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片最顶级阵容，再也不会有了
2021/5/27 22:10:00 量子学派
5月22日，成为举国悲痛的一天。
91岁的“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99岁的“中国肝胆外科之父”吴孟超，相继离世。
当代神农、不老柳叶刀的人生传奇，同时画下了句点。
但，肉身消逝，精神永存。
福泽后世的开山巨人们，如明月高悬、星辰闪烁，光辉永远照耀着我们。
举国对二老的依依惜别，让我想到了一部电影。
一群同样闪耀的名字——
杨振宁、许渊冲、杨苡、马识途、郑哲敏、王希季、潘际銮......
16位均龄超过96岁的大师名杰们，联袂“出演”。
一样书写历史的精神——
山河破碎之际，知识分子们护送文脉火种，让一群年轻人得以知识报国。
在炮火连天、四海奔袭的苦难中，这群师生共同创造了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
《九零后》
《九零后》，脱胎于豆瓣9.4的高分人文历史纪录片《西南联大》。
“感知五四以来自由独立君子尊严，聆听三千年上下家国天下未央之歌”。
带着我们重回那个战火纷飞、群星闪耀的时代。
不靠怀旧滤镜，没有鲜美肉体。
一张张刻着历史沟壑的面孔，调动鲜活如初的求学记忆，便贡献了今年最燃、最励志的青春片。
家国天下
寻常人家里，也许住着了不起的翻译家。
翻译出《了不起的盖茨比》的巫宁坤，早已过上了平淡安宁的老年生活。
但只要重提那段岁月，所有的激荡情怀就都回来了。
1937年，日本人沿着京沪线进犯南京。
扬州中学的礼堂内，17岁的巫宁坤听见校长宣布：
教师同学各自回家，学校就此解散。
所有人都哭了。
一位女同学上台唱当时最流行的歌曲：“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再次哼起当年旋律，97岁的巫宁坤依然难以自控地失声流泪。
战争的记忆，刻进了这代人的血液，也深刻地改变了他们的命运。
1937年11月，一所特别的大学成立了。
清华、北大、南开，三校联合，在长沙建成一所临时大学。
迫于敌机轰炸，1938年南迁昆明，正式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智慧如云之清华、宽容如海之北大、稳定如山之南开”，当时全国最顶尖的三所大学，于遍地烽火中，携手护住了教育的火种。
全国各地最优秀的一批学子，从八方赶来。
天津的杨苡、南京的马识途、合肥的杨振宁、南昌的许渊冲、九江的潘际銮......
从死亡线上，辗转颠簸至昆明。
那时候，不管穷人家的孩子，还是富人家的孩子，男生还是女生。
所有人只有一个目的：救国。
小学毕业碰上九一八事变，中学毕业又遭遇七七事变的许渊冲说：
我的志愿就是要抗日。
联大的校歌里有一句：中兴业，须人杰。
王希季说：我就是想做一个人杰。
西南联大一年级不分院系，外文系的许渊冲和机械系的王希季成了同班同学。
同班的，还有物理系的杨振宁。
谁能想到，作为联大第一班的学生，他们日后会在各自领域内开创历史。
文科的许渊冲，93岁获得国际译联颁给首个亚洲人的“北极光”杰出文学翻译奖。
理科的杨振宁，1957年和李政道一起拿到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工科的王希季，第一个让人造卫星上天的中国人。
战争和苦难，无限激发了这群年轻人的求知欲。
每个人读的仿佛不是书，而是救国的药方。
校园内，总是举行着各种各样的学生运动，反内战、倡民主。
为此，师生甚至不惜付出流血的代价，联大也因此被称作“民主堡垒”。
这种家国情怀，哪怕战争结束了，也仍旧流淌在他们的血液里。
1950年，26岁的朱光亚发表了一篇《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
“同学们，我们都是在中国长大的，我们受了二十多年的教育，自己不曾种过一粒米，不曾挖过一块煤。我们都是靠千千万万终日劳动的中国工农大众的血汗供养长大的。现在，他们渴望我们，我们还不该赶快回去，把自己的一技之长，献给祖国的人民吗？”
受此感召，大批海外学子陆续归国。
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7年，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两弹”的研制，前苏联用了8年，美国用了6年，法国用了4年。
中国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只用了2年8个月。
可以说，没有这批归国学子的先进经验和探索献身，就不会有“两弹”神话。
有些人，为了国家建设献出了生命。
有些人，埋头做事，对成就和贡献只字不提。
还有些人，耄耋之年仍旧工作在第一线，继续创造奇迹。
青春之歌
教室是铁板房，泥巴垒的墙，窗户用纸糊，每人小小一张羊腿椅课桌。
