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好的学术是“深刻的片面”，而不是面面俱到

葛兆光：好的学术是“深刻的片面”，而不是面面俱到
2023/4/15 8:57:00 群学书院

     本文作者葛兆光，著名思想文化史学者，现任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及历史系文科资深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是东亚及中国的思想、文化与宗教史。代表作有两卷本《中国思想史》(1998、2001)《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2011)《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2014)《历史中国的内与外》(2017)《亚洲史的研究方法》(2022)等。

     好的史学著的标准

     文 | 葛兆光

     我认为，评价一部历史学术著作好不好，有三个标准。

     第一要看有没有提供新史料和新证据，如提供了，它就是好书。

     我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做过一点佛教史的研究，现在回想起来有一个例子印象很深。

     1926年，胡适在伦敦和巴黎看敦煌文献时发现了有关唐代禅僧神会的新资料，一下改写了整个禅宗史。禅宗史最关键的一个时代或者说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南、北宗在初盛唐之交发生的一场大转折、大争论，六祖慧能取代了原来可能成为正宗传人的神秀。可是，由于胡适发现了有关神会的新资料，一下子就推翻了这个结论，并指出，神会才是中国禅宗史上最重要的人物。

     神会的出现，同时是中国佛教史、印度佛教中国化的一个关键。从这个角度来说，胡适的《神会和尚遗集》当然是一本好的学术书，因为它拿出了新证据。

     当然，不一定好书就是百分百正确的。胡适也有一些错误，我曾经写过文章，指出胡适的有关禅宗史的结论，包括对神会的研究存在错误之处。但是，尽管有不正确的地方，胡适的禅宗史研究提供了新史料、新证据，那就是好书。

     所以我要讲一句绕口令式的话：正确的书不一定是好书，不正确的书不一定就不是好书，平庸而无用的全面论述，绝不是好书，深刻的片面，有时候恰恰是好书，能够提供有用的新资料和新证据就是好书。

     胡适的研究不仅在禅宗史上提供了一个新的说法，还提供了三个非常重要的启示：第一，禅宗自己写的禅宗史书多是涂脂抹粉，塑造一个正统的历史脉络。第二，所有的伪造的禅宗历史都是在宋代出现的。第三，一定要在禅宗之外去找别的史料来研究禅宗，这一点很重要。能提供新资料和新证据，特别是你提供的恰恰是最关键的那一部分，能发掘历史大关节的，就更是好书了。

     好的学术书的第二个标准，是提供新思路和新概念。

     说起中国的历史学者，我们最容易想到的就是陈寅恪先生。他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提到一个概念——“关中本位”，就是说从北周到隋唐，政治舞台上的核心人物都是关中人或陇西人，像弘农杨氏、陇西李氏等等。一直到武则天时代这个情况才有所改变，也就是说，陈寅恪改变了过去以山东江左为中心的政治文化史的描述。陈先生用的史料都是旧的，但是他的概念是新的，虽然他提的这个概念也不一定都对，黄永年先生的《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就批评“关中本位”这一概念。

     其实，被别人不断地追着去批评，恰恰说明提出的概念有力量。陈寅恪先生提出的“关中本位”这一概念，现在仍是整个中古史研究的话题，因为它刚好联结了中古史最重要的几个概念——族群、地域、家族、政治。现在我们研究中古史还是围绕这几个重要因素，陈先生很了不起。

     新思路和新概念就像聚光灯，打到哪里就亮到哪里，吸引大家不由自主地跟着关注、跟着讨论，不管它是对是错，都刺激你去想新问题和新领域。我认为，有争议、有反响的书，总比水花都溅不起来的书要有价值。我比较熟悉的日本学界，如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丸山真男讲的“忠诚与反叛”，都提出了关键的新概念，因此就非常重要。

     好的学术书的第三个标准，是给学界提供典范、提供方法，它不仅能在本专业领域产生影响、提供启发，而且能给其他领域提供样板。

     王国维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殷周制度论》是最典范的研究，激发了后来的“两重证据法”。我在日本发现了王国维送给内藤湖南的最初手稿，而且是把《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殷周制度论》合在一起的，这说明前面的考证背后有大想法，《殷周制度论》大体就是《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的结论部分。这涉及一个中国历史上最关键的问题，自殷商到西周，确立了嫡长子继承制度，中国的礼制最终得以完成。殷商时还有兄终弟及，旁系继承。

     但到了西周，确认了皇位继承必须是嫡长子，才有了后来中国历史上种种复杂的事情，除了宗法制度之外，比如说宋代的濮议，明代的大礼议，其实都是因为嫡长子继承制。所以，王国维的研究作为两重证据法的代表，被大家记住了。我们必须把地下出土的文物跟地上传世的文献结合起来，这是一个学术典范。

     所谓典范研究，就是规定了这个主题讨论的框架、方向和理论。

     可是我们现在很多学术书，就像是教科书、概论或是高考作文题，既没有新资料，也没有新思路，更不要说新典范。

     THE END

     本书收录了葛兆光教授八篇完整清晰的历史学讲稿。全书贯穿着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的开阔视野和客观态度，具体可划为四部分：第一部分是一篇，讲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的设想；第二部分是三篇，谈关于中国、文化与学术的一些宏观看法；第三部分的两篇，是对于儒家学说和禅宗历史的具体介绍；最后第四部分的两篇，则是借用图像来观察历史的试验。

     葛兆光教授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进入学界，四十多年里以授课和讲座为日常事业。每次演讲都全力以赴，用所谓“狮子搏兔”的方式撰写大纲、提示要点，甚至加上花絮。当演讲声音传出，希望能略有回响，使读者察觉一些可资参考的问题意识和思考方向。

     这些讲稿提纲挈领，洞见丰富，又保留了平实晓畅的口语色彩，让思想的传递更加顺达自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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