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专访|中科大袁岚峰：做科普是我的幸运
2018/1/18黄圣淳、原艳飞 科学传播人
在公众眼里，典型的科学家可能像《生活大爆炸》中的Sheldon，他脑回路清奇、CPU转速飞快，满嘴复杂艰深的科学名词，一副“高大上”不接地气的样子；只喜欢与具有相似科学背景的同行交流，鲜于也不善于在媒体面前表达观点。然而如今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多的科学家乐于与公众交流，他们使用社交媒体进行科学普及来“6”得很，微博粉丝量直逼明星大V，俨然一颗颗“科学明星”。
在目前的科研评价体系与科学传播大环境下，科学家做科普会不会遭遇同行的非议？社交媒体和传统媒体相比哪个平台更适合科学传播？为什么仍有一批科学家不喜欢和公众对话？科普的概括性和科学的准确性又要如何平衡？关于这些问题，科学传播人将与一位优秀的科学家、科普作者进行对话，听他讲述科学家如何看待科学传播工作。
袁岚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合肥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实验室副研究员，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化学博士。近年来袁岚峰博士在多个新媒体平台上从事科学传播工作，他的微博ID是“中科大胡不归”，目前拥有粉丝115万。
不仅如此，袁岚峰博士还与多位志同道合者成立了“科技与战略风云学会”，在微信公众平台、知乎、今日头条、一点资讯同时开设专栏，发布科学、政治、经济等领域的文章，引起公众反响的作品包括《中国科技实力正以多快的加速度逼近美国》、《你完全可以理解量子信息》等
以下是“科学传播人”对袁岚峰博士的访谈：
“科普本就是科学家的工作之一”
“科学传播人”(以下简称“科”)：您从什么时候开始从事科学传播工作的？契机是什么？
袁岚峰博士(以下简称“袁”)：2015年曾有一条非常火的新闻，称中国科学家在瞬间传输技术上取得了重大突破，配图是《星际迷航》里的瞬间传送装置，但是公众都不明白记者在说什么。我了解这篇新闻介绍的是量子隐形传态，而且身边也有同事就在从事这项研究的潘建伟院士组里，于是就结合自己的知识和对同事的采访，写出了一篇文章《科普量子瞬间传输技术，包你懂!》，向公众解释了这项技术的原理。当时我的微博只有8000多粉丝，但是这篇文章传播得非常热，许多人在微博上回复我，既有理科背景的，也有文科背景的。我很好奇，这些人在关心什么？
过了一段时间，军队总参谋部请我去讲量子通信，是@奥卡姆剃刀 向他们介绍的。他发现网上很多所谓科普文章有严重的事实错误，比如说量子通信是超光速的，而我的文章逻辑严谨，事实准确，把量子通信的问题基本说清楚了(实际上量子通信也不超光速)，因此介绍我去军队做报告。就这样，我逐渐走上了科学传播的道路。
(编者注：@奥卡姆剃刀 是微博科普大V，通信博士)
(2015年中科大潘建伟项目组实现量子瞬间传输技术重大突破，观察者网的新闻配图是经典剧集《星际迷航》中的瞬间传输装置。当然，量子隐形传态目前还不能传输宏观物体，只是传输一个微观粒子的状态。)
科：您的专业领域是理论与计算化学，但是您撰写的很多科普文章是关于量子、工业，甚至国家战略等，您是否担心将非专业领域的问题解释给大众会受到此专业人士的质疑？
袁：当然会担心。正因为如此，我会在写之前咨询专业人士，成稿之后会再给他们看。即使这样也难免有错误。有错误不可怕，可以跟一线的研究者沟通之后再改正。这个迭代的过程，让我学到了很多。刚开始自己看一些书籍就可以解决问题；但是之后涉入越深，就越需要咨询专家。写作量子信息通信文章的过程，使我也成了这个领域的半个专家。
科：通常人们认为科学家只是某一领域的专家，但对于自己不精通的研究领域中的问题，您觉得科学家做科学传播的优势在哪里？
袁：学者可以有不同的分类，这是一个知识的宽度和深度之间平衡的问题。如果你能在一个领域中做到前万分之一，那当然很好。但是也有另一种选择，在多个领域中做到大约前百分之一。后者可能发现前者忽略的一些问题，不同领域知识的交叉也可能产生新的思想，因此在对公众进行科学传播的时候就更有优势。这就好比那个“刺猬与狐狸”的比喻。(编者注：此比喻出于英国思想史家以赛亚·柏林的名篇《刺猬与狐狸》，该文将古希腊谚语“狐狸多机巧、刺猬仅一招”发挥成对两种类型思想家的比喻：“刺猬型思想家”追求一元论，力图找出唯一性的绝对真理并将之贯通于万事万物，如同刺猬凡事均举一招；“狐狸型思想家”则承认多元论，体察世事之复杂微妙，如狐狸遇事之灵活多变。)
科学家做科普的优势在于能够传递科学的思维方法，这是他们与普通人的区别。就像我们在给学生讲课时，会以场景还原的方式让学生想象科学家在当时的情景中所做的事情，这是回归科学的人性，也教会了学生科学家的思维方式。在这里科学不再是硬塞给学生记忆的事物，而是学生自己推导出来的。科学知识的产生过程一旦被解释清楚，破除了神秘感，公众就不会觉得科学是冷冰冰的了，也许他们会认为自己也可以做研究，为此去学习，去努力。科学的思维方式，跟具体的科学知识同样重要，甚至更加重要。
