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于兴趣，乐在其中——“科学传播人”专访果壳网黄天乐
2017/12/28吴乔飞 张鲁阳 科学传播人
因为一部《蜘蛛侠》，他喜欢上了科学；因为热爱科学与写作，他选择入职果壳。从羊城到北京，从实验室到网站编辑室，从理科学士到科学记者，黄天乐是科学传播的实践者、观察者，也是反思者。
他曾在日志里写道：“好奇就好个痛快，真相会真得精彩”，也曾用一整年时间去追踪并还原一个科学事件；在他的文字里，既有对科学工作者良知的追问，也有对公众理性认知的呼唤。从初出茅庐到迈向专业，从科普文章到短视频，他不断尝试新事物，思索新进路，以寻求更好地诠释科学。
本期“科学传播人”将带您聆听新锐科学记者黄天乐的故事与感悟，领略他眼中的科普图景。
黄天乐：果壳网科学编辑、“果壳科学人”公众号前运营，“果然知道”内容编辑，自称“理科文职体育生”，专注于生物领域的科学报道。2012年取得中山大学生物学学士学位。因在学习期间体会到科学传播的重要性，2013年开始撰写科学报道，在完成近百篇科学新闻采写后全职投入果壳网。2016年12月，获得AAAS-EurekAlert! 2017年国际科学记者奖学金。
走向科学传播：
从生物学学士到“理科文职体育生”
科学传播人(以下简称“科”)：您为什么选择从事科学传播工作？
黄天乐(以下简称“黄”)：对科学的兴趣，再加上喜欢写东西，让我最终选择从事科学传播工作。上小学的时候，有一部我很喜欢的卡通片，叫做《蜘蛛侠》。故事里的主人公很热爱科学，我很喜欢这个人物，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对科学比较有兴趣，然后到我大概大二大三的时候，知道了科学松鼠会，后来又有了果壳，我觉得这帮人所做的东西很有趣，就决定以后要投身到这个行业。到2013年的时候，我就开始问果壳网总编徐来老师：“我想帮果壳做一些事情，我可不可以试着帮你们写文章？”接着就开始试着跟果壳的编辑对接，他们也开始训练我去写科学报道。这样到2013年9月，徐来老师就问我要不要入职果壳，我就从广州过来了。
科：作为理科生，从事科学传播工作给您带来了哪些挑战？
黄：说到挑战，倒是无关乎我是文科出身还是理科出身。科学传播的一个特殊点就在于它相当于一个连接者，就是你要连接你的受众和科学家。在当前环境下，科学家其实很少有机会可以和公众面对面交流，那么就需要我们去将科学家、科学共同体的那套语言，与公众的那套语言结合起来。我觉得这个是最大的挑战。
科：您曾说最让您敬佩的是《自然》新闻团队亚太地区的通讯记者David Cyranoski，他身上有哪些特质让您敬佩？
黄：我入行的时候常说自己是科学写手，而David是一个科学记者。区别在于，科学写手常常只是将一篇新发的学术论文用比较平实的语言告诉读者；而科学记者需要对一个新发出的声音进行深挖，挖掘里面的故事，以及牵扯到的各方，还要告诉读者这件事所带来的启示，所以科学记者所要面对的是更加宏观的东西。
我觉得David是一个执行力非常强、反应非常迅速的人，他的提问切中要点，逻辑非常清晰。此外，他不会说他不确定的话，他所呈现出来的都是他已经掌握的东西。他的这些特质都很值得我敬佩。
科：您获得了美国科学促进会旗下杂志EurekAlert! 2017年国际科学记者奖学金，您觉得自己哪些方面的努力得到了他们的肯定？
黄：我也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但是当我拿到一个故事或一个人物的时候，如果我对于这个人物有兴趣的话，我会想要知道所有关于他的事情；如果我要采访这个人，我是不愿意问他已经给出过一百次相同答案的问题，我需要一些不同的东西。这可能是将我跟其他一部分记者区别开来的地方。
