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宋成斌：科普要展现质疑
2018/11/19 21:46:55袁洁 科学传播人
二十年前他选择了科普出版，从“院士科普书系”到《心外传奇》、《植物学家的锅略大于银河系》，他不断摸索如何让科普更接近读者，如何让公众“学会质疑”。本期“科学传播人”将对话清华大学出版社编审宋成斌，聊一聊这些年他经历的科学传播和科普书籍出版背后有趣的故事。
宋成斌，清华大学出版社编审，1994年获得清华大学机械工程专业硕士学位，从事科普出版二十余年，是清华大学出版社策划和出版科普书最多的责任编辑之一。他负责策划、编辑的《心外传奇》获评2012年度生活科技类畅销书，并和《过日子要有技术含量》一同荣获第八届文津推荐图书奖。在教材方面，策划出版的6套教材中有3套整体入选“十一五”、“十二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寻找科学和普及的平衡
科学传播人(以下简称“科”)：您是机械制造工科专业出身，从具体学科的研究到做科学出版编辑，传播学科知识，您是如何实现角色的转换的？
宋成斌老师(以下简称“宋”)：我从1998年开始做科普，到现在大概有20年时间。当时主要因为职业的选择曾去过工厂、学校、中国工程院，之后机缘巧合，来到清华大学出版社。选择图书出版编辑其实是带有半任务性的。从做技术和教学到出版，我需要完成的是身份的转换——从做好我自己到为他人做策划和服务。
宋成斌
在本科到研究生阶段，我学的专业知识比较多，但将专业知识转化成能够普及传播的科学知识仍然存在一定的难度，而传播科学首先要理解科学，之后，再寻找“什么是最好的科普”。而我对于“科学”的理解是，在前人积累的知识和自己实际观察的基础上，提出质疑，并按照一定的方法求证，最后得出的有意义的结论。
科：“院士科普书系”作为较早的大型科普出版项目，其策划和编辑过程和现在市面上的科普图书相比有哪些不同？这样一套书当时又具有何种意义？
宋：当时的科普出版和现在还是有很大区别的。“院士科普书系”一共出版了100本，分4次出版完成，如果用现在的标准来衡量20年前的科普书并不合适。但有一个特点是迄今为止的各种科普项目无法比拟的，那就是起点高。从一开始，我们就在征求意见的基础上拟出了两百多个学科前沿的选题作为征集书名，“征召”两院院士为公众写科普，在两院院士大会上，这种类似于“招标”的方式成功地邀请到了176位院士“认领”了175个选题(后来实际完成了100个)。这是我们国家乃至世界上第一次有目的、有组织地组织院士统一完成一整套科普图书，其中的意义确实很重大。
获奖证书
作为通俗性的首要衡量标准，这套科普出版物是否能让大家看得懂？——在2005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的项目答辩会上，评委们对“院士科普书系”实际发挥的作用提出过这样的质疑，这其实也是和当下我们关注的传播问题有关。 过去做教材我们很清楚，作者是谁、读者是谁，使用的效果如何。于是，传播作用很明显，但是现在，我们策划某一个科普选题，读者无法事先确定，作者也无法事先确定，传播和效果就很难预测和把握。这是做教材和科普书在策划和组稿上最主要的差别。对“院士科普书系”的作者而言，作者是科学大家，读者是青少年，所以，作者们多多少少会沿着自己熟悉的思路和方式完成“院士科普书系”“普及”性的创作任务。在效果上，从我们后来的分析看，“院士科普书系”100本中有三分之一是写得好的，大众读得懂，也喜欢读，达到了广泛传播目的和效果，还有三分之一是公众很难读懂的，更不用说是青少年了。我记得，这也是答辩会上，汪成为院士坦率回答的。