科：有一种观点认为科学家们都应该抽一点精力来向公众进行科学传播，而不是只依赖专门的科普人士，您觉得这可能吗？
袁：这是一种理想状态，但是限于科学家本身的文字水平等，这可能是难以实现的。真正可行的办法，是出现一批好的科学记者。科学家的问题在于不知道如何跟公众沟通，而科学记者可以采访这些科学家，然后将专业答案转化为容易理解的方式。在量子信息方面，我其实就在扮演这样一个角色。
按照习总书记的讲话，科学研究和科学普及应该是鸟之两翼、车之双轮，同等的重要。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国内科学传播领域的发展还比较幼稚。在欧美有些相当专业的科学记者，本身就有科学相关的背景，他们所写的科学传播文章井井有条，科学性和文学性并存。而国内达到这种水平的科学记者还很少。不过换个角度看，这正说明中国的科学传播是一个正在蓬勃发展的产业，现在的新闻传播学生遇上了好时代。科大有个系叫做科技传播与科技政策系，我认为以后这种专业应该更多，社会急需这方面的人才。
做靠谱的科学传播
科：您怎样把握科普的通俗性和科学的准确性之间的平衡？
袁：这方面我的博士后导师Roald Hoffmann对我影响最大，他认为好的理论模型应该是“尽可能的简单”。怎么判断呢？标准是：“去掉所有不必要的东西，直到再去掉一点，你就什么都剩不下了。”这时你就可以确定，剩下的都是对研究对象最本质的描述。爱因斯坦也有句格言：“As simple as possible, but not simpler”，说的也是这个意思。
不少问题是很复杂的，不适合对公众科普。但是如果一个问题本质上是简单的，那么它肯定存在一个简化的节点。因此在科普的过程中，将关键的、重要的信息(结论或者思维方法)告诉公众就可以了——例如量子通信不超光速。毕竟我们也不是为了让公众变成数学家或者物理学家。
(编者注：Roald Hoffmann是美国化学家，因提出分子轨道对称守恒原理而与日本京都大学的福井谦一教授共同获得了1981年诺贝尔化学奖)
(2015 年，袁岚峰博士与Roald Hoffmann教授在北京召开的第15届国际量子化学大会上合影)
科：在您从事科学传播工作的过程中遇到过的最大挑战是什么？怎么解决的？
袁：最大的困难是我发现无论如何讲道理，总会有人不相信，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民科”，你的所有论点他们都能够讲出一堆“道理”来反驳。为了论证“民科”的论断中存在的问题，我需要向专业人士学习请教；但是在我分析清楚之后，还是无法说服他们，因为许多旁观者看不清问题的根本在什么地方。一些人还愿意相信“民科”；还有人希望我跟“民科”进行辩论。这就是人们缺少科学思维造成的。
关于这个问题我与一些科普专家交流过，他们也有同感。后来我想明白了，我从来没有通过科学传播“教会”过任何一个人。教会别人系统的知识，需要进入课堂，需要专业训练，这不是科普能够做到的。科普最好的结果不是让读者学成专家，而是让读者相信你，通过讲道理的方式对你个人建立起信任。
有些人就是无法鉴别一些信息，所以总有人无法被说服。所以，千万不要把说服某个特定的人作为你的目标。一旦如此，就会给自己加诸无限的负担，如果做不到就会很受挫。一旦你放弃这个不切实际的目标，工作就会变得轻松愉快很多。在科普工作中需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虽然科普不能影响全部人，但总是影响了一些人。这就是那个经典的“半杯水是半空还是半满”的问题。
科：怎么判断一篇科普文章是否靠谱？
袁：科普文章的权威性，一方面来自于科学家的身份，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来自文章本身的逻辑性。理性的读者很快就能够分辨出问题的关键。我的文章在说到某个问题时会写道：“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可以参见XXX”，这就是可追溯的。而不靠谱的文章就完全没有参考文献。
科：您是什么时候开始使用微博的？据我所知，一些科学家对微博可以被任何人评论感到很有压力，而且微博上充斥着非理性的言论，很难形成有意义的讨论。结合您的使用经验，您觉得社交媒体是适合进行科学传播的平台吗？
袁：我的微博是2013年注册的，开始使用的时候很随意。过了一年，2014年底粉丝才达到了1000人。
社交媒体跟纸媒相比，肯定是科学传播更好的平台。传统媒体版面有限，刊载的内容往往比较短，比如环球时报的文章就限制在1200字之内，许多问题不能阐述得很充分；而社交媒体上的文章，长度就不受限制。而且社交媒体上可以和很多专业人士直接交流，我文章中的错误也大部分是他们指出来的。这种交流是理性、专业的，这些人不会因为文章中细节性的错误就否定文章整体。因为专业人士都明白，即使是在学术期刊上发表的文章，也很难保证没有错误。科学研究本身就是一个不断批评改正的过程，对文章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是很正常的。
科：我发现您在微博上关注了43位科普博主，有科学界从业人士，也有部分科学爱好者。您认为科学爱好者可以成为科学传播的主体吗？
