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年人逃离北上广深，年轻人进入？
2022/10/19 秦朔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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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哥涅夫 | 文 关注秦朔朋友圈 ID：qspyq2015 ·
上一篇《小城的“大上海梦”》发出后，后台有人留言，嫌前面铺垫太多，后面草草收尾，并表示“后面更是我想看的”。
确实，当时限于篇幅，关于如此“亲沪”的我为何没去上海，反而来了杭州这段，没有展开叙述，从而显得结尾比较仓促。
所以这一篇，我接着来讲讲故事的后半段。
毕竟，逃离还是逃回北上广，是这些年一直被议论但从未被实证过的一个热点话题。
恰好最近国家统计局出版了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分县数据资料，为终结这个话题提供了定量的数据支撑。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涌入北上广”和“逃离北上广”其实是两个并存的现象，只是涉及的代际、人群不同。
而我的经历，不过是为此做了一个不太典型的注脚罢了。
我是2006年上的大学，那时候北京、上海的进入门槛已经很高了。用我们某位任课老师的说法，“你们生晚了”，因为早些年，211毕业生是可以直接在京沪落户的，而现在就难了，想进起码得是硕士。
所以尽管那时候全国考研人数比现在少得多——我参加那年是140.6万，仅相当于2022年报考人数(457万)的三分之一都不到，但我们学校的报考比例却很高。记得考研报名那天，队伍从图书馆旁的阶梯大教室一直排到食堂。
还算幸运，我也考上了某TOP10学校。可惜后来因为家里拆迁，爸妈不懂政策，稀里糊涂就让我放弃读研，回了嘉兴，这也成为我此生最大的遗憾。
由于学历上的BUG，我一直没胆量去京沪闯荡，当然我同学里面也有胆子大的，而且后来混得都不错，有些还进了新京报、央视等媒体。这在当时看来，算是行业天花板了。
应该说，相比我的犹犹豫豫，我的那些同学们的选择代表了大多数年轻人的想法。
根据《2022中国人口普查分县资料》，90后年轻人普遍倾向于奔赴城区人口300万以上的大城市寻求发展。尤其是城区人口1000万以上的超大城市，2010～2020年期间，90后占比增长超过60%。而城区人口300万以下城市的90后年轻人比例，则出现明显下降。
其中，深圳、上海是90后增长比例最大的两座城市，占比均提高了有一倍之多。尤其是上海，除了奉贤、金山、崇明以外的每个区，90后的比例都由于大量外地青年的涌入，而增长了80%以上。长宁、徐汇、闵行等区，更是超过120%。
另两座一线城市北京和广州则紧随其后，整体提高了80%以上。此外，厦门、东莞、杭州、南京等新一线强二线城市，90后占比变化率也都在50%以上。
考虑到这些沿海发达城市本地人的出生率都较低，可以肯定，增长的90后比例主要来自外地新涌入的青年。这些外地青年大部分来自中西部地区。对他们来说，反正家乡是回不去了，反正是要出来闯荡的，与其落脚二三线城市，然后努力向上攀爬，不断往更高一级的城市置换，还不如一步到位，先挤进北上广深再说。
反倒是户均资产500万+的江浙人(根据2021年最新数据)，往往小富即安，既羡慕大都市的繁华，又受不了挤地下室的苦，思来想去，最后还是安耽留在老家，性价比最高。
这点在嘉兴人身上体现得十分明显。想我当年的那些高中同学，无论高考分数多高，绝大多数都选择了报考省内高校。即便是那些出去的，哪怕是入读985，或是出洋留学，最后大多也还是回了嘉兴，过上了平淡而富足的小日子。
他们的想法普遍是：没错，你是去了大城市，看上去风光，但就北上广深的高房价和落户门槛，你能留得下来吗？与其在他乡浪费青春，临到中年再灰溜溜滚回来，还不如一开始就别出去瞎折腾。表面上看，这种想法有点消极，但经历了人生风雨后，你才会发现其中的人生智慧。
2012年，我去湖南长沙参加红网举办的年度全国评论大会，遇到一位供职于深圳某报评论部的同行。闲聊间得知，经过2009年那一波4万亿救市资金的刺激，他家所在小区的市价已经从当初购入时的8000多元一平，涨到了5万一平。
这差点没惊掉我下巴。因为当时嘉兴的平均房价才七八千一平，哪怕杭州一般也就一两万一平。深圳的房价刷新了我对一线城市的认知，深深感到啥叫高不可攀。
回头再看，10年前的我还是too young to simple了。因为今天，深圳那个小区的房屋售价已经接近20万一平，而杭州也早就遍地10万多一平的楼盘了。