另外一个差别是，当时的很多院士、科学家都没有写科普书的经验，只能去借鉴一些同时代甚至之前更早的优秀科普书的模式。对于他们来说，完成“院士科普书系”这样的创作已经实属不易，这应该是十分新鲜的体验和艰难的尝试。他们在几乎功成名就、德高望重之时，放下身段，为公众特别是青少年费力地写“小书”，所花的功夫其实是远超出预期的。他们当时的内心和初衷是什么，之后又是怎么总结的，现在已经多半不可知了，因为到今天，“院士科普书系”原来的作者中，有一半已经去世，另一半现在也都超过了80岁。但今天我们再做一些回顾和总结，就会发现，作为院士，他们的优势其实更在于他们有各自所擅长的领域和创作资源，包括他们经历过的科学研究和重大工程项目，这是很多年轻的科学家和科普作家所没有的。他们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他们尝试过对的，也尝试过错的。从今天来看，这样的过程如果能像故事一样讲出来的，就已经是非常好的科普了。也就是说，他们身上的宝库应该得到更好地挖掘，让他们把试错的经历、质疑的过程、验证的心态像录像一样回放出来，但限于当时的策划水平，我们的院士在这方面讲得很少，他们讲述的主要内容往往集中在一些知识的传授上。这也是我们希望未来的科普项目能够转变的地方。当然，也有几本书做到了，我的印象中，医学方面的几本科普书似乎有更多的涉及，像黄志强院士的《胆石病》和汤钊猷院士的《征战癌王》等。
我自己最早看到的科普读物就是小时候读的《十万个为什么》，它影响了很多代人，到现在我们依然记忆犹新。这套书就是通过提出问题、解答问题的方式让读者探究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现象。而“院士科普书系”是以整本书介绍一个科学技术领域的方式创作的。而全套书系试图囊括所有当时比较前沿的科学技术领域，这种方式在国内的科普出版中应该是最早的。虽然这套书曾荣获了2005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被认为是“典型”的科学家的科普作品，但它的典型主要体现在策划和组稿上。在创作之后的编辑加工中，作者和编辑花了很多的时间去修改和调整，也试图转变风格，一部分优秀的科普作品也由此诞生。比如叶笃正院士的一本讲气候学和大气运动的书，他将书名换成了《需要精心呵护的气候》，拉近了读者和作者之间的距离；潘家铮院士在《千秋功罪话水坝》中融入了很多鲜为人知的工程故事和科学分析，内容脍炙人口，充分体现了重大工程技术对社会和经济的巨大影响；李星学院士在《还我大自然》中，用列举的笔法，串联起无数触目惊心的污染实例，振聋发聩，让人警醒。
江泽民总书记在为“院士科普书系”所作序中提出了“普及科学技术知识、倡导科学方法、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后来这四句话被写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科普法中，这其实就是这套书追求的价值所在。
“院士科普书系”第三辑
“院士科普书系”第一辑繁体版
科：您认为当时为什么没能在“科”和“普”上找到合适的平衡点？
宋：那个时代的科普出版的创新多半还是形式上的，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都是习惯了自上而下的科普方式，就像老师在讲台上讲课，平衡点是掌握在老师的手里而非受众。国内的科普创作也还未借鉴到国外最新的科普形式，当时的技术水平也没有提供相应的传播和互动手段，即那些后来孕育出的科学松鼠会和果壳网的时代条件，那是一种——用我的话来说就是——平等对话、着眼于传播的大众科普，科和普的平衡点在其中自我调节，这是时代的进步。当然，我们都从“院士科普书系”这样一项大的科普工程受益，也有了更深的思考。现在我们知道，科普的水平其实有很大程度是取决于策划的水平，20多年前，我们有理由认为，我们做的就是国内高水平的科普，但过了三年、五年，我们发觉时代进步得如此之快。当我们拿到获奖证书时，我们从自认为国内科普的高点远眺前方，已经隐约看到未来更高的山、更广阔的海。所以，策划者如果能鞭策自己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思考得更多，科普出版的效果就会做得更好。正因为如此，我后来的科普策划就再也不满足重复过去，而是不断要求自己创新和尝试。
