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作译介|21世纪的科学挑战：面向公众的传播
2018/1/5史林 科学传播人
Bill Dutton是密歇根州立大学(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传播艺术与科学学院媒体和信息系教授以及Quello研究中心的主任。他也是牛津大学互联网研究所(Oxford Internet Institute)的创始主任和南加州大学安纳伯格传播学院的名誉教授。近年来，他编辑了《牛津互联网研究手册》(The Oxford Handbook of Internet Studies，OUP 2013)和四卷《政治与互联网》(Politics and the Internet，Routledge 2014)。
本文为Dutton教授拜访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本公号主编金兼斌后，于9月30日发表的日志[1]。 在本文中，Dutton教授指出：科学在21世纪里遭遇的最大挑战是面对公众的传播，他直面公众对科学界缺乏信任的现实，分析了科学争议可能带来的积极与消极影响，并对如何进行有效的科学传播提出了指导意见。
在我上次去中国时，我有幸与前同事、现任教于清华大学的金兼斌教授会面。他近期获得了一项新的研究资助，以探究公众对科学(如关于转基因作物的研究)的认知和态度。我们关于转基因生物的讨论很快就涉及其他一些议题，比如公众对气候变化研究的接受度，在此问题上，中国、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大量公众都不相信、不采纳科学观点。
老生常谈：公众对科学权威缺乏信任
当然，公众对科学权威不信任的问题已不是什么新鲜事。我想起了美国政治学家的一些著作，他们研究了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社区中关于水的氟化作用的阴谋论，但令人惊讶的是，这一问题至今仍在继续。因此，尽管议题并不新鲜，但对科学观点背后的政治动机的不信任可能正在增长。
一些指标表明，公众对科学机构的支持并没有减少[2]。然而，最近一些有限的证据表明，大学和学者被认为更有党派色彩[3]。还有传闻说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对科学愈发质疑，他们声称自己在研究赞助者的口袋里，有关药物研究方面的争议说明了这一点。
这种对科学公正、廉洁的指控使得大学和研究机构将预防和发现研究中不断凸显的利益冲突放在更优先的位置。最后，这种日益增长的不信任情况在越来越多的问题上出现，尤以转基因生物(GMOs)、气候变化(climate change)、疫苗接种(vaccinations)和进化论议题(evolution)为代表。或许围绕科学的争议只是反映了许多具有广泛公共影响的问题，比如数字经济或公共卫生，而诸如登月之类的问题则消弭于公众对资源重新分配的短期影响中。
坏消息是，有些争议可能会减缓社会进步，比如减少人为气候变化的努力。在某些情况下，有些争议是危险的，比如可能导致父母不给孩子接种疫苗。
不过，即使称不上是好消息，科学争议还是会有一些积极的结果。一种可能是，科学家们将优先考虑如何更好地向更广泛的公众解释他们的工作。目前来看，科学传播研究已经成为全球范围内的新兴领域，我的前同事、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金兼斌教授正在进行的新研究说明了这一点。此外，越来越多的研究委员会和基金会也强调了向公众传播的重要性。
图为Bill Dutton教授和金兼斌教授
摄于2017年9月17日清华园
教学、交流、说服？：作为一种实践的科学传播
当然，科学家们解释他们的研究发现及其影响是一种实践。最不容易被遗忘、最有效的科学传播方式则是在大学里教学，尽管这是一种长期的实践。然而，人们对于是否应该让所有领域的顶尖科学家们都尽可能地参与教学这一问题仍然存有疑问。例如，我曾经任教的南加州大学，会优先安排顶尖的资深学者教授入门级的本科课程，我很欣赏这种做法，但这也是个例外。
不得不承认，大多数科学议题的传播仍然集中在圈内同行，而不是面向公众的传播。同行传播主要通过期刊发表、学术会议和报告的形式得以实现。面向公众的传播往往局限于自上而下(top-down)的或我所说的“涓滴”(trickle-down)科学，即科学家们期望他们的出版物能被其他人阅读和阐释，而不是作为初始研究者的他们自己[4]。
