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科学记者|《凤凰周刊》主任记者曾鼎：我很想为他们发声
2018/2/11吴乔飞 科学传播人
从对出版物情有独钟的理工男到撰写多篇优秀报道、拿过国内外众多新闻奖项的“新闻达人”，六年时间里，曾鼎实现了一次成功的“蜕变”。从入职泛科技媒体果壳网到深耕于严肃媒体《凤凰周刊》，曾鼎一直在践行着最初的新闻理想，坚守新闻的公共性，做一个旁观者、亲历者和记录者。通过文字，他希望影响一些人，改变一些人。
本期“科学传播人”将对话《凤凰周刊》主任记者、果壳网前科学记者曾鼎，与他聊聊科学传播那些事儿。
曾鼎，《凤凰周刊》杂志主任记者，曾任果壳网记者、编辑。致力于环境、健康、科学等领域的新闻报道。2011年，在上海交通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获得工学学士学位。2012年以来，发表多篇有关科学、环境、健康等的新闻报道并得到广泛认可。其中，《转基因：理想与阴谋》(2012年)和《PX战争》(2013年)中的调查内容被中国科学院采用以向国务院做汇报说明；《大陆空气污染报告》(2013年)首次深入披露中国主要城市空气污染及其健康损害；《大陆中草药肝损害调查》(2014年)推动《中草药相关肝损伤临床诊疗指南》的出台。他还曾获得《南方周末》2013年度传媒致敬、腾讯和网易2014年度最佳公众服务报道提名、“2015北大安平公益传播奖”人物报道致敬奖、美国国际记者中心(ICFJ)2016年“全球健康报道奖”、AAAS-EurekAlert!2017年国际科学记者奖学金等众多奖项。
结缘科学传播：
有影响，有改变，就有成就感
科学传播人(以下简称“科”)：您是在什么契机下选择从事环境、健康、科学等领域的新闻报道工作的？
曾鼎(以下简称“曾”)：2008年，我大二的时候，受到《南方周末》等一批优秀媒体的影响。我印象最深的报道是《南方周末》在“5·12汶川大地震”后做的一期特刊。在这期特刊里，有一篇报道是一位名叫李海鹏的记者写的，标题是《灾后北川残酷一面》；他们还做了一个专题，来回应当时公众对万科创始人王石捐款少的批评，为其辩护；科学版的负责人李虎军写了一篇关于地震方面的专业报道，对当时民间流传的可以预测地震的谣言做了澄清。这些报道都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也使我坚定了毕业之后从事新闻报道工作的决心。
科：您是如何理解科学传播的？
曾：我认为虽然科学传播的作用有限，不可能做到让每个人都接受专业知识，因为每个人都有专业壁垒，这是很难逾越的，没有人需要把自己变成一个各方面的专家。但是科学传播能改变很多人的认知。以转基因议题为例，它涉及食品安全、环境安全以及食物可替代性等概念，公众很难理解这些细节。他们更依赖于专业机构的判断，依赖媒体去发声，去帮助他们构建世界观。当面对父母时，你会发觉他们其实对那些细节不太感兴趣，他们需要的只是一个结论而已。
科：与科学家相比，您认为媒体人从事科学传播有哪些优势？
曾：首先，很多科学家缺乏与公众沟通的意识，这可能是他们最大的问题。其次，他们缺乏和公众沟通的技巧和能力，这在中国表现得尤为明显。国外很多科学家同时也是科学传播者，他们能写出面向公众而不仅仅是面向自己专业领域人群的畅销书。从我的经历来看，在采访中国科学家的时候，他会跟你飙特别多专业名词，他不会考虑作为一个记者、作为一个受众的你，会有很多知识上的不足。基本上你没法把他对你说的话直接引用，你得自己进行改写。
