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科学的应然状态到科学的实然状态 ——读一本书|《真科学：它是什么，它指什么》
2018/10/22张鲁阳 科学传播人
引语
20世纪以来，随着原子可分性、相对论、测不准定理等理论的提出，科学的不确定性逐渐显露出来；而另一方面，科学研究不断专业化、专门化，与生活常识渐行渐远，与国家政策和产业发展却越来越亲密。这使得对科学的怀疑甚嚣尘上，人们对科学的力量丧失信心。科学生产什么知识，如何生产知识，它还值得信赖吗……公众对“科学是否可信”的疑问越来越多，这也将“科学可信性”引入公众视野。今天，“科学传播人”为大家推荐约翰·齐曼(John Ziman)所著的《真科学：它是什么，它指什么》(Real Science: What it is, and what it means)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答人们心中的疑惑，使我们更加明了科学的本质。
内容介绍
《真科学：它是什么，它指什么》包括“一种特殊的建制”“科学本是纯学术”“学院科学”“知识生产的新模式”“普遍主义与统一性”“无私利性和客观性”“独创性和新颖性”“怀疑主义与知识增长”“那么,我们能相信什么”等共10章。它以科学家的视角，对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进行了广角式的特写，既承认了它们各自的独特价值，又揭示出其本身所具有的理性、可信性和普适性的局限。他还指出，科学正在发生一场变革，后学院科学在哲学上正改变着那些一度曾被认为是永恒的科学特征。
首先来讲，科学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建制(social institution)，知识是其主要产品和目的。而学院科学则是科学最纯粹形式的原型。当人们谈论科学研究的时候，他们主要想到的是在大学里进行的那类科学工作。他们将其看作是一个特殊社会构架中的特殊社会团体成员的特殊行为。科学家自己认为，他们属于一个共同体，这标志着他们可以彼此分享许多价值、传统和目标。但在现实中，科学不只是一个文化共同体。科学行为“受到业已确立、容易识别并相对稳定的规范、价值和规律的管理”，本质上它是严重依赖于个人信任和机构信任的既定关系的一种社会秩序。尽管如此，它仍旧保持着团结，作为一个“执行结构”运转着，并奔向其成员的共同目标。
那么，科学作为社会建制是以怎样的规则结合起来的呢？默顿规范(Mertonian norms)也就是CUDOS机制很具有代表性。它包括五项原则，一是公有主义(communalism)，即科学成果应该作为公共知识迅速而广泛地公开；二是普遍主义(universalism)，即科学共同体成员对科学的贡献不因种族、国家、宗教、社会地位或其他不相关标准被排除在外；三是无私利性(disinterested)，即科学家不能以获取个人利益作为研究目的；四是独创性(originality)，即研究必须提出新问题、论证新理论；五是怀疑主义(scepticism)，即需要对研究结论进行审查的系统程序，如公开争论和同行评议。这些规范使得学院科学成为一种知识生产的理想形态和标准范例，但现实情况是，这些规范并没有完全在实践中被遵循，真实的科学(real science)也越来越偏离这种理想化的学术模式。
科学正在发生一个根本性的、不可逆转的、遍及世界的变革，这就是后学院科学。后学院科学并不像很多科学家仍希望的那样，只是短暂地偏离我们一贯熟知的科学前进的步伐。它也不仅仅是“知识生产的一种新模式”：它是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这种新的知识生产模式呈现出集体化、稳态化、效用化、政策化、产业化和官僚化的特征，而这意味着学院科学的精神气质将会被完全消解。
所以，这本书用五个章节对默顿规范的五项原则进行逐一修正，同时也对后学院科学进行自然主义的(naturalistic)描述，作者表明，“科学既是个体性的，也是集体性的；既是自由无约束的，也是科层体制化的；既是权威性的，也是可修正的；既是开拓创新的，也是高度保守的；既是能人统治的,也是寡头政治的。”后学院科学家依然在试图解决实践中和概念上的问题，他们仍然继续建立理论，继续通过观察和实验来检验理论。他们依然尽可能地消除从他们自己的发现中产生的个人偏见，并极其精明地接受他人的主张。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还是有充分的根据相信科学的。
