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卡了我们的脖子？——“亟待攻克的核心技术”科学传播沙龙侧记
2018/6/24江苏佳 科学传播人
编者按
从4月起持续至今的“中兴事件”让中国计算机产业“缺芯少魂”之痛再次凸显，“自我研发”成为科学界的关键议题受到广泛关注。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中兴事件”提醒我们，在新一轮自主创新浪潮中，我国在操作系统、芯片制造等关键领域有诸多技术尚未实现“自力更生”，被“卡脖子”的隐忧远未消除。
6月21日下午，在由北京科技记者编辑协会、科技日报社联合主办的“亟待攻克的核心技术”科学传播沙龙上，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杜祥琬，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国家“千人计划”专家、天骄航空创新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光秋，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预测所所长王革和科技日报总编辑刘亚东，一起探讨了如何理性认识我国核心技术的短板，以及如何破解这一受制于人的困境等问题。本号“科学传播人”对此沙龙十分关注，专门与会进行了报道。
科学家支招：用、好用、广泛用
杜祥琬
应提倡使用国产仪器设备
杜祥琬在题为“中国技术如何赢得未来”的发言中指出，“那些买不来、淘不来的核心技术常常会使得我们自己下大决心搞出来；反之，买得来的常常自己做不出来。” 就我国目前的情况而言，尖端仪器设备多半靠进口，虽然国内也有科研人员正在研究这些技术，但要想走向规模化的应用，“要有好的生态”。他认为，应提倡使用国产仪器设备，尽管它会有这样那样的毛病，但这些毛病只有用才能发现。“只有用才能改进，只有用得够多才能赶上世界最好的、质量最高的仪器。”他说。
倪光南
“如果永远不用，就永远不可能好用”
从“中兴事件”的教训谈起，倪光南院士以常用的3种计算机桌面操作系统为例，对比了网信领域中外在软硬件技术方面的差距，并结合目前中国网信技术的发展现状总结了从技术开发到产品应用的三个阶段。他指出，“不可用”“可用”以及“好用”是自主创新产品必然经历的三个阶段，经过多年的努力，在一些核心技术领域，我国国产的软硬件大多已经从“不可用”过渡到了“可用”阶段，并正在向“好用”阶段发展。“好的技术是用出来的”，如果有用户基础，并形成顺畅的反馈机制，“好用”阶段会加速到来。
王光秋
广泛应用的才是好产品
专注航空发动机技术20余年的专家王光秋在演讲中指出，由于军民两用航发产品和技术出口均基于“瓦森纳协议”，那些关键技术的出口受到此协议框架下“瓦森纳安排”的制约，如发动机软件、涡轮盘粉末盘的制造技术等，这深层次影响到中国航空业的进一步发展。
虽然近年来我国在航空发动机技术领域取得了多项成果，但技术应用仍然是有待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尽管相关领域的科研工作始终在进行，尽管论文、专利也捷报频传，但没有做出真正可应用且广泛应用的产品，不能称为成功。他举例说，一些航空发动机的喷油嘴制造涉及3D打印技术，虽然目前我国3D打印产业蓬勃发展，但还未能将相关技术应用于航空发动机零部件。
我国科技现状：正视问题与解决路径
通过两项调查，王革首先向大家介绍了如何客观认识我国科技现状。基于2013年对1500余项技术进行的调研，他认为我国科技水平总体情况可总结为：三跑并存，即跟跑、并跑和领跑，其中以跟跑为主，并跑、领跑日益增多。通过另一项涉及基础研究和领先技术的技术源头的分析报告，王革指出，与欧美相比，我国科技的短板主要集中于制造、信息、材料、航空航天、海洋工程以及生物医药6大领域。
在此基础上，王革教授问道：在论文和专利频出的同时，为什么我国的创新能力并没有跟上？他指出，在政府层面，针对卡脖子领域坚定不移进行长期攻关的战略定力不够，科研任务部署聚焦产业发展瓶颈和重大需求不够，问题导向和结果导向不足；在产业层面，消化吸收再创新的力度不够。在他看来，只有推进自主创新，优化重点产业技术创新生态，同时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才是我国核心技术的纾解之道。
除了核心技术，我们还缺什么？
