生活方式和思想活动的跨时代点评，集作者年轻时期的新疆生活的回忆和几十年以后的再思考。
文革十年，对于很多经历者和我们国家来说是个沉重的回忆，而在很多新生活时期及以后出生的人眼里更多的是神秘和不理解。哪怕是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对那个时代也只是比较区域化的认知。反映这个时期的作品，不是为了重揭伤疤，是为了以更多的纬度的视角给后来者去参考，去反思。克制、隐忍、保持希望是主旋律，时代的疯狂与迷失不能完全抹灭人性的光芒。《芙蓉镇》《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和《将军吟》都是其中的代表性作品。
很多许茂和老谷一样的人物，在建国初期充满生活热情，到了文革期间又被迫小心翼翼，藏起温情去应付生活。
《芙蓉镇》中的男女主角分别是那个年代的小知识分子和个体小商户，都属于被专政的对象，战战兢兢的生活并不能抵御社会恶潮带来的敌意。虽然故事里的结局留给了读者希望和温暖，但透过小说可以想象那时一部分人的生存状态可能比故事里的更糟。
《将军吟》无疑是为数不多的那个年代的军旅题材的优秀作品，《历史的天空》在这个十年里的描写也很细腻。虽然军人群体在文革中也不能幸免于难，而且由于“服从命令”的天职会更加考验党性与人性。在战争时期抛头颅洒热血，将自身所有献给祖国的忠诚将士们，在文革期间的屈辱、反抗与折磨真的是让人心痛。《将军吟》的结尾才是刚刚文革开始的第三年，虽然彭其踏上了北京的旅程，即使我们后来者知道一切都将过去，也为他们未来数年的状态担忧。
《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作为《红岩》复刊后的代表性作品，故事背景偏文革后期(1975年)的农村。整篇在表达一个中心思想就是：“生活不是一潭死水，春风在人们心中荡漾，人们从来没有丧失过希望。”这篇可以和前面的《这边风景》《芙蓉镇》，后面的《生命册》《湖光山色》等农村题材的作品联系起来看那几年的一个改变，它们没有像《白鹿原》一样的家族兴衰的历史感，可以更多地在普通的家庭中寻找时代的痕迹。茅奖的作品有个通性，读者一般在作品之间有阅读间隙期，不然难以很快进入下一部作品。文革时期的作品尤为突出，每一部作品结束，读者会选择留下更多时间去调整自己的阅读状态。
新生活时期
如果说前一个时期还在聚焦于政治局面对社会各界的影响，新生活时期则开始尝试百花齐放。代表性作品有：《平凡的世界》《沉重的翅膀》《都市风流》《英雄时代》《骚动之秋》《钟鼓楼》《黄雀记》《湖光山色》《天行者》和《抉择》等。不再有小心翼翼的克制内敛，每部作品都是精准且细致的表达，人物的情感和作者的观点都清晰可循。
改革是其中的主旋律，农村与城市，国企与机关、教育与医疗不同主题一一展开，或是一个点展现一条线，如《天行者》对农村民办教师群体的关注，或是一条线展现一个面，如《平凡的世界》中通过孙少平和孙少安兄弟的成长奋斗故事，来体现农村与城市生活的反差。
改革最直接的载体是国家机关与城市。《都市风流》和《钟鼓楼》分别在用一座城市和一个社区，将城市里的不同阶层在新时期所面临的阵痛和对生活的期盼糅合在了一起，每个人都在适应并寻求着突破。《沉重的翅膀》和《抉择》则分别选择了重点机关和大型纺织国企，他们都承担着国家的重要职能，在改革这个大车轮启动时，破除各种障碍，艰难前行。《英雄时代》则聚焦了红色家庭的子女们在改革中面临的信仰危机和价值取舍。
农村在改革中虽然滞后，但它后续所传递的力量才能真正体现改革的成果。《骚动之秋》两代农民带头人在新时代来临时不同的迎接状态产生的碰撞；《生命册》和《秦腔》虽然时间跨度更大，但这个时期发生的故事也同样在展现这个主题；《湖光山色》中农民旷开田和《繁花》中上海“不响”的“X总”们都一样，一时的风光还是没有给他们找回属于自己的时代定位，错位后的迷失往往家庭事业都会倒车；《蛙》和《天行者》的主角都是那个年代特有的群体，后来的人们很难理解为什么一个民办转公办的教师名额对一个农村的教师家庭有那么的重要，也不能理解为啥那个时候的赤脚医生都能够给农民上门提供全科医生的诊疗服务。
在还没有架空类的茅奖作品的情况下，所有故事都是基于一定的历史背景。比如描述抗战时期的三部作品《东藏记》《战争和人》以及《浴血罗霄》，描写解放战争时期的《第二个太阳》，描写解放初期谍战的《暗算》；描写抗美援朝时期的《东方》，描写“50后”成长历程的《你在高原》等等。
读懂了一部作品，就读懂了一个时代。
茅奖作品通过关注不同的群体，来讲述相似的社会关系
