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一本书|《两种文化》
2018/5/13张鲁阳 科学传播人
引言
从科学与文化之辩到“两种文化”的提出
19世纪80年代的英国，赫胥黎与阿诺德展开了“科学与文化”的辩论；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张君劢与丁文江掀起了著名的“科玄之争”。知识体系中两种认识论、两种价值判断的分流所造成两个阵营的对垒其来有自，但这个问题的讨论框架，直到1959年英国科学家、小说家C.P.斯诺在剑桥大学发表的一场演讲之后才变得清晰起来。斯诺在他的演讲中提出了一个概念——“两种文化”(the two cultures)，用以描述存在于人文学者和科学家之间的文化割裂，即后来所谓的“斯诺命题”，从此在全球政治、经济、生态等各个领域开启了一场内涵广泛、旷日持久的思想论战。
今天“科学传播人”就带大家一起来回顾C.P.斯诺(Charles Percy Snow)的《两种文化》，重温50多年前他在英国剑桥大学讲堂上的风采。
内容简介
本书英文原版是剑桥大学出版社1998年的经典版(canto edition)，中文版由陈克艰、秦小虎翻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年出版。书中收录了C.P.斯诺的两篇演讲，第一篇是斯诺1959年在剑桥大学的里德演讲(the Rede Lecture,剑桥大学自16世纪开始的讲座系列活动，中文又译“瑞德讲坛”)，这个演讲又名《两种文化和科学革命》，在这里他提出“两种文化”并作了阐释；另一篇是1963年的《再看两种文化》，在这里他重新检视这个概念并对一些争论作了回应。另外，本书在斯诺的两篇演讲之前还配有英国剑桥大学英语文学和思想史(English Literature and Intellectual History)教授斯蒂芬·科里尼(Stefan Collini)的《导言》。占据全书体量40%的《导言》详细介绍了斯诺的生平、两种文化概念的历史渊源、斯诺与利维斯的争论以及斯诺命题伴随时代发展所受到的挑战，为我们在新时代解读“斯诺命题”提供了便利。
《两种文化和科学革命》开门见山地指出，因为科学家兼作家双重身份的便利，斯诺观察到文学知识分子(literary intellectuals)与科学家两个群体之间的隔阂：文学知识分子鄙夷科学家的乐观主义，而科学家不齿文学知识分子政治上的愚蠢与邪恶(一些科学家将德国纳粹主义归因于浪漫主义的文学传统)。这两个群体因其各自内部的共同态度、共同行为标准和模式等的不同，形成分属两极的文化，而两极分化只能造成实践、智力和创造力的损失。他特别强调了智力的损失：科学家虽然具有健全的心理和道德，但因为缺乏对传统文化和文学的关注，导致想象力比应该具有的水平要低；文学知识分子则因无视自然秩序的探索与发现而更贫乏和空虚。虽然斯诺在论述中尽量保持不偏不倚，但他对科学文化的推崇，在字里行间已经展现得淋漓尽致了。紧接着，他分析道，英国国内这种文化分裂现象尤其严重的主要原因，是教育专业化程度太强；相应地，解决问题的处方也要开在教育上。
文章接下来将两种文化存在的主要原因归结到对工业革命的价值判断上。斯诺指出文学知识分子是天然的卢德派(英国19世纪初那些参与用捣毁机器等手段反对企业主的自发工人运动团体)，浪漫主义和怀旧主义的文学传统站在工业革命的对立面唱挽歌，对于社会的进步毫无助益。而现实是工业革命乃至科学革命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物质基础，文学知识分子酝酿的反科学情绪、社会管理者对科学文化的无知将使我们错过发展的机遇。尤其从全球的眼光看，是否工业化直接决定了国家的贫富。作为已经发展起来的西方，更应该促进穷国的工业化转变，消除贫富差距。
想要作出改变就得从教育入手。当然，斯诺并不认为教育可以解决全部问题，但他指出教育是解决所有问题的第一步。斯诺对比了美国、苏联的教育模式，提出要改变现有的专业化严重的教育模式，使人才的培养适应科学革命的特征，弥合两种文化之间的差距。