但在我去波士顿领奖的那几天，的确见到太多比自己强大的人。回来之后，我就打算要再深造一下。因为在过去的四年里，我只是在中国的科学传播圈子里，自己摸索经验，和编辑们分享一些经验。普利策奖发给解释性新闻写作者已经好几十年了，在这几十年里，他们的科学记者在做什么，他们下笔的时候在考虑什么，这是我们需要去学习和借鉴的，然后再用到国内，改善国内科学传播的环境。
走近科学记者：基本素养与技能
科：您认为科学记者应该具备怎样的基本素养？
黄：我觉得严谨是第一位的，在此基础之上，要做到尽量有趣。人都是有好奇心的。如果他看到一篇文章里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这个问题可能对于他的人生来说没有什么重大意义，但如果它是有趣的，读者想知道这篇文章说的是什么，那么他就会继续去看。相反，一篇完全没有错误或者极其严谨但是不吸引人的文章，可能就没有人看，也就无法最大化地实现文章的价值。所以我觉得科技记者要在严谨和有趣之间达到一种平衡。
科：您认为一篇好的科学报道需要具备哪些要素？
黄：我觉得首先是要有逻辑。逻辑就是一篇文章是不是条理清晰，有没有太跳跃。有时一件在作者看来很清楚的事情，但读者不一定能理解它。所以你要力求没有逻辑缺陷，要环环相扣。有哪一环缺了，你要把它补上。
第二点是你可以有你的观点，但是你的观点要基于事实。
第三点也是最基本的一点，往往会被人忽略，就是可读性。
当然，这三点不是互相冲突的。
科：您平时都是通过哪些途径去获得线索或选题的呢？
黄：首先是文献数据库，比如PubMed、Google Scholar。其次是一些可信度较高的外媒，他们通常能够很快地捕捉到当地发生的事情。
科：在报道中如果遇到自己不熟悉的领域，您是如何处理的？
黄：首先是问有经验的人，科学家本人排在首位。在我前几年的工作里大量涉及新的科学成果，我会和做出这个成果的科学家以及他们的学生直接去聊，获得的信息比我只看学术论文会更加丰富。拿到这些信息后，我再转化。我会将转化的结果反馈给研究者，寻求他们的意见，这样一来一回，可以帮我们更直白地解释一些本来很艰深的事物。
如果碰到自己完全不懂的领域，比如NASA观测到引力波的时候，我被安排写关于引力波的稿子，我没有直接去看学术论文，而是先找一些周边的科学传播产品——例如一些关于引力波的视频或者书籍看，大致了解后，我再去找果壳网负责这个领域的记者聊，找他的文章看。写出文章之后再返给专家看，专家觉得可以了再给普通读者看，在读者看得懂的情况下，才会发出来。
科：您曾说追踪日本干细胞研究者小保方晴子事件是自己从下笔到终稿进步最大的一篇报道，为什么？
黄：事实上，今天再去看，它只是一个事件的回顾和整理，里面没有涉及采访。虽然我也给小保方晴子发了好几封邮件，但是她一封都没有回。对周边人的采访在这篇文章里也是缺位的。这是我当时做得不够好的地方。
说它是我“从下笔到终稿进步最大的一篇报道”，是因为这篇文章前前后后总共写了三个版本。因为我只有二手信息，最开始的版本类似一个按时间顺序罗列的事件进程表，看起来非常枯燥乏味。当天晚上总编徐来老师建议我加一点自己的观点和情感进去。当时我就懵了，不知道怎样呈现这样一个时间跨度一整年的事件。后来慢慢地我就进入了状态，感觉整个人的情绪已经到了可以剖析一个人物的时候，这篇稿子也就写出来了。
这个过程对我影响很大。我开始认识到，在我写的东西里，人始终是最重要的，而不是冰冷的数据或者其他。所以从那以后，每次做人物采访的时候，我都会提醒自己：你想要的是什么？
争议性学术事件：
公众舆论、媒体建构与科学话语
科：生物领域内的争议性学术事件是您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您对它的关注是出于个人兴趣、偶然机遇、公司安排还是因为它是受众的兴趣点？
黄：都有吧。首先因为我在编辑部里负责分子生物学领域相关报道，之前学的也是生物学，恰好小保方晴子事件和韩春雨事件都属于分子生物学领域，我就自告奋勇地去做这两个报道。其次，在小保方晴子的报道里，采访是缺位的，我希望通过对韩春雨事件的跟进去弥补之前的缺位。