科：您参与出版的科普类图书中，您觉得哪一本最符合“科普”的标准？
宋：在我做过的科普书中，我认为是李清晨创作的《心外传奇》。它是在科学松鼠会网站上的陆续连载并最终集结成书出版的。其多数内容在连载中，都曾根据读者不断的反馈而增加和补充；同时，读者的关注也带动了书的传播；作者和读者彼此视角相对平等和可以互动。此外，李清晨本人就是一个外科医生，这样，他就有条件把自己点滴的职业经历和思考也一并融入到这本书的文字中。李清晨在文字上还功夫独到，不仅字字珠玑，而且引人思考，回味无穷。但最重要的是，这本书很好地诠释了“科学”，从观察的角度入手，对现象提出质疑和思考，进而尝试证实和解决。这才是科学的精神和精华!所以，我觉得这是我看到的中国科普作家所著的最好的科普著作。从文学上讲，《心外传奇》的整本故事处处都有情节和脉络的联系，这样的作品不由得你不读下去，也不由得你不产生更多的思考和质疑。
《心外传奇》
如果你现在去书店转一圈，你会发现，现在的很多科普书实质上并没有超出之前的“院士科普书系”的“科普”范畴。当然，书的风格更活跃了，图表更漂亮了，文字更浅显了，装帧也更精美了，但它们的骨髓里还是属于“知识普及”的范畴，我称之为“泛科普书”，其中缺少的是恰恰是质疑和求证。这类“泛科普书”读多了，或许可以培养出好的知识分子和学者，但对培养有质疑精神的科学家反而不利，我很怀疑，这种权威性的书出得越多，读书的人中就会越来越习惯接受现成的知识，甚至把这些专家的书奉为圭臬，不敢有任何僭越。我并不是说公众不需要此类书。现在和将来，大量的科普书依然还是属于“泛科普书”的类型，并发挥它们的作用；但我们应该在评选优秀科普作品时，对真正体现科学精神的科普书有更大的褒奖。
科：您提出的“泛科普书”是不是类似于学生用的科学教材？
宋：对，我将这样的书归类为“实用知识、实用技术”，包括通俗理论、通俗方法，以及我们常见的工艺、治疗、用药、烹饪一类的书也应该算在其中。这种书主要告诉读者一些事物的本源和理论，介绍了相关的技术和应用，这样的书现在都属于大科普的范畴。
当然，如果作者在讲述这些知识中加入了质疑和求真的思考，那就会使得作品提升到更高的层次。但可能只有真正的科学家才有这个条件。
说到作者，现在的科普作家一般分两类，一类是科学家，就像“院士科普书系”的作者；还有一类是搬运工，他们是职业作家，看了很多科学类的书，把书中的观点消化后按照自己的逻辑再次整合成一本新的书，这其中也不乏优秀的“泛科普作品”，但他们中大多数人实际上没有经历实际的研究和思考，也就很难展示探索的过程，所以他们需要探索更新的创作之路。
科：您是如何选择并确定值得出版的科普书籍？
宋：一般是通过参加会议、阅读和拜访来选择合适的作者，我们会据此了解他们的特点，决定是否约请其写书并出版。这种方法我们有成功的尝试，也有失败的例子，比如有些人能够很好地表述自己的想法，但写出来的文字却不尽如人意。要找到值得出版且有合适的创作人选的选题，其实特别不容易，在这一方面，一些境外自带选题的科普作者往往更让我们惊喜，比如我们出版社出版的其他科普书，如：章效锋的《显微传》、卢昌海的《黎曼猜想漫谈：一场攀登数学高峰的天才盛宴》，以及李治中(菠萝)的《癌症.真相》。或许境外作者对选题的把握更准、格局更高、思路更宽、束缚更少。