4年之后，斯诺发表演讲《再看两种文化》，重新检视了“两种文化”的概念。他指出，文化一词不仅指智力和思维的发展，而且可以在人类学的意义上指称“生活在同样环境中、并由相同的习惯、相同的信仰和相同的生活方式联系起来的一群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区分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才是更有力的。至于数量词“两种”，虽然二元对立的思维是有缺陷的，但过分精细的分类并不能更加接近真实，“二”既简化了文化结构，又保全了某种隐喻，仍然可以被看作一种合理的表达方式。当然，斯诺也提到了以社会历史学家(social historians)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他们在研究问题和方法上内化了科学文化，但是说这已形成“第三种文化”(a third culture)为时尚早。
另外，这篇文章花费了大量篇幅在对个人条件和社会条件的讲解上，疏通了从“科学革命”到“富国和穷国”的论述逻辑。斯诺指出，从个人来看，孤独和无力的悲剧色彩是浓重的，但“一个人还关注他自身之外的其他生命，并且注定要通过爱、感情、忠诚或责任与之发生联系”(P64)。当一个人基本需要得到满足而其他人没有时，鄙视这种需要是不人道的。“科学革命是绝大多数人获得基本要求(健康、不挨饿、儿童能得以生存)的唯一方法”(P67)，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加强科学传播来尽快弥合文化割裂、促成科学革命改变世界的原因之一。
最后，我们说回到斯蒂芬·科里尼的《导言》。这篇力作为我们提供了理解“两种文化”的丰富材料，并将这个问题放置于历史长河与当下实践中进行考察，肯定了斯诺的创见，又为我们提供了批判的工具。尤其是斯蒂芬·科里尼提到了另一种危险：自从斯诺以来，感叹公众人物和人文学者缺乏科学知识的声音不绝于耳，但是科学家在历史和哲学上的无知不同样很严重吗？他进而言之，没有迹象表明管理者和普通大众对人文学术中的智力活动本性的了解，比对科学活动的了解多一些。现代自由民主社会的实用主义大众语言，由于其对不可表达的质量认定(non-demonstrable judgements of quality)的高度怀疑，和对不可量化的价值判断(non-quantifiable assertions of value)的强烈排斥，事实上比较容易认可自然科学里的基础研究，因为它们给出了医学、工业等等方面应用的承诺，而不容易认可人文学术上的所谓“探索”，因为它们所能提供的，充其量也是不中用的东西。专家不屑与大众交流这种情况，在接近21世纪之际，将会对人文学术造成比对自然科学更为严重的损害。
作者/译者简介
C.P.斯诺(1905—1980)，英国科学家、小说家。1930年于剑桥大学基督学院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之后，在剑桥大学从事科学研究、教学和管理工作，并同时进行文学创作，著有《船帆下的死亡》(Death under Sail)、《陌生人和兄弟》(Strangers and Brothers)等，逐渐成为公众人物。他提出的“两种文化”论引发了广泛讨论，并为他赢得巨大声望。1964年，他出任英国技术部二把手，并担任向上议院报告技术问题的政府发言人。
陈克艰，1949年生于上海，1981年获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硕士学位，先后供职于华东师范大学自然科学史所、上海社会科学院思想文化史研究室和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主要从事科学哲学、逻辑、思想史等方面的研究。著有《上帝怎样掷骰子》、《数学逍遥游》等，译有《两种文化》、《科学与艺术中的结构》等。
学者评论
在斯诺和他以前的西方世界,科学、民主与现代性被认为是伴随着工业文明而来的共生物,科学家对自己从事的事业必然导致社会进步抱着坚定不移的信念；另一方面,被称为“波希米亚人(Bhoemians)”的人文知识分子从一开始就对资本主义文明抱着抵制和批判的态度,这种文化上的尖锐冲突在英国历史上浪漫主义和功利主义的争论中得到充分的展现。两次世界大战对人类造成的浩劫,促使西方人文知识分子对“科学进步论”这一主题进行深刻的反省,并将这种思考与工业社会对人的异化结合起来；另一方面,现代工业社会的出现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又使得科学家更多地依赖权力和金钱,也有了更多地介入国家决策的机会……就整体而言,人文学者和科学家的基本政治立场在斯诺时代的前后互为镜像。说白了,一向与推动社会变革的政治力量结盟的科学家越来越成为权力与资本的附庸，而混杂了贵族血脉与自由市民精神的人文知识分子则开始扮演社会批判的主角。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院长 刘钝
