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作译介| 韩国：科学知识和人们对科学的态度——知识会引起认同吗？
2018/8/26徐雅倩 科学传播人
导读
根据科学素养模型的概念(scientific literacy model)，增加公众对科学知识的了解，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人们对科学的误解，从而进一步增强公众对科学的支持态度。但在韩国开展的一项研究，却呈现出与之截然不同的结果。
今天，“科学传播人”为大家译介的是两位韩国学者发表在Science Communication 上的研究：《韩国：科学知识和人们对科学的态度——知识会引起认同吗？》(Scientific Knowledge and Attitudes Toward Science in South Korea: Does Knowledge Lead to Favorable Attitudes?)这项研究指出，无论何种类型的科学知识，与韩国公众对科学的态度都是负相关。此外，在科学知识影响公众科学态度的过程中，存在中介变量，这些中介变量的类型和科学知识的类型，会间接影响公众的科学态度。
作者简介
通讯作者：Sei-Hill Kim
本文的作者是来自仁川国立大学的Soobum Lee和来自南卡罗来纳大学的Sei-Hill Kim。通讯作者Sei-Hill Kim，是南卡罗来纳大学新闻和大众传播系的教授，主要研究媒体与社会议题，以及公众健康、科学、政治和公共关系，在大学里主要教授研究方法、公共关系和政治传播。
核心概念解析
本研究旨在探究公众掌握的科学知识是如何影响公众对科学的态度。研究指出，科学知识(scientific knowledge)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可以概括为事实性知识(factual knowledge)和程序性知识(procedural knowledge)。事实性知识指的是有关科学概念和科学常识、事实的知识；程序性知识是有关科学探究本质的知识，比如人们是如何理解科学研究的过程和相关准则的，人们是否了解科学研究包括理论建构和检验，是否知道科学研究是可以被新证据修正或者证伪的。
本研究提到，科学知识和公众对科学的态度之间存在中介变量。根据先前的文献综述，研究选择了四个中介变量：风险的感知水平(perceived level of risk)，风险的感知不确定性(perceived uncertainty of risk)，风险的感知可控性(perceived controllability of risk)和对科学家的信任(trust in scientists)。
研究并未给出上述四个中介变量的具体定义，但列举了几个例子方便读者理解。研究指出，当人们感知到的风险不确定性程度较低，或是感知到的风险可控，或是人们感知到的风险水平较低时，人们往往会更容易接受某项科学研究或者产品。
公众对科学家的信任也是影响科学知识和公众态度之间的中介变量。研究认为，科学教育能够培育人们对科学权威性的尊重或者顺从。简单地说，如果一个人接受了大量有关科学的教育，获得了很多科学知识，那么他就会更加尊重科学的权威性，会更愿意相信科学和科学家。
研究问题与假设
研究想要探究不同类型的科学知识如何被不同的中介变量影响，从而改变人们对科学的态度。因此，研究首先提出：
RQ1a：在韩国，公众的科学知识与其科学态度之间是否存在关联？
RQ1b：这种关联是如何产生的？掌握的科学知识越多，对科学的态度是否越正面积极？
先前的研究指出：相比事实性的科学知识，程序性知识能更加有效地影响态度的形成。因此，研究者提出假设：总体上看，相比事实性知识，程序性知识与科学态度之间的关联更加紧密，两者的相关度更高。
文章的前一部分提到，科学知识和态度之间的关系是受到不同类型的中介变量影响的，因此，研究者提出了第二个研究问题：
RQ2：科学知识和公众对科学的态度之间，是如何通过四个中介变量(风险的感知水平，风险的感知不确定，风险的感知可控性，对科学家的信任)联系起来的？
研究设计
1、抽取样本
该研究的样本是2011年韩国食药部门一项研究的一部分。研究首先确定了650,000名潜在参与者，他们是由韩国的一家在线调查公司公开招募的。研究依据参与者的年龄、性别和所在的地理区划，进行了非概率的配额抽样。根据这些配额，研究人员给符合标准的潜在参与者发送邮件，一旦满额，就停止抽样。
2、测量变量
事实性知识：对事实性知识这一变量的测量，研究者借鉴了韩国国家科学委员会的“科学和工程测量指标”，设计出8道科学常识类的判断题，比如：地球围着太阳转(正确)，电子比原子小(正确)等题目。参与者根据自身理解给出判断。这也是各国科学素养测量中有关“科学知识”维度的常用测量工具。
