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美术史上的“西南联大”

中国美术史上的“西南联大”
2023/4/17 8:57:00 群学书院

     题图：蔡元培先生题字的国立艺术院

     相比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以下简称“西南联大”)轰轰烈烈的“西迁”，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以下简称“国立艺专”)的“西迁”是一段被遗落的历史，致使这个囊括了20世纪大部中国美术史的“国立艺专”在大多数中国人的印象里籍籍无名。在国立艺专成长起来的一批批青年才俊，他们或投身革命，或专注创作，或献身教育，照亮了中国现代艺术史的历史天空，成为中华民族文艺复兴的重要策源地。

     国立艺术院全景

     中国美术史上的“西南联大”

     文 | 刘元玺

     来源 | 《炎黄春秋》2023年第4期

     国立艺术院的成立

     1927年，蔡元培出任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同年11月20日，大学院在南京召开了中央研究院筹备会及各专门委员会成立大会。为了实现“以美育代宗教”的理想，蔡元培决定于杭州西湖创办一所全国最高艺术学府，并亲自率领林风眠、王代之等艺术教育委员会委员起草并制定《创办国立艺术大学之提案》。国立艺术院于1928年正式成立，即今日中国美术学院之前身，它是中国第一所综合性国立高等艺术学府，在中国艺术教育史上首次招收本科生和研究生。

    1927年，中华民国大学院中央研究院筹备会及各专门委员会成立大会合影

     1928年3月16日，国立艺术院在西湖白堤上的罗苑正式开课，也就是孤山脚下的平湖秋月。4月9日，国立艺术院补行开学典礼，蔡元培莅临发表演说：“大学院在西湖设立艺术院，创造美，使以后的人都移其迷信的心为爱美的心，借以真正地完成人们的生活。”罗苑，是犹太富翁哈同给中国妻子罗迦陵建筑的一座名园，杭州人称之为哈同花园。首任院长林风眠曾在《美术的杭州》一文中盛赞之：“本校校址现在所占的是罗苑、三贤祠、照胆台、苏白二公祠、朱文公祠、启贤祠、莲池庵、陆宣公祠等处，南面隔湖可望南山诸胜，与湖心亭、三潭印月为比邻；东依平湖秋月，可望第六公园；西趋西泠桥，可望北山诸名迹；中夹白堤马路，为游湖者必经之途；北靠孤山，而隔湖可见初阳晓暾及保俶古塔。蔡先生诚不我欺矣!”1929年秋，国立艺术院更名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以下简称“国立杭州艺专”)。

    国立艺术院信笺纸

     校长林风眠在建校之初就提出改造中国艺术的新方案——“介绍西洋艺术，整理中国艺术，调和东西艺术，创造时代艺术”，目的是“调和东西”“创造时代艺术”。这种主张和这种精神，是中国现代艺术的华彩乐章，对20世纪中国艺术史和教育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发起“艺术运动社”，形成了一个囊括全国精英的艺术群体，主张为人生而艺术，以艺术推动社会启蒙，“把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重新建筑”。在林风眠执校十年间，聚集了林文铮、吴大羽、潘天寿、李金发、李苦禅、刘既漂、李树化、李超士、王悦之、蔡威廉、孙福熙、陶元庆、方干民、张光、王子云、刘开渠、雷圭元、姜丹书、李朴园、钟敬文、郁达夫、张天翼等一批当时最杰出的艺术俊彦，还有克罗多(法籍)、斋藤佳藏(日籍)、杜劳(俄籍)、魏达(英籍)、马巽(俄籍)、薛洛夫斯基(俄籍)、沙拉契夫(爱沙尼亚籍)、普洛克(奥地利籍)等一大批外籍艺术家，成为中国现代艺术史上群星璀璨的“国家队”。