相较于科学家，媒体人掌握了传播规律，也懂得与受众沟通的技巧，因而肯定会在传播上有更大的优势。媒体人会用更通俗的写作去向自己的读者阐述一件事情。比如说，我们在写科学报道时，科学家一般会给很多数据。但我们知道，在写作里是不应该出现太多数据的，多一个数据、多一个专业名词，文章的阅读率可能就会下降几个百分点。在描述一块约有二三千平方公里面积的土地时，通常要写成相当于多少个天安门广场的面积或相当于多少个足球场的面积。这就是一种传播技巧，因为大多数人对数字是没有概念的，但是对于日常生活中能接触到的一个广场、一个篮球场的面积是有意识的。
科：在环境、健康、科学等领域从事了多年的新闻报道工作，您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曾：职业成就感吧。不像那种短平快的新闻作品，可能当天出来了，第二天就推动了一个事件的进程；我做的深度报道关注一些重大、有影响力的话题。比如2014年写的《大陆中草药肝损害调查》，传播量特别广，生命力也比较强，到今天还一直在传播，影响了很多人，也改变了一些用药的观念，这让我很有成就感。
认识科学记者：
懂得专业，更要敬业
科：您认为科学记者应该具备怎样的基本素养？
曾：首先，我认为从事新闻事业最重要的是要有好奇心。因为在这个行业，你如果没有好奇心、没有热情的话，就会对选题挖掘、采访沟通没有兴趣。没有热情，更不会有成就感可言。
其次，一个记者的基本素养就是实事求是，知道什么说什么。
最后，我觉得科学记者是有门槛的。它的门槛就在于你必须对自己所负责的那些专业领域有一个最基本的认识。比如在做转基因报道时，你就必须要了解国外的科学共同体对转基因这个话题所持有的态度和基础判断。
科：您的新闻报道选题既有对当下热点话题的关注，如空气污染；也有对被忽视的现象的关注，如中草药肝损害，您是如何进行新闻报道选题的？
曾：我第一次写空气污染方面的报道是在2011年10月，当时我刚从上海来北京工作，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接触到了北京大学环境学院的一位研究空气污染的教授，她给了我一些数据，我就写了一篇关于PM2.5的报道。就在当月，爆发了一次长达一个星期的雾霾天气，雾霾话题在公众中引起了激烈讨论，我的这篇稿子被大量转载。所以，对于空气污染的报道是在它成为热点之前的一个偶然机会下的产物。
“中草药肝损害”那篇文章则与前者不一样，它更依赖于专业方面的积累。我们对中草药肝损害相对比较陌生，但是中药肾损害的话题在国际上已经引发很大关注。2000年前后曾经发生过著名的“龙胆泻肝丸事件”，导致在国际新闻报道中，“中草药肾损害”成为一个专有名词。类比这一原理，关注这一领域的群体也都了解，一种药物进入人体的循环系统里，不仅要接触肾脏，还会接触作为人体解毒器官的肝脏。虽然我们一直认为中草药会造成肝损害，但是关注这个话题的人很少，也没有从实际层面找到很多证据去支撑我们的论断。后来我关注到这个话题，就试着去找全国各地的肝病医生做访谈，发现所有的肝病医生都在抱怨这一问题，然后我才把这篇报道做了出来。因而，这个选题是基于对现象的观察和思考。
科：在报道中，如果遇到专业领域以外的问题，您会怎么处理？
曾：主要是两种处理途径，一是文献查阅，二是请教专家。这两种途径也是通用的，但是在文献查阅上，我可能稍微熟悉一点，因为我知道最有用的东西在哪里。这就像你在使用搜索引擎时建立了一个大方向，你知道你想要的东西在哪里，该怎么去找的问题就能够解决了。
科：您如何定义一篇好的科学报道？
曾：一篇好的科学报道一定是事实准确的，在科学报道领域尤其看重这一点。另外，在目前的媒体环境下，对科学报道的评价要分开来看。好的科学报道不一定要在大众层面引起广泛共鸣，它也可以只是在专业领域获得特定受众的认可。因为科学报道是有专业门槛的，它不像娱乐报道一样，人人都喜欢看，人人都可以看。有的报道其目的就是引起行业内人士的关注。比如说你写疫苗报道，在医疗圈子里面影响很大，进而获得有关部门的关注，但是公众不一定知道，那我认为这也可以是一篇好的科学报道。