茅草屋宿舍里，臭虫遍地爬，40人挤在一个大房间。
这就是联大学子的上课和住宿条件。
但日子再艰难，青春的记忆仍然是五彩斑斓的。
文艺青年汪曾祺，常和江苏同乡巫宁坤一起逃课泡茶馆，观察人间。
那时候，汪曾祺的文章已经很出挑了。
闻一多课上出了个题目，写唐朝诗人李贺的读书笔记。
汪曾祺为学弟代写了一篇，其中有个锦句：
“别人的画是画在白纸上，李贺的诗画在黑纸上。”比喻李贺诗的浓郁强烈。
闻一多看了大为欣赏，说，“写得真好，比汪曾祺写得还好。”
底下人哄堂大笑，都知道这就是汪曾祺写的。
情窦初开的许渊冲，总是在教室门外等心仪女生放学，把17岁的甜美心事写在日记里。
在高手如林的同学中间，功课只算一般。
杨振宁笑他：你净找女同学了。
学霸的世界就不一样了。
放学后，杨振宁最喜欢的就是跟知心好友邓稼先在学校墙根的大树下念古诗。
两个人，一个看一个背。
邓稼先年龄小，长着一张娃娃脸，不久就落了一个“小孩”的外号，熟了就喜欢让人给他讲故事听。
两个人气味相投，“因为我们都不说假话。”
这份珍贵的友谊持续一生。
在杨振宁心里，归国后从零开始研制出了两弹的邓稼先，是他最大的骄傲。
因为战争，青春也被迫沾染了血色。
上课上着，敌机来袭，随时预备跑警报，事后一次次目睹断壁残垣，遍地尸首。
到了大三大四，男生可以上前线。
外文系的缪弘自愿参军，作为翻译官主要负责训练伞兵。
一次战斗中，同行的美国兵怕死撤退，缪弘继续冲锋，被敌人的狙击手击中要害。
牺牲的消息传来，联大师生无不触动。
缪弘的父亲缪斌是大汉奸。
他的牺牲，无疑是用生命在明志。
抗战期间，共有834位联大学子参军报国。
大师天团
联大校长、伟大的教育家梅贻琦说：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今天我们如雷贯耳的名字，只是西南联大“平平无奇”的本科老师。
朱自清、闻一多、沈从文、罗庸轮流开授国文课，古今中外、诗词歌赋，应有尽有。
国学大师冯友兰、中国社会学、人类学奠基人费孝通、“教授中的教授”陈寅恪、“中国物理学之父”吴大猷、“中国现代数学之父”华罗庚等各学科巨擘也都开堂授课。
甚至有外国友人，来自英国剑桥的剧作家、诗人和艺术评论家燕卜荪横跨西伯利亚来到昆明教授英国文学。
尤其国文课，轮流教授法空前绝后，每位先生给一年级开两个礼拜的课。
闻一多上课，像个演员。
枯燥的课程经他一讲，精彩极了。
不仅文学院的学生听，其他院系也慕名前来，连窗外都挤满了人。
“听闻先生的课有一种美，思想的美、逻辑的美、才华的美，听这样的课，穿一座城也值得。”
被文学、历史、哲学三科合聘的陈寅恪，上课则一丝不苟，常常陷入自己营造的语境里。
有时闭目而谈，滔滔不绝。
等他回过神来，发现自己背对着学生讲了很久。
方才微笑着调转自己的座椅。
罗庸讲《杜诗》，从讲台上走到窗子前，用右手遮着眉毛作外眺状。
凝神，一会儿说：
你们看，那远处就是长安。
文科生许渊冲盛赞，“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好的国文课”。
理科生杨振宁却并不买账，“我想这个办法不是最好，有点乱。”
联大的学生有自己各自推崇的先生。
比如，汪曾祺当初就是冲着小地方人沈从文来联大求学的。
为了得到偶像赏识，汪曾祺曾在国文作业上浓墨修辞。
被沈从文批评“像是两个聪明的脑壳在打架。”
多年后，他也写出了像沈从文那样平淡的、不卖弄聪明的文章。
尽管条件简陋、战火动荡，这群知识分子仍然完成了大量奠基性著作。
费孝通试图构建社会学版的卡文迪许实验室，周培源写出了奠定国际湍流模式理论的《湍流论》，王力出版了中国现代语言学奠基之作《中国现代语法》，包括陈寅恪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吴宓的《世界文学史大纲》......
先生们的影响，不仅仅是几堂课而已。
更多的，是精神上的耳濡目染。
作为战时大学，西南联大只存在了短短8年，接收了3000多名学生。
但是培育出的人才，堪称奇迹：
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4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
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得主；
171位两院院士及100多位人文大师。
年近百岁的许渊冲，放弃莎士比亚，开始翻译亨利·詹姆斯了。
这股做学问的恒心和毅力，他说：根源从联大来的，从闻一多来的。
这段薪火相传的历史，不该只是一段尘封的记忆。
联大师生的不畏时艰、求知报国，也是吾辈需要传承的精神旗帜。
它像面镜子，值得仔细擦拭，反复观看。
5月29日，《九零后》全国上映。
让我们从这群老骥伏枥的“90后”身上，感念所得、汲取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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