袁：科学爱好者比普通人的专业性还是要强的，具有基本的科学思维方式。他们可能会犯一些错误，但是大家可以共同指出、共同进步，有问题共同改进。在这方面，科学爱好者与“民科”有本质的区别。“民科”之所以成为一个贬义词，是因为他们无法与科学共同体正常对话，而科学爱好者完全是可以参与其中的。对科普的现状可以吐槽，但是需要看到我们的整体趋势是在向上走的，也需要更多的人参与进来，这些科学爱好者其实已经做了很多科学传播工作了。
科普对科学界的好处
科：据我们了解，大多数中国科学家还是不太愿意参与科学传播，像您这样热衷于参与科学传播工作的人是否会形成固定的小圈子？您在科学传播工作的过程中会感受到其他同行的压力吗？
袁：当然是有圈子的，但是绝对不固定，谁愿意做(科学传播)就会参与进来，大家就会成为朋友。即使不在这个圈子中的人，也绝不会认为我们做的事情不好或者没有意义。当然可能有同事认为做科学传播对评职称没有什么好处，建议我们先把职称搞定，这很正常。但是有水平的科学家都不会认为做科学传播是件坏事，而且在我咨询他们专业问题的时候，他们会非常积极地向我解释。这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他的专业领域中知识的传播，对大家都有好处。
科：您在青年社会家责任论坛上的发言中提到，科普对科学界的好处之一是提高公众对科学共同体的认可。您认为中国科学家得不到公众承认主要是哪些原因？
袁：从积极的角度看，其实是因为科学界进步太快，公众没有跟上。如今国内的实验室几乎都在出大量的成果，媒体不会把所有这些科学成就都作为宣传的议题，公众可能也不太关注，导致中国科学界实际的发展水平和公众的认知之间有脱节。这是一个成长的烦恼，就像小孩子长得太快，就要不停地买新衣服。但是其实也是进步的一种表现。
另外一个方面是个别科学家的欺骗行为败坏了科学共同体在公众中的形象，比如汉芯造假事件。对个别有造假行为的人没有严格的法律制裁，会导致公众对科学共同体不信任。所谓批评无自由，则赞美无意义；所以很多时候公众认为，我们的政策是对好人不够好，对坏人不够坏。
此外，这也与科学家没有非常主动地向公众靠拢有关，但是近年来大家也在做努力。比如我之前参加过复旦大学“思想者论坛”的科技分论坛，主持人余亮提到，这些年发生的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就是科学家突然变得会写文章了。在我从事相关工作时，经常感觉很多事情早就应该有人做过了，但事实上就是没有!做总比不做要好，科学传播是不好做，但是世上又有什么是容易的呢？
科：您认为相比于过去，公众与科学家之间的隔阂是越来越大了还是在缩小？
袁：我觉得这个情况正在逐渐改善，相比过去隔阂缩小了。二三十年前有句流行语叫做“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科学家自己的生活都不能保障，自然没有时间考虑与公众的沟通，更不用提科学传播了。当时科学家虽然在公众心中地位很高，但其实公众对科学家也是存有怀疑的，只是没有媒体报道，没有对这种情况进行呈现。质疑一直存在，只是现在科学家与公众的沟通多了起来，公众的教育水平也得到了提高，隔阂就越来越小了。
科：什么样的科学家适合从事科学传播？
袁：首先要热爱教学，因为科普工作类似于与学生的沟通，能够把学生教会才能够跟普罗大众讲清楚道理。另一个方面，我所认识的从事相关工作的人都是喜欢讲道理的人。科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论证的过程与论证的结论同样重要，甚至更加重要。这是科学与神学最大的区别。还需要一定的社会责任感。
科：如何鼓励更多科学家参与科学传播呢？
袁：我之前参与一些的论坛，也在讨论这个问题。大家提到的最可行的办法，是给从事科学传播的科学家更多的实际利益。这些利益可以由政府、企业或公众来给予，形式可以是评审体系的变化、资金的支持等，关键是原则的确立。科学家对公众进行科学传播固然是一种公益活动；但是如果有回馈，大家参与的积极性肯定更高，也能够形成正向的循环。
举例来说，就像我们公务员的评价体系中将职务和职级分开，在新媒体上发文章也可以类比这种体系，建立对科学家的评价标准。虽然我们的评价标准在不断更新，但是一定不要冲击原有的学术评价标准，不能将科学传播能力和科研能力混为一谈。
科：在进行科学传播工作的过程中，您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袁：其实很大程度上不是为了别人，而是满足自己，实现了自我的社会价值。我认为自己做了一件对社会有用的事，而且是社会急需的，为社会的发展补了短板。科普本来就是科学家的工作之一，这对我而言也是一种幸运。
作者 |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黄圣淳，原艳飞
审阅 | 金兼斌，江苏佳
编辑 | 施文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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