茅奖不属于任何一个群体，但她的作品却在代表着不同的群体在发声。他们既有民族英雄、国之重臣、知识分子，也有普通的农民、工人和最基层的干部；既有高高在上的皇帝、土司，也有亡国之臣民。多少人物已经变成了这个群体在读者中的形象，多少时代的画面随着他们的故事在读者心中重现。群体的棱角是鲜明的，时代的烙印也无法改变，但每个故事里面却驻扎着相近的灵魂。每一次读完一篇，思绪起伏，沉浸在作品里。良久后抬起头来会发现，忠孝悌忍善等中国传统的基本认知深深地穿插在整个茅奖作品的社会关系中。中国的社会关系随着时代发展也在不断演变，君臣、父子、兄弟、夫妇和朋友组成的“五伦”也在进化，辛亥以后君臣关系属于历史，但国家与国民，管理者与百姓的关系还在延续。
打开《穆斯林的葬礼》，梁冰玉停留在博雅门前，迟迟不愿进入。此时的她身上的属性并没有回、汉之分，她只是作为一位母亲，妹妹和爱人，在回到她少年时的家。她的女儿新月至死也没能挣脱“礼”的束缚，最后相见的侄子天星也在母亲“门当户对”的安排下，接受了现状的生活。这是一本关于回族文化的经典著作，但从本质上还是一个关于情和礼的故事。
《茶人三部曲》既是中国传统茶文化的综述，又是杭州城百年历史的记录者。杭家看似脆弱飘摇，但在一代又一代或宽厚、或偏执的茶人手中顽强地传承了下来。兄弟之间可以分分合合，有人为了理想走了，但也有人坚持选择留下，比如杭嘉平与杭嘉和。茶人通常温和，但当他们被触动底线时也会走上抗争之路，会像赵寄客保护孔庙怒撞石经，像杭嘉和为救人自断手指，甚至像杭天醉这样与世无争的也会怒摔兔毫盏。“谁谓荼苦，其甘如霁”，这部作品就是在这样的茶香中，讲述“内清明，外方直”的人生态度。
《白门柳》和《东藏记》都处在历史的至暗时刻，知识分子群体各自做着艰难的选择。前者构建了由新君旧臣、复社师生和烈性红颜形成的末代文人群画像：善于钻营的钱谦益，理想主义的黄宗羲，薄情寡义的冒辟疆，没有一个堪当救国之臣；后者的主角孟樾参考的原型是作者的父亲冯友兰先生。每每有西南联大相关的作品，就会想起清华学子的呐喊“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这批山河破碎下的文人在彩云之巅拨开云雾，坚定信心，重拾生活勇气。用同一个时代的作家去描述不同时代的群体做这样的对比难免有些不公，但历史从来只认结果。愤慨因赤子爱国心，士气是文人高洁气，每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都不愿带着“怯懦”的标签，在越黑暗的时刻做出选择才是人性的光辉。
同属知识分子群体的也包括老师和医生。一个教人，一个救人，在哪个时代都受到尊重与重视，而农村中的民办教师和乡村医生恰恰是其中年代间转换的过渡性群体。《天行者》在一个再也平凡不过的界岭小学，以张英才为代表的一群普通农村教育工作者，代表着当时400万的民办教师群体发出了声音。他们在最艰苦的教育前线，在自己一贫如洗的情况下，以一己之身全力支持着国家义务教育在农村的普及。这是一部让亲历者深深触动的作品，也是刘醒龙诚恳的表达，他从《凤凰琴》到《天行者》，唤起了社会对于民办教师的关心与关注，到2000年民办教师问题基本得到解决。
莫言的《蛙》则更加写实且大胆，书中的姑姑作为最基层的医务工作者，她承担着国家基本医疗服务和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者的双重身份。但在村民眼中，她既是送子娘娘，又是杀人妖婆。高密东北乡不是个例，它和界岭小学中的民办教师一样，是全国数百万计生工作者的典型工作区域。到2013年试点放开单独的二胎政策，计划生育这项基本国策已经走过了整整35年，也是跟随着改革开放一起，深深地影响了几代人。
民族化的作品除了表现回族生活的《穆斯林的葬礼》之外，还有鄂温克族的《额尔古纳河右岸》、藏族的《尘埃落定》和维族的《这边风景》，当然算上满族，《少年天子》也算在列。除了民俗文化和异域风景的描写，大部分作品还是注重于故事情节的发展和人物关系的构建。
很多时候，作者的籍贯和故乡，与他的文学题材以及内容有着很强的关联性。就像汪曾祺的作品和苏北高邮，沈从文的作品和湘西，以及迟子建的作品和黑龙江漠河，阿来的作品和康巴藏区。《额尔古纳河右岸》与《尘埃落定》都是第一人称作品，都在力争还原两族人民历史的生存样态。一个从真善美出发，寻找真情永在；一个从不断自我提问与批判中，见证历史。