作者在书中一再申明自己的自然主义(naturalistic)立场，这是有很深用意的。以默顿规范为代表的学院科学传统遗产，虽然仍是一种激发科学家探索精神的有力的信仰体系，但它“内部的不一致和外部的不协调开始彻底暴露出来”，“不能再为科学提供一种可信的防卫”。与其对传统遗产缝缝补补，不如“诚实地将科学描述成由普通人根据常识进行的一个系统的理性的人类活动”。这种对科学的自然主义描述使人们更加直观地看到科学方法在特定语境下的合理性和合乎逻辑性，能够更加现实地评判由科学所生产的知识的实际优点和缺点。“通过断绝与权威的所有超验主张的关系，并且把科学表述为一种公开交换可信性和批判的认识制度，我们在我们的文化中为科学确立了一个稳定的位置。”
作者简介
约翰·齐曼(1925-2005)，知名理论物理学家和科学技术学家。他在牛津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后在剑桥大学任教，1964年成为布里斯托尔大学理论物理学教授，1967年因金属电特性的研究当选皇家学会会员。1982年从布里斯托尔大学自愿提前退休，此后长期致力于科学技术与社会关系的系统分析和研究，成为国际上公认的权威学者。著有《知识的力量：科学的社会范畴》《可靠的知识：对科学信仰中的原因的探索》《元科学导论》《技术创新进化论》等十余部著作。
译者简介
译者 曾国屏
曾国屏(1953-2015)，1986年在北师大哲学系自然辩证法专业毕业获硕士学位，曾任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所长、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副理事长，是东亚STS网络(EASTS Networks)的创始人之一。曾国屏在我国科学技术学、产业哲学的开创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我国自然辩证法、科学学与科技政策领域享有盛誉。
曾国屏教授2015年因突发心脏病去世。“科学传播人”此次推介此译作，也愿借此表达对曾国屏教授的怀念和敬意。
学者评论
齐曼的科学规范思想坚持和发展了默顿的科学规范思想。他在科学规范问题上着力去做的工作主要有二：一是根据向后学院科学转变时期科学发展的特点，对默顿四项科学规范的每一项都在不同程度上进行了修正；二是运用多学科的知识背景，详细阐述了科学实践各个环节、各种场合下科学规范的践行问题。不难看出，齐曼所做工作的实质，是使科学规范更加贴近科学活动的实际，更加适应当代科技发展的需要。因此，齐曼科学规范思想最突出的贡献是，使得处于应然状态的默顿科学规范朝向实然状态迈进了一大步，从而显著增强了它的适用性和时代性。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 马来平
齐曼,这位站在科学发展新时期,并且目睹了库恩40年元科学探究历程的元科学家以“真科学:它是什么,它指什么”之名重新审视了现实科学的真面目,在真科学探究中也形成了自己的范式。“齐曼范式”的核心在于从元科学多元论出发,围绕对默顿规范的解读和消解对科学图景进行自然主义的描绘,并且由此给我们展示了一幅从学院科学向后学院科学转变的真实图景。
——华侨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院长 许斗斗
精彩书摘
正式的科学交流的最典型的特征，既不是媒体也不是信息，而是它被发表了。这个公共规范要求科学知识必须予以“公开”(public)。不同于像私人会谈或项目建议书那样的“非正式”交流，向科学文献投稿，并非是沿着某条封闭的渠道从特定的来源传递给特定的接收者。相反，它故意去个人化(depersonalized)，并在某些程度上虚构化(fictionalized)，来表明它已经脱离了原创者的控制。……学院科学鼓励和培养这种理想。不幸的是，这是不可能达到的。这不只是因为科学家有普通人的弱点，像占有欲或对个人发现的保密等等，而是因为完全的、不受限制的“交流”概念是空洞的。不可能会存在一个没有发送者和接收者的“讯息”似的东西。很明显他们有合作的欲望，并共享像自然语言这样的符号编码。这反过来表明他们已具有共同的理性标准，并且对很多貌似简单事实的看法达成一致，如承认用某些符号标记的实体。当科学家报道他们的研究结果时，很多关于仪器、技巧、样本等的隐会知识(tacit knowledge)是隐而未说的。……科学中的很多智力活动都致力于建立某种专业化“语言”，用以处理研究中揭示的关于世界的各个特殊方面。