然而，更糟糕的发展(这里我也可能理解有误)似乎是一种科学说服的趋势，它通常诉诸于权威和科学共识，或者通过请愿等游说策略，而不是经由研究进行有效的沟通。任何一位诉诸权威的科学家都将很快失信于民。为什么要将公众区别对待？有什么凭证？一旦科学家进入了游说者、请愿者或活动家的角色，那么他们作为科学家或研究者的可信度就降低了。而当一个科学家变成政治人物，或者一个医生参与政治竞选时，公众自然会把科学家和学者看作是有党派的政客而不是科学工作者，并以看待其他政客和游说者的方式看待他们，那么对科学家的信任也必然会崩塌。
直面公众：科学传播的最有效路径
那么，科学家如何向更广泛的公众解释他们的工作？首先，他们需要认识到有效地将他们的工作与更广泛的公众进行沟通的必要性和价值所在。这一目标越来越被学术界所重视，比如研究委员会一直倡导有关科学的公共传播的研究，并通过其社会影响评判其学术质量。不幸的是，人们有时会不知不觉陷入“选项框运动”中(a tick box exercise)中，即忙于与商业、工业和政府相关的会议、研讨会的预算，而与真正对议题感兴趣的普通公众进行沟通的努力亟待加强。学者们需要警惕这种“选项框”心态。
另一个让人担心的问题是，这种对公众传播的需求可能只会导致科学界更关注媒体报道，越来越致力于让媒体报道科学家的研究。这并没有什么错，高校青睐这样的报道，而且报道也可以很有帮助，但是新闻报道通常过于简单，且往往具有误导性，这有可能增加科学传播所面临的问题。研究需要使记者和媒体负起责任，并指明报纸、电视新闻节目和大众媒体上不准确或过于简单化的信息。
另一个可能更有效、近来更实用的方法是直接与公众沟通，参与到对话中去。确保你所撰写的研究报告能够被受过良好教育的公众所理解，因为他们可能现在或将来对你的工作产生兴趣。你可以在你的研究领域找到意见领袖，从而为公众提供有效的两级传播流。不要担心受众数量众多，一定要触达那些对你的话题有浓厚兴趣的目标受众，当他们在网上搜索关于你话题的信息时，确保你的研究报告能被找到。
不幸的是，太多学者被教导不要参与对话，也不要写博客或为普通大众写作。相反，他们被教导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专注于只接触他们领域中顶尖的同行评议期刊，以及被同行们阅读和引用。如上所述，这常常导致一种弱形式的“涓滴”科学，它并不符合科学事业的长远利益。
我们应该质疑学术界的这种传统智慧。就我个人而言，我不认为试图与更多的公众沟通会对科学出版带来什么必然的风险。这就是教师所做的，当研究人员试图向他们的学生进行教学，与之沟通时，他们会发现自己论点的问题所在，并改进表达想法的方式。
所以，科学家们，请把你们最好的想法告诉公众，他们不是你们的同行，不知道你们的工作，甚至不知道它与何相干，但他们却是聪明的、受过良好教育的群体。我对此深有感触，特别是当我——一个互联网研究者——坐在一名物理学家或数学家身旁，边吃饭边询问彼此的研究之时。我在做什么研究？为什么它很重要？如果我们可以在午餐或晚餐时做这件事，那么我们也可以在网上面对更广泛的公众做这件事。
或许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但我们需要接受这种挑战。可以肯定的是，21世纪的科学挑战正是面向更广泛公众的有效传播。
注释：
[1] 本日志链接：
https://billdutton.me/2017/09/30/the-21st-century-science-challenge-communication-to-the-public/
原文没有小标题，为读者理解方便，译文小标题由编者拟定。
[2] See: https://www.nap.edu/read/21798/chapter/4#12
[3] See: https://www.cnsnews.com/news/article/annabel-scott/pew-poll-majority-republicans-think-colleges-have-negative-impact-us
[4] Dutton, W.(1994), ‘Trickle-Down Social Science: A Personal Perspective,’ Social Sciences, 22, 2.
译者 |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史林
审阅 | 金兼斌，江苏佳
编辑 | 施文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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