科：您在从事环境、健康、科学等领域的报道时所遇到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又是如何克服的？
曾：挑战就是碰到一些相对敏感的话题，不能采访到想要采访的人。这个问题很难克服。当时做中草药肝损害调查的时候，想采访一位知名中药研究学者。他虽然致力于维护中医药的权威，却也知道目前中药用药中的缺陷，他也在努力研究，希望做出改进。从平衡性的角度考虑，我采访了很多肝病医生，他们指出了问题，当论及问题背后的原因时，他们大都直接归咎于中草药。但我们知道，这可能并不是一个公正的说法。因为中草药范围很广，我们要进一步追问，到底是中草药里面的哪一味或哪几味药造成了肝损害。当我在做进一步追问时，前前后后联系这位学者多次，他先是拒绝，后来又答应接受采访，最后可能考虑单位管制的问题，担心报道出来可能会产生不好的影响，他还是拒绝了我的采访。
走近科学议题：
我旁观过的那些人，那些事
科：在网络上，科学研究成果被误读，进而造成流言广泛传播的情况经常发生，比如您的《自来水里有避孕药？被误读论文作者专访》，您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曾：其实，我认为这是一个正常现象，在国外也有类似情况，只是中国可能会尤其严重一些。一方面是因为媒体从业者缺乏求证的意识，没有进一步追问和核实信息的具体内容、渠道来源；另一方面，为了有噱头、为了引人转发，很多传统媒体在微博上传播这件事时也使用了“自来水里面有避孕药”这类有误导性的表述。
科：在转基因领域，“挺转”和“反转”两个观点阵营的对立长期存在，您认为产生这种对立的原因是什么？
曾：我认为阴谋论其实是原因之一。很多人都会直接说是美国人的政治阴谋，或者说是国际上的种子厂商的阴谋。
另外，通常我们都是先有事实判断，然后才有价值判断。很多人在转基因议题上是先有价值判断，然后再根据价值判断去寻找科学依据。比如有些反转者的一个根本出发点是支持小众的、有机的农业，而不认可大公司模式、大市场模式。所以，他的“反转”态度背后其实是支持一种商业模式。
曾鼎在麻风病村采访
科：从麻风病人、精神病人到“糖丸”受害家庭，公共卫生中的受害者是您长期关注的一个群体，您报道这类群体的初衷是什么？
曾：倒不是说我系统地把这些人作为一个群体去报道，而是因为我平常做疫苗的报道，关注疫苗的信息比较多，进而对精神病话题也很感兴趣，自然而然就会接触到这一群人。
其实以上都算是医药领域的话题，我本身对这些话题以及公共卫生领域所存在的如何平衡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的冲突这个母议题比较感兴趣，所以我会关注得比较多。
再者，有新闻理想的新闻人都有一种“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理念。面对这些受害者时，我很想为他们做公平公正的呼吁。所以，就会在选择报道话题时，倾向于优先报道他们；在选题操作时，我更愿意把自己的精力放在他们身上，优先把这个话题报道出来。一个很简单的期待，就是希望报道发出去以后，一方面能够帮助他们改善境遇，另一方面也能改变普通读者对这些群体的偏见。
科：在《最后的“糖丸”受害家庭》、《大陆中草药肝损害调查》等报道中，似乎都存在着科学和人本主义的对峙，这是科学本身的缺陷还是人为因素造成的？
曾：我觉得很难把这些都归罪于科学。这两件事可以分开来看。
可以肯定，疫苗极大地改善了人类面对疾病的处境，它的益处远远超过害处。但疫苗确实存在极低的不良反应几率，从而造成个体的苦难遭遇，这是疫苗本身的问题。但我不敢说这是科学本身的缺陷，我认为这个话题太大了。我们也看到现在“糖丸”已经被新的、更好的疫苗取代了，弥补了之前存在的缺陷。所以，是科学发现了疫苗存在的问题，也推进了这一问题的解决。