聚焦家族群体的作品通常都具有较长的时间跨度，这些家族在历史长河中基本难以留下痕迹，但在具体的年代和具体的区域，他们就是这段历史的忠实记录者，读者能够通过他们从拉伸的视角去理解人物以及人物所处的时代。比如《白鹿原》的白鹿两家、《秦腔》的夏家、《茶人三部曲》的杭家、《你在高原》的宁曲两家、《无字》的吴为四代人、《江南三部曲》中的谭家等等。这些家族其实汇聚了那个年代很多小家庭的故事，都会讲到家族守成与叛逆、爱情的忠贞与欺骗，再穿插到历史事件中，家族的成员也成为了时代的主角。读完他们，总是会在一阵沉默后继续生活。
军旅题材类的作品也是茅奖的常客。除开《金瓯缺》和《李自成》这两部历史小说以外，还有《东方》《将军吟》《冬天里的春天》《第二个太阳》《浴血罗霄》《暗算》和《历史的天空》。内容包含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新中国谍战，以及后来与“四人帮”的斗争，军人的热血与忠诚在作品中显露无疑，他们即使面临再多的困难和委屈，也不会忘记自己的职责和誓言。其中《浴血罗霄》还是时任司令员肖克将军在战争途中完成的作品，胡耀邦亲自为作品写诗。另外一部作品《战争和人》，作者王火经历了运动中文稿全毁后，二次成书。虽然书名有战争二字，但却不是军旅题材，书中主人翁童霜威以一个国民党政府官员的视角，去经历八年抗战的曲折过程。
仔细聆听，每一部作品都有作者的内心呼喊，《黄雀记》关注的青少年的罪与罚，《推拿》关注盲人生活与爱情，《英雄时代》关注红二代们的历练与成长。作者们用尽全力去触碰去理解角色群体，寻找作品的精神支撑。然而他们的目光也并没有完全停留在这个群体自身，就像毕飞宇说的一样，《推拿》并非止步于盲人群体的尊严差异，在灵魂层面，人人都是盲人，我们不愿意接受本性中的黑暗，从而将一切不美好归咎于外界。在《一句顶一万句》中，主要角色看起来是在年代里，在有限地域中的某个农民形象。但读者们在读完以后，会发现刘震云在讲我们每一个人，在讲每个人自己的那份孤独。这类作品的力量并不存在于作品情节和人物本身给读者留下的印象；它们会在读者心中种下心芽，也许一辈子不会长出花果，也许会在某些关键时刻能够潜意识里影响读者。在刘心武的《钟鼓楼》里，时间和地点都非常局限，但作者却在用这部作品去呈现“在流逝的时间里，已经和即将产生历史感的人们”。
—— 附言 ——
每一位作家在创作的时候是虔诚且毫无保留的，几乎所有的茅奖作品的诞生都有过剧烈阵痛的经历。唯一一位两届茅盾文学奖得主张洁曾经表示，为了《无字》的完成，她死了也值了，结果花了整整12年；《东方》的作者魏巍两度亲列朝鲜战场，从1955年到最终1978年出版，花了23年；莫应丰身为当年文革期间专案组成员，为了《将军吟》的面市，自束高阁，一边唱着国际歌一边创作；路遥在创作《平凡的世界》，“整个地进入狂热状态。身体几乎不存在；生命似乎就是一种纯粹的精神形式，日常生活变为机器人性质”；徐兴业从1937年开始筹划《金瓯缺》到1981年才正式出版，他也将其看作第三个孩子；阿来未成名之前，《尘埃落定》遭遇十几个出版社的退稿；王旭烽从车间女工成为作家，为了《茶人三部曲》整整写了十年，这本小说之外还完成了一部20万字的茶学专著；《东藏记》也是2000年才算完成，七年创作期宗璞也病体缠身；王蒙的《这边风景》从1978年手稿完成却遭遇遗失，最后2013年才寻回并修订出版。正如全文开篇说的一样，每一部作品都是作者们在创作时代最严肃和最具诚意的表达，但他们不是教科书或者成功学教材，如果读者带着某种目的去想寻求力量或答案，往往很难如愿。如果平时有较为平和的阅读心态和习惯，反而茅奖作品给与的回报会超出预期。
茅盾文学奖作为目前国内公认代表性的长篇文学类奖项，已经在今年走到了第十届。有人说读懂了茅盾文学奖作品，就读懂了一方山水，一个时代，一个华夏。在阅读更趋功利化的今天，希望有更多优秀的、多元化的作品走向茅奖，为普通的读者们提供一个了解中国文学，了解中华文化的机会，也希望通过类似茅奖这样的平台，让更多的读者尤其是青少年读者能够在历史面前不再彷徨从众，在对待传统文化上面不再冷淡盲目，在祖国的山川河流面前不再茫然无感。
另外，自古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每个人的阅读都有不同的理解，一定要问哪部作品最好，答案一定是“下一篇”。
预祝：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评选活动成功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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