程序性知识：对这一变量的测量采用里克特量表，询问参与者对6个有关科学研究陈述的赞同程度，参与者根据自己的理解给出相应的分数，“1”分指的是“极度反对”，“4”分代表“中立”，“7”分代表“非常同意”。将参与者每道题的打分综合成一个分数，由于这六个表述都是正确的，因此得分越高，代表参与者的知识水平越高。
中介变量
研究者对“对科学家的信任度”这一变量的测量主要通过询问参与者“总体上来看，你认为科学家是否可信”实现。参与者打分作答，“1”代表“非常不可信”，“7”代表“非常可信”。
与风险相关的三个中介变量的测量，与三个争议性较大的科学议题有关，即转基因、纳米技术和核能。研究者询问参与者三种技术的风险来测量“风险的感知水平”，“1”代表“没有任何风险”，“7”代表“风险很高”。研究者通过询问参与者“这种风险在多大程度上被公众知晓”来测量风险的感知不确定性，“1”代表“不太了解”，“7”代表“非常了解”。研究者通过询问参与者“通过个人努力，风险被控制的可能性”来测量风险的感知可控性，“1”代表“极度不可能”，“7”代表“非常可能”。
公众对科学的态度：这一变量主要依赖公众对科学带来的社会贡献的同意度决定。研究者询问参与者四个有关科学造福社会、方便人们生活的陈述，参与者根据自身理解给出分数，“1”代表“非常不同意”，“7”代表“非常赞同”。
研究发现
图1：中介模型图
图1可以说明，从整体上看，无论是事实性知识还是程序性知识，与公众的科学态度之间都是负相关。因此，研究得出结论，总体上来看，越博学的韩国人，对科学会持有更多的反对意见。研究问题1即有关科学知识和态度之间的关系的疑问得到解答。
假设1指出，相比事实性知识，程序性知识与公众的科学态度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经过霍特林·威廉姆斯检验(Hotelling-Williams test)，研究假设得到证实。
研究问题2是关于中介变量是如何影响知识和态度之间的关系的，从表1研究者得出，尽管总体上知识和态度之间是负相关，但受不同的中介变量的影响，两者的关系呈现不同的倾向。
表1:科学知识与科学态度之间的中介关系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的主要结论之一是，从整体上来看，在韩国，科学知识与科学态度之间是负相关，即掌握科学知识越多的韩国人，对科学领域的负面意见和评论就会越多。研究者认为，这种情况与“两种文化”(two-cultures)的论点有关。根据该论点，不同国家之间“知识-态度关系”呈现不同的倾向主要与国家工业化的程度不同有关。当一个国家从工业化步入后工业化时代时，往往会伴随着社会、公众、科学之间关系的转变，从“理想的科学文化”变成“文化怀疑”。当一个国家处于工业化社会中时，科学被看作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动力；而当国家进入后工业化时代，科学变为理所当然的事情，人们开始用怀疑的眼光审视科学。
当下的韩国似乎正处于后工业化社会中，数据表明，韩国人对科学持反对意见的比重在上升，对科学家的不信任也在逐年增加。大学里科学和工程类专业的学生在逐年减少，梦想成为科学家的中小学生的比重也在逐年下降。
研究者还指出，韩国科学领域内的丑闻事件逐年增多，人们开始从这些丑闻中关注科学。人们关注这些事件，增加对科学界的了解，就会形成更多的负面意见。
原文：
Soobum Lee, Sei-Hill Kim (2018). Scientific Knowledge and Attitudes Toward Science in South Korea: Does Knowledge Lead to Favorable Attitudes? Science Communication, Vol. 40, Issue 2, pp. 147–172.
原文链接：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322433961_Scientific_Knowledge_and_Attitudes_Toward_Science_in_South_Korea_Does_Knowledge_Lead_to_Favorable_Attitudes
作者 |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生 徐雅倩
审阅 | 金兼斌、江苏佳
编辑 | 杨虹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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