而在中草药问题上，背后的原因很复杂，包括维护中草药的权威、医生收入与药品挂钩等，这里面是有人为因素的。
科：环境、健康以及科学领域是风险议题的高发地带，这些风险议题往往会对社会信任造成巨大冲击，您认为科学记者应该在信任重建中承担什么角色？
曾：我觉得科学记者没有那么大的义务和担当。我们的职业是做传播，不是重建信任，信任重建大多数是在传播中自发的、附带完成的。比如在《最后的“糖丸”受害家庭》这篇报道里，我的出发点不是让人们对疫苗失去信心、不敢接种疫苗。在写报道的时候，措辞要很谨慎，把握住分寸，不能因为我的报道使人们丧失了对医疗技术和制度的信任。
面向未来的科学传播：
我还是比较乐观的
科：您在果壳网和《凤凰周刊》都从事过科学新闻报道，前者是偏商业化的科普网站，后者是偏时政的杂志，从新闻生产的整个过程来看，您觉得在这两个媒体工作有什么不同？
曾：它们的区别跟受众定位的不同有关。果壳网的受众可能是偏年轻的学生群体；《凤凰周刊》是杂志，一期价格为15元，在机场等处销售，它的很大一部分受众是公务员、商务人士。
所以，在操作选题方面，早期的果壳可能更偏重一些轻巧的操作，在那个阶段不是很看重采访和深度报道，因为这是需要成本的。《凤凰周刊》就完全不一样，它的特点就在于去做调查、做采访、做深度报道。
在语言风格方面，有比较明显的区分。果壳网在早期相对来说偏口语化，更通俗、更活泼；而《凤凰周刊》相对来说更规矩、更严肃，会有很多条条框框。
曾鼎在美国疾控中心(CDC)
科：您目前最关注的健康传播议题是什么？
曾：我很感兴趣的是一些有矛盾、有争议性的话题。近期正在关注的是“捂热综合征”，这是一个广泛存在的问题。很多家庭的育儿观念陈旧，每年有大量儿童遭受这个疾病的困扰，其中很多人因此伤残智障、留下严重的后遗症，甚至死亡。
(注：“捂热综合征”也称蒙被缺氧综合征，多因给孩子过度保暖或捂闷过久而引起多系统受累，是一种儿科急症。)
科：从您2011年进入记者行业至今已有6年时间了，您认为国内的科学传播环境有变化吗？具体是哪些？
曾：有，科学传播环境的变化主要还是跟整个媒体环境的变化有关系。我主要谈三个方面的影响。
首先，现在越来越多自媒体的加入使得发声主体变得更加多元，受众的选择也更加多样。虽然存在内容良莠不齐的问题，但是内容变多了，很多专业的内容被广泛传播，这是最大的变化，对科学传播来说是有利的。随着类似果壳网这类科普媒体的影响力和品牌逐渐建立起来，其他媒体平台在做类似选题报道时，会参考果壳网，也会看看自媒体怎么说。
其次，整体的媒体环境变得浮躁了。由于新媒体平台上短平快的内容也能获得很高阅读量，愿意做深度报道的媒体越来越少。以前，很多传统媒体很看重采访，花费很大的精力去做调查报道。但现在因为整个行业都在通过轻巧的操作获得很好的传播效果，成本低、时效性强、性价比高。这种行业现状使得很多媒体不愿意去做一些产出不乐观的报道，尤其是有时还会涉及一些敏感话题，稿件可能面临发不出来的风险。媒体从经营的角度权衡投入与产出比，直接影响到一些记者编辑的选题和操作风格，影响到那些真正对社会有巨大影响的报道的生产。但是，我还是比较乐观的，我认为未来在新媒体上还是会有人愿意做深度报道的。只是在短时间内，新媒体还处在生长期。
最后，由于发声渠道的多元化，导致声音的多元化，谣言、流言也会传播得极其广泛。这是当前科学传播需要面对的一个巨大挑战。科学传播的从业者们需要更快、更积极地去应对这种环境。
作者 |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吴乔飞
审阅 | 金兼斌，江苏佳
编辑 | 李晨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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