     国立艺专的发端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1月，国立杭州艺专全体师生辞别西子湖畔的优游岁月，踏上漫漫西迁之途。直至1946年深秋复员，九年间辗转逶迤，五易校长，堪称中国现代美术史上最为可歌可泣的一段历史。透过这段历史，我们可以感受到中国现代艺术血脉中一种最为根本性的精神，于流离困苦、内外煎迫之际，犹自弦歌不绝，初心不改。

    1937年12月12日，国立杭州艺专师生于江西贵溪临时分校校门前留影

     杭州艺专两百余位师生携带大量图书、教具，经过近半年跋涉，途经浙江诸暨、江西贵溪、湖南长沙，到达湖南沅陵。1938年3月，杭州艺专在沅陵与部分南迁的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会师，奉教育部令合并为国立艺专，校址暂设沅江畔之老鸦溪。

     1938年6月，艺术史家滕固出任国立艺专校长。滕固先后留学日本、德国，对我国美术史学有发轫之功，被誉为“中国现代艺术史学的奠基者”。他为国立艺专树立起坚实的学术根基，延聘傅雷、徐梵澄等学界名师来校任教，并培养出了李浴、阮璞、刘敦愿等诸多美术史大家。他竭尽心力稳定秩序，平息了艺专学潮，学生们开始恢复课业。但好景不长，日寇西攻武汉，长沙大火，学校被迫继续向西南腹地迁移。1938年12月，全体师生从沅陵出发，经贵阳，于次年2月抵达昆明，不久又于1940年1月迁至昆明呈贡县属(今属晋宁区)之安江村，在简陋的临时校舍、茅屋寺庙中坚持上课。虽然条件艰苦，这段“在大雄宝殿里画人体”“为村民办夜课”的时光却凝结了艺专师生许多的美好记忆。

    1938年12月国立艺专印制的湖南沅陵至云南昆明《国立艺专迁校行程简图》(卢是旧藏)

     1940年7月1日，滕固在其致艺专同仁的信中写道：“每念遘兹屯蹇，校势缀旒；物力艰难，设备缺乏，筚路蓝缕，不啻流离。苟非大有为之人，难期措置学校于磐石之固。……今者，敌寇窥觎南服，徼外未夷。……大义所昭，何忍褰裳遽去!惟当更凛风雨同舟之谊，益策驽骀十驾之愚。第校事杌陧，非伊一朝，贞观未显，化迹犹滞。固谬膺斯任，履薄临深，内外责难，交于一己，清宵自省，悚惕兼怀。纵是非或淆于今听，必功过自定于他年；恩怨初无所容心，毁誉亦置之度外。”

    1940年，滕固校长(后排左八)和国立艺专部分师生于昆明安江村合影

     信中拳拳之心，沉痛之情，今日读之，犹令人胸内如沸。近年来，国内各高校办学资源愈多，声望愈隆，而学界对西迁岁月的追慕怀念却也日甚，究其根本，当下高校在“大楼”林立之际，所匮乏者岂止梅贻琦校长所谓的“大师”，更有滕固校长“清宵自省，悚惕兼怀”的忧患意识与自省精神。

    1938年滕固校长制定的国立艺专校训——博约弘毅，载1938年《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一览(民国二十七年)》

     国立艺专在昆明期间，滕固校长与顾颉刚、吴宓、冯至、陈寅恪、钱锺书等学界好友多有往来，常常诗词唱和，切磋学问。此时，西南联大亦同在昆明，两所学校在战乱中相逢于此，学术与艺术师生之间互动频繁。滕固多次邀请西南联大的冯友兰、潘光旦等学者来艺专授课。这是国立艺专西迁以来最为安定的一段时光。

     国立艺专的几任校长

     1940年以后，吕凤子与陈之佛先后接任国立艺专校长，他们上任前都曾向教育部提出“苛刻”的条件，目的是为了争取宽松的办学环境。吕凤子将校址先后迁至四川璧山和重庆青木关外松林岗，陈之佛将校址迁至沙坪坝磐溪，筹建校舍，添置设备，延请名师，事必躬亲，无不用心。