科：从小保方晴子到韩春雨事件，再到施普林格大撤稿，这些事件发展过程中都有科学系统内部的讨论和来自公众的舆论，这两套话语体系是不同的，甚至有时是对立的，这是否说明科学与公众之间本身就有一道鸿沟？
黄：只能说是看待问题的方式不一样吧!毕竟作为非科研人员的公众不在科学系统里面，他不知道科学系统里面应对某些事情的操作流程，不知道一个成果发表出来该怎么解读，这是很正常的事情，是可以理解的。科学共同体有他们的运作方式，如果科学共同体之外的人想要了解这种方式，科学家所要做的事情就是保证这些信息的公开透明，让公众可以自由获取，这也是科学传播要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不是很大的问题，正是因为有这种差异的存在，我们才有存在的意义。
科：您在之前的报道里说到公众的舆论会影响到争议性科学事件的走向。
黄：对，至少在韩春雨事件里是这样的。在韩春雨事件刚刚兴起的时候，我就问过我在实验室里的那些老师和同学，一开始他们并没有把这篇文章当成非常突出的成果来看待，是舆论的作用把它推到了后来大家所看到的“诺奖级”的高度。我们后来查证时，也没有找到这个说法是谁最先提出来的，但是媒体采用了这样的字眼。同时，也因为我们的公众并不确切地知道这一发现意味着什么，所以他们只能听媒体的，这也凸显了媒体的重要性。正因为媒体告诉公众这是个“诺奖级”成果，他们才觉得“好棒、好棒、好棒!”后来媒体报道这一成果有造假嫌疑，说它不可重复，公众也受此影响，就说这个成果肯定是假的。
这个事件说明，媒体作为连接者，如果出现问题，对科学家和公众都会产生不好的影响。因而，一方面，媒体不能误导公众。媒体所要做的事情是，你为什么说它是“诺奖级”的，你要给出证据；你为什么说它涉嫌造假，你也要给出证据。科学家本身是没有办法跳脱出舆论的，因为作为纳税人的公众也是科学研究的一部分，公众有权知道真相，也有权发表言论。但另一方面，在事情的某一个阶段，当舆论走得太过的时候，媒体也需要提醒公众：其实这个事情应该要怎样怎样判断。
行进中的科学传播：
科幻电影、短视频与解释性报道
科：您的作品里有很大一部分是对科幻电影制作团队的采访，您觉得科幻电影是科学传播的一种途径吗？
黄：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科幻电影可能是一个很好的途径，但是我们不能够指望它。当科幻电影提到一些邪恶的东西，比如它会告诉你杀人恐龙是转基因技术制造的，超级英雄的超能力来源于辐射，这样就很容易污名化技术，让受众对技术产生不好的印象。当然，我还不确定有没有研究证明科幻影视作品中的这些概念会影响到公众对技术的认知，但直观看来，我觉得会有影响。所以在科幻作品里，除非你能交代得很清楚，这就是一个现在还不存在的技术，否则还是要采取比较审慎的态度；当你谈论现成的技术时，需要负一定的责任。所以我不会指望科幻电影进行科学传播，因为它首先是电影，其次才是科幻。科幻电影是一个引起兴趣的好东西，但是我不指望它能担当多大的责任，至少从目前来看，它们并没有担当起多大的责任。
科：您也在参与“果然知道”这个短视频产品的内容生产，您觉得短视频在内容传播和对公众的引导上与新闻报道有什么不同？
黄：这也是我刚开始做视频的时候会想到的问题。因为在我做科学记者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呈现给读者的都是最新的东西。打个比方，就是在一座山上，山间突然冒出一块新的小石头。我之前所做的事情就是要描述这块小石头，但是对于读者理解整座山的意义到底有多少？我后来想其实是没多少意义的，如果你不能把发现小石头之前的那个大部头——前人所做的东西很好地呈现出来，比如你光知道大鼠实验发现了什么东西令它们的癌细胞少了很多，就可能会造成一种误解。因为我们的读者不知道研究者在前面付出了哪些努力、取得了哪些成果，才获得了现在的新成果。在这方面，我认为解释性新闻报道是一个努力的方向。
科：解释性新闻报道能够展现事件的发展脉络，但是实时的新闻报道只能呈现一个结果？