如果旧事重提,那么当年围绕着斯诺的演讲所发生的一系列争论,比如“斯诺—利维斯之争”,在今天看来也将呈现出新的意义。十多年来,国内的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界的人士也没有少谈“两种文化” ,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科学和人文,这两种文化不仅没有在事实上相亲相爱,反而在观念上渐行渐远。而且有很多人已经明显感觉到,一种文化正在日益侵凌于另一种文化之上……中国的两种文化的总体状况比较复杂:一是科学作为外来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存在着巨大差异,科玄论战的矛盾基础依然存在；二是中国的科学基础仍然薄弱，但是唯科学主义却已经经常在社会话语中占据不适当的地位；三是科学及技术尚未发挥足够的作用,但是技术所造成的社会问题(如环境问题等)却已经出现。
——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前院长 江晓原
精彩书摘
我相信整个西方社会的知识生活日益被分化成两极群体……在这两极群体中，一极是文学知识分子，值得一提的是，他们趁别人不注意时，就将自己称为“知识分子”，好像没有其他人可称为“知识分子”似的……而另一极是科学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数学家和物理学家。在这两极之间是一条充满互不理解的鸿沟，有时(特别是在年轻人中)是敌意和不喜欢，但大多数是由于缺乏了解。他们互相对对方存有偏见。他们的态度是如此的不同，以至于即使在情感层面上也找不到共同之处。
非科学家(non-scientists)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印象，那就是科学家是肤浅的乐观主义者，他们不知道人类的状况。而在另一方面，科学家认为文学知识分子完全缺乏远见，尤其是不关心他们的同胞，在深层次上是反知识的，并且极力想把艺术和思想限制在有限的时空……绝大多数想法是源于相互的不了解 ，而这是很危险的……
两种主题、两种学科、两种文化——或者更广泛地说两种星系的冲突应该能产生创造性的机会。在人类思维活动的历史上，一些突破正是来源于这种冲突。现在这种机会又来了，但是它们却好像处于真空中，因为两种文化中的人不能相互交流。20世纪的科学很少有被吸收进20世纪的艺术中的，这是令人不解的。我们过去常常会看到诗人有意识地使用科学术语，不过却用错了……当然，科学并不是以这种方式给艺术带来好处的，它必须作为整个思维经验的一部分被吸收进去，并且被自然地使用……
所有的箭头都指向同一条道路。弥合我们文化之间的差距在最抽象的知识意义上是必需的，在最现实的意义上也是这样。当这两种意义各自分开时，那么没有一个社会能理智地思考……
说到第三种文化已经存在可能为时尚早。但我现在确信它将到来。当它来的时候，一些交流困难将最终被软化，因为这一文化为了能发挥作用必须要说科学术语。然后，如我所说，这场争论的焦点将转向对我们所有人更有利的方向。
有迹象表明这正在发生。一些社会历史学家既同科学家保持着友好关系，又感到有必要把他们的注意力转向文学知识分子，或者更准确地说，转向文学文化的表现。像“有机共同体”、前工业社会的性质和科学革命这样的概念，在过去10年的知识启发下，正在被人们使用。这些新的研究对我们的智力健全和道德健全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作者 |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张鲁阳
审阅 | 金兼斌、江苏佳
编辑 | 杨虹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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