表面上，各地房价好像都涨了几倍。套用某位网红前媒体人的话讲，都涨价等于没涨价。问题是，这种涨幅收益只属于有房一族。对于那些还没上车的年轻人来说，如今的购房门槛已经高到了难以企及的地步。
想我刚参加工作那会，一个月工资三千多，嘉兴房价七八千，也就是两个月收入可以买一平米。加之我很早就开始在外发稿，工作第二年月入即过万，所以买房、还贷压力并不大。但现在杭州房价动辄五六万，试问有几个毕业生月薪能有两三万的？
所以，虽然近段时期国家接连出台楼市刺激政策，特别是9月30日那天，财政部、税务总局、央行等部门多箭齐发，又是下调首套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又是给予居民换购住房个税退税优惠，以至于有人拿它跟2014年的“9.30新政”相提并论——后者开启了长达五年(2015～2020年)的全国性楼市上涨行情的序幕。
问题是，经历过上一轮涨价去库存对于“六个钱包”的“洗劫”，如今家庭的负债率普遍已经达到峰值。加之这几年经济不景气，无论杨白劳还是黄世仁，家里都没余粮了。所以任你再怎么刺激，作用也不会太大。
正因如此，现在有越来越多年轻人选择躺平，打死不买房。但年轻人可以租房，中年人却没法如此潇洒。毕竟要结婚，得有房；小孩上学，得有房。可看着北上深等一线城市动辄二三十万的房价收入比——也就是一户家庭不吃不喝二三十年的收入，才能买得起一套房，绝大多数人只能选择含泪逃离北上深。
这点从七普数据中也能找到印证。统计发现，在20个90后，也就是20-29岁年龄段人口流入最多城市中，珠海、成都、中山、杭州40-49岁中年人口增长最快，达到15%以上；宁波、广州、昆明、武汉等的增长也有10%左右。说明此前的年轻人来到这些城市后，大多选择扎根定居下来，而不是工作几年，赚一票钱，就逃离了。
但另一边，北京、天津、上海、南京、东莞这5座城市的70后人数，却在过去十年间出现负增长。其中南京、东莞的降幅不到5%，京津沪则在10%以上，考虑到40～49岁人口的自然死亡率，可以较为肯定的是，北京、天津、上海的70后中年人口出现了净流出。
都说中年人是社会的顶梁柱，所以中年人的去留选择，有时候比青年人的流向更具有指标意义。作为一名准中年人，没有北漂、沪漂经历的我，也是在而立之年以后来到的杭州，一座中年人口快速增长的城市。
2018年，当我拖着行李箱从嘉兴来到杭州时，各地抢人大战正酣。相较于京沪高高在上的户籍门槛，深圳遥遥领先的房价，作为这场大战的主角，以杭州、西安、成都、武汉等为代表的众多新一线、强二线城市，无论是对年轻人，还是中年人，都要友好得多。
以杭州为例，虽然钱江两岸的房价已经达到10万多一平的水平，但余杭、萧山、临平等区域，还是有大量三四万甚至一两万一平的房子，适合初来乍到年轻人的上车盘，以及辛苦打拼中年家庭的改善盘。加之各种补贴奖励，所以那阵子，杭州每年都能吸引来几十万外地人。像未科、良渚等处的地铁站口，每到晚上七八点，乌泱泱全是下班归巢的人群。
至于比杭州房价更亲民、上车更容易的成都、武汉、重庆等中西部中心城市，更是抢人大战的受益者。2010～2020这十年，成都、西安、郑州、武汉等城市的人口增幅均在百分之二三十以上，高的甚至超过50%。
尽管在很多方面，比如公共资源、政务水平，它们较一线城市还有一定差距，城市的天花板也没有一线城市来得高。但有资格触碰天花板的顶级人才毕竟是少数，大部分还是像你我这样的普通人。
相较于一线城市高强度是生存竞争压力，能够兼顾工作和生活，让90后年轻人和70后中年人都留得下来的二线城市，无疑更具吸引力。
事实上，这种舍一求二的人口流动趋势并非中国独有。在美国，这些年，人们，尤其是科技类人才，同样越来越倾向于奔赴休斯顿、达拉斯、沃斯堡等二线城市。至于像纽约这样的传统一线城市，2017和2018年，居民人数甚至出现了下滑。五个大区中只有斯塔滕岛(Staten Island)人口数小幅增加，其他四个大区的居民人数均呈现净流出。
美国人是怎么想的，我不知道，但就我个人而言，虽然从小都心向上海，最终之所以在而立之年选择来到杭州，一方面是因为经过此前的多年打拼，有了一定积蓄，可以承受杭州的房价；但更重要的，则像有次我在接受浙江电台采访时说的，杭州既有不错的工作机会，又有美丽的自然风光，进可以打拼事业，退可以享受生活，两者相对比较平衡。
毕竟，对于从小不曾为温饱犯过愁的年轻一代来说，在选择城市时，已经不再像父辈那样，只看哪里赚钱多。他们更重视生活与工作的平衡感。这种选择上的变化，或许能给未来的城市主政者提供了一些新的思路和提醒吧。
「图片 | 视觉中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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