黄：对!当我们聊科学的时候，它并不代表一个新的研究做出来就算数了，以后就是它了。我们经常听到一些“颠覆教科书”的说法，我们写标题的时候也经常用到这样的表述，但是我们真正要让读者理解的是，做出这个结论之前的整个大背景，这个非常重要。而这是当下的新闻报道所展现不出来的。所以从今年年初我们开始做科学领域的解释性新闻。其实在2014年到2015年，一些知名的媒体如纽约时报、VOX已经开始在做这个尝试了。
解释性报道是指一个新的事件发生时，把它所在的语境呈现出来。比如之前南极有一个冰架裂掉，有一个大冰山漂出去，大家一听说就会觉得“哇，好严重!这是什么事情？”但当我们回过头去看，其实那条裂痕在那里已经很久了，是什么东西引起了这道裂痕？我们再一级一级往回追溯，最终呈现出一个大的语境。所以，我们要呈现给读者的，并不应该只是裂开了一座冰山这样一件最新鲜的事情，而是一整条历史的脉络。
黄天乐与 “科学传播人”记者
科学传播在中国：任重道远
科：有的人认为科学传播就是教育大众，有的人认为媒体要在公众和科学家之间建立一座桥梁。您如何看待媒体与科学家、与公众之间的关系？
黄：我觉得第二种说法更有道理。当我想了解一个事物，无论它是科学、体育、娱乐领域的，我肯定因为好奇才去看与之相关的视频或者文字。而科学的特殊之处就在于，你不是只凭你的好奇心就可以了解里面艰深、晦涩的东西的，你必须要借助一个桥梁，而这就是媒体做的事情。科学家完全可以埋头在实验室里做实验，而不让外面的人知道他在做什么。但在很多情况下，他们需要或有必要让公众知道他们在做什么，这个时候又不能用科研体系的那套语言与公众交流，他们需要我们。所以桥梁和连接点更适合用来描述我自己所理解的科学传播者的作用。
科：您采访过很多中外著名科学家，中外科学家对待科学传播的态度有什么不同吗？
黄：外国科学家会比较热情一点。我不太清楚国外对于科学家花费在科学传播上面的精力有没有要求，但是在报道具体事件时，我跟他们的沟通相对更容易。有时联系国内科学家反而比较麻烦一点——当然也有跟国内科学家聊得很好的情况——但是总体看来，外国科学家反馈比较快。我曾经就Science杂志上发表的某篇文章中的一个问题，与其作者来回了十四五封邮件进行讨论，基本上都是当天就得到回复。在采访国内科学家时，就需要准备充分一点了，让他一次把你的问题都解决，因为下次你可能很难再联系到他。
科：您从事科学传播的这几年，中国的科学传播环境有没有发生变化？
黄：我见到的科学传播做得好的人越来越多，我也觉得整体氛围是在变好。但是我们仍不得不面对一个现实：科技新闻是新闻的一部分，只有在享有足够的表达空间时才能把更好的东西呈现出来。在有技巧和专业素养的科学传播者越来越多的同时，我们也需要更多的表达空间，这样才能让我们更好地做一些事情。
科：您认为中国的科学记者和国外的科学记者有什么差别？
黄：国内科学传播的环境相比于国外还是稍微乱一点，断章取义、过度延伸的现象比较严重。措辞上稍不注意就延伸过头了，这在我们的工作中也会存在，大家应该尽力避免。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可能报道的领域不是记者所熟悉的，在做事实核查和校验最终描述版本时，又没有理解、消化这些东西。我希望科技口的记者都共同恪守一个准则，但因为商业竞争或者其他因素，在现实中很难实现。完全杜绝是不可能的，那就尽量减少。果壳每年都会做一些辟谣，那么谣言是从哪里来的呢？除了恶意杜撰，我觉得相当一部分谣言是记者的错误解读造成的。又该怎样减少这些影响呢？关键在于初始的报道者要审慎对待自己的作品。
作者 |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吴乔飞 张鲁阳
审阅 | 金兼斌，江苏佳
编辑 | 李晨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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