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作译介 | 中国“网红”科学家社交媒体使用调查
2017/12/16黄圣淳 科学传播人

     社交媒体已经全面“入侵”了我们的生活。2017中国社交媒体影响报告显示,微信的覆盖率达到全体网民的94.5%。除了通讯类社交产品,论坛、视频、新闻、电商甚至生活服务平台也都具备了社交功能。[1]

     社交媒体正在各方面发挥巨大的影响力,科学传播领域自然也包含其中。在中国,一些科学家能够熟练地利用社交媒体开展科普活动,解答网友困惑。他们像任何“网红”一样,热衷于发朋友圈、刷微博、答知乎。了解网络流行的“梗”,也坚持科学的表达。

     社交媒体对中国的科学传播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今天,“科学传播人”将与您分享来自康奈尔大学的博士候选人贾鹤鹏、中国科普研究所的助理教授王大鹏以及他们的合作者苗伟山博士、朱鸿军博士共同发表的最新研究。

    

    一、寻找“网红”科学家

     在中国,主流的科学传播是国家导向的(state-dominated),传统媒体是主要的议程设置者,发布来自科学界的权威信息。在这种单向的、不平等的传播关系中,受众是缺位的。然而社交媒体为科学传播提供了新的渠道,并在一定程度上重新定义了科学家与公众之间的关系。

     来自贾鹤鹏等的研究旨在讨论社交媒体对中国科学传播的影响。他们相信,熟悉社交媒体、擅长线上传播的科学家会对此理解得更加深刻,因此希望通过深度访谈的方法展开研究。然而事实上,中国科学家参与科学传播的情况并不理想。起初,他们尝试通过传统方式联系访谈对象,例如科学网站的编辑推荐、科学出版物的作者登记或者同行推荐,结果发现并不顺利。随后,他们检索了排名前100的科普类微博、科学博客以及微信公众号,最终确认了25位符合要求的采访对象。

     尽管这些活跃于社交媒体的科学家相比他们严肃的同事显得更加具有“网瘾”,但他们仍具有大多数科学家接触媒体时的共同特征:发表政治正确的意见、注重社交媒体的隐私、不愿意与公众发生互动。因此研究中所选取的访谈对象相对于中国科学家群体具有一定的典型性。

     二、社交媒体带来哪些好处?

     研究者采用了半结构化访谈的方式,让参与访谈的科学家(出于对访谈对象的保护,研究者已经进行了匿名处理)描述他们使用社交媒体的情况,以及社交媒体所发挥的作用。

     总体而言,科学家们使用的社交媒体与当前互联网发展水平相关。换言之,“什么流行用什么”。当他们在选择面向公众的社交媒体时,更在意平台的开放程度是否可控——许多科学家不太喜欢微博,因为任何人都可以浏览和表达意见,相比之下半开放的微信则是更好的选择。但是当有传播需要的时候,他们也会为了传播范围的广度而适度放弃对隐私保护的要求。

     科学家使用社交媒体有哪些“好处”?来听听科学家们自己的看法。

    

     好处1:更有效的传播

     社交媒体赋权于科学家个人,使科学传播的过程突破了传统媒体的局限。

     在传统媒体式微的时代,社交媒体所具有的巨大影响力可以使科学信息抵达更多的受众。一位研究行星的科学家表示,他发布在网站上的视频可以获得1500万的访问量。相比于传统媒体的订阅数,这在过去几乎是不可想象的。更加严峻的现实是,传统媒体的读者正在大量流失。

     同时,许多中国科学家不喜欢与媒体打交道的原因之一,就是有太多记者“自以为理解了(所谈论的话题),然而并没有”——一位物理学教授如是说。如今,记者在采访之前可以先浏览科学家的朋友圈,或者阅读他们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文章或博客内容,以为采访做更充分的准备,这让科学家与媒体打交道的过程变得更愉快了。

    

     好处2:更广泛的社会交往网络

     社交媒体使科学家更容易获得最新的消息,并让他们的观点或学术成果传播到更广泛、更有针对性的受众群体中。在某些情况下,会给他们带来跨学科的合作或支持。

     一位天体物理学家称微信群组和朋友圈让他的最新研究成果获得了更多科学记者的关注;还有一位神经科学家,在涉及科学议题的微博讨论中的活跃表现使他获得了一家制药公司的赞助经费。总的来说,社交媒体使学术传播、公众科学传播以及科学成果转化之间的边界变得更加模糊,也带来了新的可能。

     不仅如此,那些活跃于向外行的受众传播自己观点的明星科学家还会在学术方面表现得更为优秀[2]。已有研究发现,科学家在Twitter上与他人的互动会增加其科学影响力,甚至会获得更高的被引用次数[3]

     好处3:更多样的回报

     在社交媒体上成为“明星科学家”并不是受科学共同体认可的成就。一位受访者表示科学普及并不是科学家的本职工作,而且会减少他们投入在研究中的精力和时间。因此对那些因为社交媒体上的活跃而受到关注的人,部分科学家会持消极的评价。

     一些科学家出于社会责任感从事科学传播工作,社交媒体可以收到受众的即时回应,让他们获得名气和尊重带来的成就感。但在社交媒体上活跃的科学家也并非没有经济上的回报,许多人表示通过在线的科学传播得到了相当可观的收入。

     社交媒体平台与科学家合作发布最新成果,举办科普活动,以及组织参与问答等多种形式,由这些活动流量所带来的广告收入,也会与科学家分享。此外,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文章的打赏也是重要的收入来源。

     三、社交媒体促进公众参与了么?