刘亚东认为，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科学技术领域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绩固然值得肯定，但是更应该看到差距和不足，如果被诸如“新四大发明”“全面赶超”“主体超越”等说法所蒙蔽，盲目夸大中国建设的成果，那就有百害而无一利，其结果是误国害民。他引用《礼记·中庸》中的“闻过而终礼，知耻而后勇”，指出：“只有认识到差距，才有可能弥补差距，否则中国梦将永远是中国梦。”
“为什么我们有那么多的核心技术亟待攻克？是否有一些共性原因阻碍了我们攻克这些核心技术？”他认为，主要有三个问题。
其一，缺乏科学的武装。“科学和技术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但它们之间有联系。正是由于缺乏科学的指引，才阻碍了我们的技术发展和进步。”“中国自古以来只有技术传统，而没有科学传统。技术发明靠的是经验的积累，或许还有灵机一动；而科学发现则是建立在系统研究和专业训练的基础上。”如果离开科学的指引，技术的发展注定不会走得久远。
第二，缺乏工匠精神。刘亚东指出，“中国传统文化轻视操作、轻视实践，瞧不起匠人，大国工匠相对于中国13亿人口来说，显得太稀缺。”结合自己在德国萨克森州首府德累斯顿参观中德轨道交通联合研发中心创新工厂的经历，刘亚东谈到，“我在工厂里看到很多人穿着工装在一丝不苟、非常专注地工作，我本来以为他们都是工人，后来一打听，原来都是工程师。”他感慨道：“正是凭藉这种务实严谨、精益求精的精神，德国人生产出了莱卡相机、奔驰汽车、克虏伯大炮等，创造了‘德国制造’的品牌价值。”
第三，缺乏持之以恒的情怀。“浮躁和浮夸是中国科技界流行的瘟疫。”他指出，很多科技工作者耐不住寂寞，坐不了冷板凳，总想走捷径，弯道超车。然而在他看来，“‘弯道超车’是个伪命题，往往成了投机取巧的代名词。很多实践已经证明，弯道超车行不通。”
“此外，目前在某些关键技术领域，我们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呈现出扩大的趋势。”他说，“我们寄望于科技工作者，能持之以恒，锲而不舍，百折不挠，尽快把高性能国产航空发动机搞出来。”
报道后记
能够在中国科技澎湃前进的热潮中保持清醒和理性，冷静地认识到差距是难能可贵的。在一片“厉害了我的国”的舆论声中，我们仍需要认清现实。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计算机芯片、顶级光刻机、微球、iCLIP生物技术等多个关键领域的核心技术受制于人。“中兴事件”已经为国人敲响了警钟：“核心技术靠化缘是要不来的。” 本次与会的专家分别从科学技术发展的本身以及生态结构层面、社会文化层面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在此，本公号想继续说一说科技界的“弯道超车”。
弯道超车本是赛车运动中的一个常见术语，意指利用弯道超越对方，现已被赋予新的内涵，广泛用于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诚如刘亚东所言，“‘弯道超车’是个伪命题”，科技发展道路上一味追求弯道超车，甚至会导致弯道翻车。在演讲中，他以研发航空发动机为例，说道只有通过大量实验数据的积累，不断总结、完善、调整、提高，才能生产出一款好产品；所谓弯道超车的做法是以别国的发动机为蓝本，照葫芦画瓢，确实省时省力，但无法实现日后性能改进和产品升级。
中兴是近年来“弯道超车”的一个典型案例。它是全球领先的综合通信解决方案提供商、中国最大的通信设备上市公司、“中国智造2025”的标杆企业，但其基础技术和生态布局方面的缺陷却成为阿克琉斯之踵。核心元器件严重依赖外国，供应链的“命门”牢牢握在他人手中。相关资料显示，中国核心集成电路的国产芯片占有率极低，数字信号处理设备DSP、移动通信终端MPU等多项集成电路的国产芯片占有率竟然一片空白，而这恰恰是中兴的基础，是它被卡住脖子的关键。同时，这些技术也是移动支付、大数据、人工智能、VR/AR等新兴领域的技术基础。如果无法填补这些技术的空白，那些令我们沾沾自喜所谓实现了“弯道超车”的领先产业会受制于人，弯道翻车的隐患将长期存在。
“在引进高新技术上不能抱任何幻想，核心技术是花钱买不来的。” 在科学研究领域，需少一些“弯道超车”的投机心理，多一些务实精神、攻关精神，稳扎稳打才能把中国科技这辆车开稳开好开快，才能彻底摆脱被卡住脖子的困扰。
作者 |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江苏佳
审阅 | 金兼斌
编辑 | 杨虹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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