     吕凤子作为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的开拓者，1912年即创办私立正则女校，历时40余年，捐资兴学，两度重办，艰辛异常。他任国立艺专校长时，常常勉励学生在艰难环境里更要安心学习，并用自己的积蓄设立“凤先生奖学金”，资助家中贫困但成绩优秀的学生。陈之佛是中国最早从事工艺美术的教授之一，创办了我国第一所设计实践和教育机构“尚美图案馆”。他们都秉承蔡元培先生以艺术培养健全人格的教育主张，鼓励学生在社会大现场中进行艺术创造，这也成为国立艺专艺术教育的一大特色。

1942年夏，国立艺专1942届毕业生于重庆青木关松林岗校门口吕凤子校长手书的校牌下合影

     1944年，国立艺专1944届全体毕业生于重庆磐溪国立艺专校门前合影

     1944年，潘天寿出任国立艺专校长。国立艺专的学术脉络是多元的，林风眠倡导“东西调和”，潘天寿主张“传统出新”。潘天寿认为中西绘画必须各有极则，两峰挺立。民族危难之际，潘天寿明确指出“一民族之艺术，即为一民族精神之结晶。故振兴民族艺术，与振兴民族精神有密切关系”。他力争国画专业独立，开设临摹、写生、诗词、书法、篆刻、绘画史论等课程，实行中国画花鸟、山水分科教学，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民族绘画教育体系。

    1945年重庆磐溪国立艺专图案教室实景

     抗战时期，国立艺专是国内教授美术的唯一专业院校，汇聚了20世纪中国艺坛的大部分名家大师。在陈之佛、潘天寿两位先生掌校的日子里，林风眠、丰子恺、傅抱石、关良、倪贻德、刘开渠、黎雄才、李可染、赵无极、黄君璧、谢海燕、邓白、李仲生、丁衍镛、胡善馀、李超士、方干民、秦宣夫、吕霞光、李剑晨、王临乙、周轻鼎、萧传玖、赵人麟、张宗禹、王道平、陆丹林、常任侠、朱德群等纷纷回校任教，可谓人才济济。

    20世纪40年代重庆磐溪国立艺专校门实景。“国立艺专”四字为潘天寿校长书

     在抗战烽火之中，国立艺专将艺术教育纳入文化抗战的大事业之中，一方面，保持中华艺术之统序，为民族艺术精神正名，正如陈之佛所言：“值此断续之交，欲图挽救，厥在提高艺教，努力培植进德修业学艺兼优之士。不薄古而爱今，成教化，能致用。绍先民之伟绪，翼建国之宏规。”一方面坚持完善学生之人格，吕凤子寄语艺专学子说：“我们爱一切己，不仅爱自己。我们要从爱完成每个自己。”

     西迁之血泪苦难没有吞噬国立艺专的美育之心，反而激发了艺术家们对本民族艺术的探索热忱。艺专师生感国运之变化、立时代之潮头，以国族之画传承光大民族心志，坚守中国文化本位与民族特色，在世界艺术的大格局中弘扬中国精神，在现代语境中完成中国艺术的创造性转化，奠定了现代中国艺术历史传承与自我更新的学术基础。

     国立艺专人才辈出

     国立艺专的师生在路途中遭遇劫匪，在贵阳遇上了日寇的大轰炸，这种撕心裂肺的场面“对搞艺术的人来说，只有通过患难生活的锤炼，才能从充满美的幻想的象牙之塔中醒悟过来，真正正视现实的大课堂”(唐冠芳、张玫白语)。国立艺专师生深入大时代的社会现实，出现了李霖灿的少数民族艺术研究，王子云、常书鸿、段文杰等人的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培养出了赵无极、朱德群、吴冠中等一大批享誉海内外的艺术大师。