然而，最精致的符号系统，也不可能完全表达出我们希望与周围人共享的经验的丰富性。语言所能传达的一切都只是我们的知觉和观念的简化了的表现(representations)，不会是真货(real McCoy)。无论是口头的还是书面的，它们都不过是其主体际性(intersubjectivity)不可能从更深层次上进行检验的解释。这个公共规范将科学知识限于事实上能用相互可理解的语汇、手势、符号、照片等不含糊表现的内容。……但是不含糊的交流几乎是不可能的，除非是在这个世界和这个世界中彼此之间有共同的精神模式(mental models)的那些人中间。……即使最经验化的研究发现，也渗透着理论概念并指向特定的理论问题。因此，在实践中只有对于那些相当熟悉这些特定理论及表达理论的“语言”的人来说，这些发现才是可理解的。这样一来，虽然一个正式的科学交流并没有明确地指向某某人，但它实际上直接面对那些共享同一范式的那一小群研究科学家。它经由一个非常窄的、主要限于这个小群体的通道进行传递和接收。
——选摘自第五章《共同体与交流》第十二小节《交流的模式》
科学与其生活世界的对应者——“常识”——之间的关系，尤为复杂。它们有时表现为竞争者，有时又表现为盟友。……科学知识仅仅是我们之所知的一小部分。……甚至科学中最经验的成分——野外观察、大量数据、经验结果、自然实体的分类等——也必须被仔细选择、精心重塑以便被研究共同体所接受。我们不妨一个一个地考察，那些必须满足的认知规范——精确性、独特性、可重复性、普遍性、连贯性、一致性、严密性等——都完全是常识性的，但是它们同时又很少适用于科学之外。事实上，任何外在地与这些规范相符合的“事实”的集合通常被称为“科学的”，并仅靠这一根据而被给予信任。但是确实只有通过与“理论”联系的“事实”才能获得科学意义。科学家通过定律、概念、模型、分类方案、公式和其他精神“地图”精心设计的网络来表现世界的各个方面。在他们最精致的形式中，这些方面在抽象的“科学领域”中是象征性的建构，科学领域与它们表现的生活世界(life-world)领域有着显著不同。然而，在与支持它们的“事实”、仪器和研究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它们组织成了互相嵌套的范式(paradigm)等级，这些范式等级在每一个层面直到最世俗的层面，都赋予行为以科学意义。科学最终的认识意义，是作为这种一般的信仰系统。……
随着人们从生活世界向上步入更高的科学理论范围，“科学”与“常识”的疏远变得越来越可理解。……在科学实践的坩锅中，假想实体或者融化于虚无，或者结晶成坚定的信仰。在适当的过程中，它们变成一个研究共同体精神内容的一部分，并在伴随科学行为的私人思想和公众话语中只是被认为“理所当然”。这个局部“常识”随着由研究产生的更有形的客体和技术人工制品向外扩散，直到——可能是一个世纪之后——它变成了“人人皆知”的一部分。这就是在哥白尼和达尔文的“非宗教”概念身上最终发生之事，并且逐渐发生在爱因斯坦和玻尔的“非逻辑”观念之上……
科学信仰、宗教信仰和“常识”信仰是不同社会建制的产物，具有独特的文化功能。但是它们在思想和行为中却强有力地联系着，并在共同演变中互相定义。这样，当我们将科学信仰与“常识”相比较时，我们就暗示着我们认为自己能够精确地定义科学信仰，并且能够对为什么应当依赖它给出一些连贯的解释，而不是仅仅将其作为一种不可否认的真理而“理所当然”。
——选摘自第十章《那么，我们能相信什么》第六小节《科学与常识》
作者 |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生 张鲁阳
审阅 | 金兼斌、江苏佳
编辑 | 张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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