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一本书|《新闻、科学与社会——新闻和公共关系中的科学传播》
2017/12/23徐雅倩 科学传播人

     本书导读

     “赛先生”即科学一词在中国被广泛提及，要追溯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在此之后，近代自然科学法则和科学精神开始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自五四以降，科学传播秉承近代知识分子赋予的使命，开启民智，进行启蒙教育，使得科学的观念深入人心。但一直以来，“科学”话题并不属于社会中最主流的议题。如今，科学传播借助大众传媒展现了其巨大的影响力，使得诸如环境污染、气候变暖、科学打假、自然灾害、前沿技术等科学议题越来越多地进入公众视野。

     但在传媒与社会互动的过程中，以内容严谨、准确著称的科学传播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挑战。为了迎合受众的阅读喜好，报道内容会偏向轻松活泼，碎片化和娱乐化成为当今内容生产的主要特征。但在科学传播领域，碎片化和娱乐化的科学新闻报道或写作是否背离了科学精神，有没有更好的方式增加科学传播的吸引力，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科学传播不仅包括我们熟知的科学新闻报道和科普写作，科研机构中的公关部门在管理机构形象、声誉时也涉及科学信息的传播。但在商业化浪潮的影响下，科研机构的科学传播越来越趋向于带有宣传意味的企业传播。针对这一较为普遍的现象，有没有较好的解决方式？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由马丁·鲍尔(Martin W. Bauer)和马西米阿诺·布奇(Massimiano Bucchi)主编的《新闻、科学与社会：新闻和公共关系中的科学传播》(Journalism, science and society: science communication between news and public relations)，或许可以厘清上述困扰我们的问题。

    

     内容简介

     本书由马丁·鲍尔和马西米阿诺·布奇主编，主要由与科学传播相关的论文集结而成，是世界科学传播的缩影。撰稿者们站在回顾历史与探讨理论的视角，对科学传播进行了全面的审视和反思，并对未来提出了具有建设性的对策。

     本书撰写的基本思路是将科学新闻报道和科研机构中公关部门的工作并行考虑。在书中，撰稿者们没有人为地回避科学新闻报道和科研机构公关工作的差异，讨论了两者如何相互作用，以及彼此间的作用又如何改变科学传播的整体框架。

     在本书中，大家可以看到两条比较清晰的线索：第一，企业宣传的逻辑代替了新闻报道的逻辑，科学研究中逐渐提升的私人赞助改变了科学传播的本质；第二，为了自己的形象、声誉和产品管理，科研机构逐渐采纳了企业传播的策略和方针。

     以上述两条线索为主线，本书首先梳理了20世纪下半叶科学传播的文本变迁，这些文本的变化呈现的是科学传播角色和行为的变化。第二部分是科普作家和新闻记者对自身领域因时而变的操作规范进行的批判性反思。在第三部分中大家可以看到科研机构中的公关案例，公关专家通过对这些个案的分析，向我们展现行业新规，并对此进行批判性反思。最后一部分是来自全球的专家评述。各国的科学传播专家通过解读案例来回答同一个问题：这个争议性话题的出现是全球性的还是地域性的？

     具体而言，大家可以看到：

     科学传播的景观变迁

     这部分主要讲的是不同国家、地区科学新闻的变化与发展。战后英国的科学新闻生产从传统模式转变为新闻来源被企业传播与公关部门所操控。战后意大利的科学报道版面越来越多，但内容、形式千篇一律，科学专版变为制度化产物；同时，科学家不再仅仅是被采访对象，还成为了报道的作者。拉丁美洲的科学新闻主要采用国外的新闻源，当地的媒体与科学家和科研机构缺乏有效的合作。除了科学新闻报道，科普书籍作为科学传播的重要形式也越发繁荣。本章介绍了讲好科普故事的三个要素：英雄、大问题和解释。

     科普写作

     科学新闻报道是科学家与新闻记者相互博弈、协商的过程。科学家试图改写记者的新闻稿，甚至直接建言应该记录哪些内容。这种冲突可能与科学家和新闻记者在报道初衷上的差异有关。科学家期待新闻报道提升公众的教育，而记者诉诸于讲好一个故事。同时，记者的新闻写作除了受到科学家的约束，互联网的普及也给记者带来诸多挑战。公众可以通过网络，方便地获取各种类型的资料，那么在此背景下，科学记者应该给公众提供哪些信息？科学记者在科学传播中扮演的角色是否发生了改变？