     1938年，国立艺专从沅陵迁往昆明，在担任校长不久的滕固的支持下，艺专学生李霖灿、李浴、夏明、袁宏伟、许树勋、刘鲁也、杨德炜等组成“国立艺专徒步宣传团”。一行人跋山涉水一个多月，途经崇山峻岭和少数民族地区，画了大量速写和水彩，到昆明后举行画展，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抗日烽火使学生们走出象牙塔，使他们更加深切地感受到社会、人生的辽阔与深邃，极大地丰富、深化了艺术的探索。

     在昆明期间，艺专发动全体师生进行民间艺术及风俗的考察和研究。1939年，滕固校长派李霖灿等毕业生前往滇北丽江设立“国立艺专工作站”，考察古宗族艺术，并系统翻译了东巴教的象形文字，收集了大量珍贵的少数民族文献材料，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研究报告。

     今天，中国美院倡导“以乡土为学院”，形成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的社会网络。其目的是把中国社会发展的“最前线”作为艺术人才培养和艺术家自我实现的大现场，继而打通学科的知识、社会的知识和生活的知识。这种将艺术教育作为扎根中国大地的有为之学的做法，正是来自国立艺专西迁途中建立的优秀传统。

    1940年10月，教育部艺术文物考察团同人合影，后排站立者为王子云，中排左一为何正璜、左四为邹道龙，前排右一为姚继勋、右二为雷震

     1940年，王子云教授担任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团长，他带领一批艺术家同仁经西安，辗转洛阳龙门、青海西宁等地，抢救性地收集散布大西北的古代艺术文物资料。1942年，王子云率考察团到达敦煌莫高窟，随行的艺专毕业生雷震、邹道龙和随后加入的卢是等人拍摄和记录了莫高窟大量珍贵资料，常书鸿与段文杰先后担任敦煌研究院院长，对于敦煌艺术的研究与保护做出了卓越贡献，其影响远播海内外。西北考察期间，王子云向教育部提交了成立敦煌艺术研究机构的报告及具体的研究计划，促成了敦煌艺术研究所(敦煌研究院前身)的成立。1943年1月16日，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在重庆中央图书馆举行敦煌艺术展览会，展出大家临摹的壁画，艺专师生往观，大为震动。后艺专学子董希文、龚祥礼、张琳英、李浴、周绍淼、乌密风、段文杰、李承仙、霍熙亮、肖克俭、周星翔、凌春德等随之奔赴敦煌，将自己的艺术生涯奉献给了敦煌艺术的研究。

    1943年，常书鸿(中)、卢是(左)等人在敦煌莫高窟合影

     西迁途中，一批优秀的艺专学子相继毕业，被称为“艺专三剑客”的赵无极、朱德群、吴冠中即是其中代表人物，他们后来更成为世界瞩目的艺术大师。三人毕业后相继留学法国，在与西方艺术语境的碰撞中，发展出各自具有中国根性的现代艺术风格，为20世纪世界现代艺术史贡献了一道夺目的光彩。

     在国立艺专的学术脉络中，除了以林风眠为代表的现代主义，以潘天寿为代表的传统主义，还有一条至关重要的革命美术道路。

     从1938年起，随校西迁的艺专学子王朝闻、彦涵、王文秋、罗工柳、杨筠等毅然奔赴“年轻人的精神圣地”——延安。他们在延安鲁艺任教或学习，成为延安美术创作和抗战宣传的中坚力量。1942年，现场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艺专校友胡一川、艾青、力群、王朝闻、王式廓、罗工柳等亲耳聆听了毛泽东同志的讲话，以讲话精神为指导，创作出了一大批与人民群众声息相通、血脉相连的艺术作品。

    1942年5月，毛泽东同志、朱德同志和延安文艺座谈会代表合影，前排右一为力群，三排左二为罗工柳，后排右二为王朝闻

     胡一川、彦涵、罗工柳继承鲁迅先生倡导的新兴木刻运动传统，组织“鲁艺木刻工作团”，奔赴抗日前线，以流动展览的方式展出从上海带来的两百多幅“全国木刻展览会”的作品，这是解放区军民第一次看到全国的现代木刻艺术。

