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褚时健,不需要神
2019/3/8 22:00:50一姐 叁里河

    

     命运的转折来自一次残忍的天灾

     作者 | 一姐

     没想到时至今日,关于褚时健,还有“他本人也绝不干净”和“这个国家和体制从来没有对不起褚时健”的论调能受到那么大的追捧。不过,这篇文章受追捧跟去年突然出现的民营经济离场论放在一起,倒是可以给那篇热评文章的题目——《谁在神话褚时健》——找到一个答案了,

     不是谁在神话褚时健,是我们仍然还需要褚时健。

     至于褚时健是不是被神话了,需要首先搞清楚他都做过什么。

     他本人和云南烟草的命运转折来自一次地震。1988年冬天,云南澜沧县境内和耿马县与沧源县交界处,接连发生两次7级以上地震,一次7.6级,一次7.2级,地震波及20个县市,700多人丧生,受灾人口近100万。以受灾地区经济状况估计,地震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超过20亿,而当时云南全省的财政收入只有50亿。

     因为受灾严重,云南省省长和分管财政、烟草的副省长,也是后来的财政部长金人庆专门进京“请款”,但得到的答复让人沮丧,财政部和民政部都表示:可以给一些支持,不过中央也有困难,能拿出来的救灾款,跟云南省的要求差距比较大。

     天灾是不幸的,却也以异常残忍的方式,给了云南红塔集团和褚时健走上历史舞台的机会。

     中央拿不出太多救灾款,只好用“放宽烟草发展”的方式,作为给云南受灾的特殊照顾,来弥补救灾资金的缺口。这其实也不算是特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部部长丁宁宁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

     改革开放初期就那样,哪里穷就批准哪里发展烟草。

     已经做好各种准备的褚时健需要的就是这个机会。

     他跳过烟草公司直接跟烟农联系,指导农民种烟叶,改变了之前玉溪卷烟厂拳头产品红梅牌香烟总是被嘲笑“先红后霉”的品质问题,又跳过供销社和地方烟草专卖公司,自己建销售网络,来提高销售效率。

     采购权、生产权、销售权全部收归自己做主后,玉溪卷烟厂开启了“印钞机”模式。在90年代,仅仅红塔山一个品牌,创利税超过800多亿。800多亿意味着什么?从78年改革开放算起,到93年分税制改革前,国家财政收入最高的年份不足3500亿,最低的时候只有1000多亿。

     但是,玉溪卷烟厂能开启印钞机模式,是因为褚时健在“意外一震”之前,已经造好了这台印钞机。

     褚时健为此至少做过两件其他人做不到的事情:

     一是83年工业系统改革,企业融资体制从拨款改成贷款,还贷后可以退税,但贷款如果还不上, 厂长要被问责,甚至要坐牢,很多厂长怕有风险,宁愿坐看亏损也不愿意贷款,而褚时健是大胆借,大胆花,大胆建,用贷款给烟厂做了技术改造,这才有放开采购权后,烟厂生产的“大跃进”。

     二是向上要权,好技术在国外,要买国外的设备需要外汇,但当时外汇是被管制的,哪怕企业自己能赚外汇,也只能上交,不能自己花,褚时健给上面提意见,希望能把自己赚来的外汇留一部分给工厂。这个提议最终被同意被形成了“外汇留成制”,而玉溪卷烟厂借这个政策,在90年代已经有了全世界最先进的设备。

     周其仁在《褚时健传》的分享会上评价褚时健在争取外汇使用权,并最终促成留成制时说:这在当时的条件下刺激了中国工业创汇的积极性,直到朱镕基把两个外汇合并,形成中国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客观上把当时加起来的汇率贬了下来,贬下来就推动中国出口,才有外向经济的辉煌。

     把褚时健跟中国外向经济的发展联系起来,有点拔高,但对于玉溪卷烟厂和云南省的经济发展来说,褚时健是一个无论如何都绕不过去的点。

     玉溪卷烟厂在70年代末褚时健当厂长之前,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县市小厂,每年产量不到30万箱,在褚时健当厂长的十七年里,玉溪卷烟厂变成红塔集团,成为亚洲最大的烟草企业,累计给上缴利税两千亿。

     张维迎在一篇文章中简单粗暴的给过一个计算:如果说这个贡献里有他1%功劳的话,他个人的贡献就有二十亿;如果按照万分之一计算褚时健的贡献的话,他应该得到2000万报酬。

     褚时健其实是有机会得到这个量级的报酬的。

     红塔在全国一举成名后,被炒到很高的价位,一直处于脱销状态。从中央到省里,找褚时健买烟的人踩烂了门槛。

     《三联生活周刊》记述过92年褚时健出行的盛况:开在前头是褚时健的车,后面接着的是镇政府、市政府、省政府20多辆以“O”开头的政府车,褚时健停下来了,挽起裤管赤着脚走进田里,这些干部们站在路旁,远远地眺望。

     褚时健的弟弟褚时佐跟记者算过账:红塔烟批给国家烟草专卖局是120元,批给私人至少150元,市场上根本不愁卖,烟就是钱,一件50条红塔烟至少可以挣1万元。而当时大部分人的工资还只有几十元。

     褚时健曾经说:一个都不能答应,如果你答应了一个就再也出不来了。红塔集团的副总会计师在接受《财经》杂志采访时曾感慨过:“烟草行业比计划经济还计划经济”,因为在烟草专卖体制下,一个典型的卷烟厂只是一个加工车间,从烟农手里收购烤烟和向市场出售卷烟的权力都在烟草公司,定价权则在烟草专卖局。卷烟厂的脖子被卡死了。

     而褚时健最后出事,还是出在了小金库和批烟权上。他所谓的采购券、生产权和销售权三合一模式,跟国家烟草专卖政策背道而驰。97年褚时健出事的时候,三合一模式被打破,玉溪乃至整个云南烟草行业重新回到了全国统一标准中。

     张维迎曾经发问:在玉溪卷烟厂厂长的位子上,褚时健本来有很多机会为自己捞钱,但他没有,说明他并不是一个贪财的人。为什么最后要拿这个174万美元资产?

     他给出的答案是:如果他任职期间能得到合理的报酬,退休之后应该没有后顾之忧,他大概不会为了174万美元冒险。

     其实更简单的答案应该是,褚时健只是一个人,并不是神。

     - THE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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