     科研机构的公共关系

     公关部门与媒体和科学家的互动有时是良性的，科研机构的公关部门利用媒体造势，达到自己的目的。比如伦敦皇家学会针对气候变化开展的媒体运动针对的是大量其他主题的文本竞争，如何使气候变化报道在媒体上得以凸显。但有时公关部门会利用、垄断科学专家和信息。比如在危机事件中，公关部门会规定“科学顾问委员”是大众传媒唯一的官方消息源。公关部门会大肆抨击在大众媒体上发表观点的独立科学家，这种公关策略在西班牙的两起环境危机事件“多南那”和“优越号”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全球抑或区域性问题

     科学新闻相较于其他类型的新闻报道，具有更强的专业性，受到的限制和约束也更多。因此，在科学新闻报道领域，存在大量的问题值得探讨。科学新闻报道中新闻价值的坚守与变化，双重协商，普通教育的缺失，新闻源的独立，大众科学的繁荣等问题，到底是某个国家或地区的个性问题还是全球的普遍性困扰？若是普遍的问题，那这些普遍的趋势和变化能够达到怎样的程度？这是本章意在呈现的内容。撰稿者们提出这些思考，引导公众去探讨这些问题。

     作者/译者简介

     本书编者马西米安诺·布奇，拥有社会和政治科学博士学位，现执教于意大利特伦托大学(University of Trento)。布奇教授致力于科学社会学、科学传播研究，著有《科学与媒体》《社会中的科学》等学术著作，是这一领域的颇有建树的学者。布奇教授还在英国皇家学会、欧盟委员会等学术和政治团体担任顾问，在欧洲的科学传播学界也享有一定的声誉。

     本书译者许加彪，教授，博士生导师，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研究方向为传播社会学、新闻传播法制与伦理、影像传播理论等。

    

     马丁·鲍尔教授在中国科普研究所分享学术报告

     精彩书摘

     一、科学传播景观的变迁《战后英国科学传播》

     节选

     科学的公众传播是一个带有多重束缚的活动。它运行于一个正在发展的文化、经济和政治环境；它还栖身于一个科学传播必须被人们接纳的语境。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英国科学传播有一个转向：即从新闻的逻辑转变为企业传播的逻辑，换句话说，即从媒介引领报道活动变为信息源驱动科学报道。

     二战结束后的10多年内，公共领域的科学事件的声音基本上属于科学家，特别属于那些准备为科学献身于新的政治领域的科学家；但是，20世纪60年代，则是科技记者唱主角的10年，在这段时间，他们从参与战后庆祝科学转变成科学上见多识广的社会和政治批判者。20世纪60年代迅速成为科学传播一个重要的过渡阶段。科学家们有能力队服报纸和广播，但发现第十技术复杂，觉得自己几乎没有办法掌控它。在电视媒介上表现优秀的极少数科学家为这个该团体赢得了声誉。由于逐渐高涨的批判氛围和电视新闻的技术专业主义倾向，大众传媒逐渐拒绝科学家，而科学家自己也不愿意为大众传媒投稿。总之，由于养家糊口的压力，科学家被迫献身于研究活动。

     二、科普写作《作为协商的科学报道》

     节选

     根据我的经验，科学报道意味着另一个意义上的“协商”，也就是说，与信息来源的协商：科学家与研究人员。

     有一些媒体记者和他们的新闻来源之间的合作工作开展得并不顺利，有时这种冲突是公开的。……在这种情况下，专家们试图影响我的写作内容，他们不仅建议什么是利于告诉公众的，什么是不利于告诉公众的，而且，他们认为自己判断的语气和文字使用是正确的。……我不认为对记者写什么施加压力是新鲜的，但是它在最近已经变得越来越明显了。

     三、科学的公共关系《公关力量的强大与科学新闻业的软弱》

     节选

     有人将公关的强化视为新闻力量的弱化。作为新闻，特别是作为整个科学新闻来说，新闻的弱化现象时真实的：编辑人员正在减少，专版正在外包，并且在没有得到充分的确认为公关的情况下公关产品代替了新闻产品。

     公共关系正在获得影响力，但独立的新闻报道正在减少。随着公关对新闻影响力的增大，导致报道有偏见，倾向于支持公关方的利益。科学报道只迎合科学公关的需求，最终只能导致对科学的扭曲。批判是新闻的一个主要职能，被抛弃在一旁。

     作者 |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徐雅倩

     审阅 | 金兼斌，江苏佳

     编辑 | 李晨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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