    1939年1月，鲁艺木刻工作团成员彦涵(左一)、胡一川(左三)、罗工柳(左四)等在沁县铜川中学木刻展览现场留影

     他们不仅战斗在前线，还出报纸(《敌后方木刻》报刊)，办工厂(木刻年画工厂)，他们是作为战士的艺术家，带着群众生活、民间艺术的“泥土味”，带着战火与硝烟的气息，创造出革命文艺的时代风格，涌现出胡一川《开荒》《军民合作》、彦涵《抗日人民大团结》、罗工柳《一面抗战一面生产》等大批人民喜闻乐见的艺术杰作。

    1945年教育部令国立艺专全体复员杭州文件，并设杭州为该校永久校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1945年，抗战结束，教育部令：“该校全体复原杭州，永久校址，业经决定，迁设杭州。”1946年暑假，国立艺专师生从重庆磐溪分三路(北路经西安，南路经贵阳，中路沿长江)陆续返回杭州，至深秋复员完毕。至此，师生员工结束了九年离乱的生活，10月10日，国立艺专在西子湖畔正式复学上课。

     1945年抗战胜利后，谢海燕先生辞国立艺专教务主任职，复员回沪。行前，请潘韵先生绘制《磐溪艺苑图》，并请林风眠、吕凤子、陈之佛、李超士、潘天寿诸先生题跋。此作现藏于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

     1950年，国立艺专更名为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独立建制)，1958年更名为浙江美术学院，1993年又更名为大家所熟知的中国美术学院。学校数易其名，但其历史和学脉从未中断，其艺术精神、教育理念、文化理想亦延绵至今。

     “血泪飞鼙鼓，江山泣鬼神。捷闻终有日，莫负储甘醇。”潘天寿先生西迁途中所作诗句，不言颠沛流离之苦，惟感神州陆沉之悲，道出山河兴复之志。正是因为有如此博大坚忍之心志，艺专师生才能够在漫漫西迁途中，维系住一个东西融合、古今贯通的艺术殿堂。西迁九载，这座漂泊的殿堂群英荟萃，众星璀璨，师生们在坚持教学创作、宣传抗战的同时，还实现了国画专业的独立，确立了最早的工作室制度，创作了大批纪念性工程，参与了西北文物大考察……

    1993年11月，吴冠中(左)、赵无极(中)、朱德群(右)会面于巴黎

     这一时期，国立艺专汇聚了一批卓越的艺术与学术大师，如吕凤子、陈之佛、丰子恺、傅抱石、关良、黄君璧、秦宣夫、吕霞光、邓白、李可染、徐梵澄、傅雷等；培养出了一批批对20世纪中国艺术史产生深远影响的优秀艺术家，其中既有赵无极、朱德群、吴冠中等享誉世界的“艺专三剑客”，又有董希文、彦涵、罗工柳等一批中国革命文艺的中坚力量，既有以张权为代表的著名音乐家，又有卢鸿基、王朝闻等艺理兼通的美学家。在此后的半个世纪中，这一批批西迁途中成长起来的青年才俊，或投身革命，或专注创作，或献身教育，照亮了中国现代艺术史的天空，艺专也正如滕固校长所言，成为中华民族文艺复兴的重要策源地。

     THE END

吴冠中、朱德群、赵无极是当今世界画坛最杰出的华裔巨匠。他们师出同门，从西子湖畔起步，先后赴法学习，融汇中西，成就斐然，被称为“留法三剑客”。本书以详尽的史料、动人的笔触以及丰富的画作，全面梳理三位大师如何从同一起点出发，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度平行发展，相互影响扶持，终于在“艺术的山顶”再次聚首——用非凡的艺术造诣、杰出的画作、高尚的人格，为世界画坛留下一段跨越半个世纪的“留法三剑客”传奇。全书配有100余幅图片，包括吴冠中、朱德群、赵无极的代表画作和数量丰富的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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