     “有效的公共参与意味着形成并推进与公众的对话,通过对话使得公众与科学家在知识、价值、视角和目标等方面的差异得到承认、尊重以及被吸纳。”[4]已有大量研究关注社交媒体在促进科学家与公众对话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从博客到推特,社交媒体提供了科学家与公众之间互动的渠道,因此被认为是提升公众参与的重要途径。

     然而现实情况是科学机构或政府部门即便开通了社交媒体账号,也极少回应公众的提问,忽略了其潜在的对话功能[5]。这些结果意味着网络参与并不只是与使用者的数量有关,也需要科学家付出更多努力以形成对话。由于只有零星的回应,社交网络和公众参与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得到充分研究。

     不同于“缺失模式”(deficit model)和“对话模式”(dialogue model)之间的简单区分,Irwin认为科学传播的过程中同时存在三种公众参与的分析框架,但三者之间关系并不是简单并列的。这三种框架分别是:

     (1)单向、由上至下的缺失模式;

     (2)双向、由下至上的对话模式;

     (3)嵌入具体社会背景的(science in society)科学传播模式。[6]

     贾鹤鹏、王大鹏等人的研究发现,中国科学家利用社交媒体进行科学传播的方式基本没有超出Irwin提出的初级框架。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初级框架下的科学传播实践。

     绝大多数科学家仍然认为公民科学知识的缺乏是当前最大的问题,他们参与科学传播的动机,是增加中国公民的科学素养。

     科学家最喜欢的科学传播方式是写科普文章,其次是在线讲座以及回答线上提问,也有少数人喜欢制作科普相关的音视频节目——都是单向的传播。当被问到公众对话时,大多数科学家都表示没有时间或不愿意回应公众的争论。

     第二,不太愿意参与公众对话。

     大多数中国科学家不愿意卷入到公共争议中。一位受访者称:“我会尽可能回避可能引起争议的话题,以免没完没了的辩论和争吵”。这样的心态也见之于其他多位受访者。一些科学家愿意修正公众的错误认知,但是他们也并不认为公众和媒体应该参与到科学的讨论中来。

     中国科学家不愿意参与公众对话的根源仍在于社会和体制。社交媒体上充斥着民粹和反智的声音,当前的舆论环境也不适宜科学家们畅所欲言。另一方面,在有争议的公共议题出现时,科学家需要尽量避免公开表达态度,以免冒犯其他同行。

     第三,将公众参与模型置于中国的语境下再考察。

     科学家不喜欢公开讨论自己的研究,一是不想获得过度的关注,二是避免与官方宣传话语合作。尽管中国科学家尚不适应对话模式,但是也表现出了与宣传话语抗争的姿态,强调科学的核心地位。社交媒体帮助他们获得了部分的自主性,也为部分公众提供了参与的机会。考虑到体制控制、政府审查以及舆论环境的影响,对话模式可能不是中国语境下公众参与的唯一标准。

     总的来说,社交媒体使中国科学家可以获得个性化的科学传播渠道,并参与争议性议题的公众讨论,以及提供展示公民科学的潜在可能。科学传播在中国的发展刚刚起步,这些擅长传播的“网红”科学家们将会成为榜样,在同辈科学家中发挥正面的影响。

     *本文主要内容翻译自Jia H, Wang D, Miao W, et al.Encountered but Not Engaged: Examining the Use of Social Media for ScienceCommunication by Chinese Scientists[J]. Science Communication, 2017, 39(5):646-672.

     *参考文献

     [1] 凯度:2017中国社交媒体影响报告,见http://www.199it.com/archives/600059.html。

     [2] Jensen P, Rouquier JB, Kreimer P, et al. Scientists who engage with society perform betteracademically[J]. Science and public policy, 2008, 35(7): 527-541.

     [3] Liang X, Su L Y F,Yeo S K, et al. Building Buzz: (Scientists) Communicating Science in New MediaEnvironments[J].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2014, 91(4):772-791.

     [4] NisbetM C, Scheufele D A. What’s next for science communication? Promising directionsand lingering distractions[J]. American journal of botany, 2009, 96(10): p.1777.转引自Jia H, Wang D, Miao W, et al. Encountered but Not Engaged: Examiningthe Use of Social Media for Science Communication by Chinese Scientists[J].Science Communication, 2017, 39(5): 646-672.

     [5] Lee N M, VanDyke MS. Set it and forget it: The one-way use of social media by government agenciescommunicating science[J]. Science Communication, 2015, 37(4): 533-541.

     [6] Irwin A. Risk, science and publiccommunication[J]. Routledge handbook of public communication of science andtechnology, 2014: 160-172. 转引自Jia H, Wang D,Miao W, et al. Encountered but Not Engaged: Examining the Use of Social Mediafor Science Communication by Chinese Scientists[J]. Science Communication,2017, 39(5): 646-672.

     作者 |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黄圣淳

     审阅 | 金兼斌,江苏佳

     编辑 | 施文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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