对于书的内容，在挑选时我主要是凭借经验作出判断，当然，也还会借助其他方式，如查找以往类似选题的情况、做一些市场调研等，这其中也具有不确定性。因此需要出版社综合考虑多方面的因素，做出符合市场、读者和作者特点的判断和决策。
从书名开始的改变
科：和过去相比，现在策划出版一本科普书，如何吸引更多的读者？
宋：科普，需要的是传播，基于这一点，内容首先应该能被大多数人理解，吸引读者并使他们产生翻阅的兴趣。而其中最重要的是要借助一些方式告诉大众这本书值得看，以此实现“二次传播”。没有二次传播，就失去了一大半的普及效果。事实上现在很多书没有网络的传播和推荐，很难获得可观的销售量。“酒香不怕巷子深”已经是过去时，现在“酒香也得去吆喝”，我们需要的是宣传。
什么时候能宣传，什么时候不能宣传，出版社愿意把资源放在哪些书上，这些问题是由出版社的定位决定的，同时也要考虑导向。现在，科学要和伪科学抢占市场，因此更需要有效的宣传策略。以果壳网为例，它的宣传口号是“科技有意思”，果壳网的各种文章也往往是好玩和趣味的，这样的表达方式被证明是有助于实现更好传播的效果。我们这些年和果壳网的出版合作也为我们自身带来了这方面的思考和转变，包括策划好的书名。
科：在很早之前，您推荐史军的《植物学家的锅略大于银河系》这本书时，提到了“科普可以很萌”，您所说的一种 “萌”具体指的哪些方面？
宋：其实主要就是指书名的“萌”，这也是现在很多科普书策划和营销的方向，而且也是最花心思的部分。比如王立铭的《吃货的生物学修养》这本书的书名，最早都没有好的想法，我们想到过“失控的脂肪”“脂肪的那些事儿”“糖与脂的精确度”等，后来“知识分子”团队想到了“吃货”这个点题的词，策划思路也围绕着这个点来展开。在后来组织的读者调查中，超过九成的人对这个书名印象深刻。
《植物学家的锅略大于银河系》
《吃货的生物学修养》
再翻回去说说史军的《植物学家的锅略大于银河系》这个书名，它最初就是果壳网策划的，而它“萌”体现在“锅”字上。把小“锅”比作银河，放大生活中所有的事物，这也恰恰是书中的内容。而这个书名的诞生据说也经历了有趣的过程，包括相互的启发和头脑风暴，最后好像还是通过投票的形式产生的。看似充满灵感的碰撞其实也是建立在策划者对内容完全掌控的基础上才能够实现的。
总的来说，书名仍然受地域的局限。李清晨的《心外传奇》在境外出版繁体版后就改名为《心脏的故事》，这对我们来说可能就失去了原本的味道，但好像更符合当地人的习惯。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史军和王立铭老师的书上。现在我们对于书名的讨论更多是基于自身的语境，这些也会跟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现在觉得不错的书名，多年之后或许也并不会满意。
科学传播的新机会与新挑战
科：您是如何看待科学家和普通公众之间的关系？科学传播在其中又起到怎样的作用？
宋：我认为科学家也是公众的一部分，当公众中受科学教育的人逐渐增多，人人都可以成为“科学家”，就会有更多的人参与到创作和传播，而科学传播的影响越大，对国家的发展就越有利。
目前我们策划的是一本关于健康和大数据的科普传记：《破解生死大数据：一个医生与70亿人的健康真相》([美]杰瑞米.史密斯 著 雷南 译)，这本书马上就要出版。这本书中介绍了一个传奇的人物和一个科学的概念——全球疾病负担。过去我们主要以人的死亡率和预期寿命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健康水平，而这本书中的主人公敢于质疑数据中存在的矛盾。他多年的探索和发现，让他对全球健康的衡量方式产生了质疑，于是他想到了新的衡量标准，从此健康不只是用生和死来衡量，还要考虑疾病和伤残。这张健康地图改变了世界。这本书不仅写得好看，翻译得精彩，而且字里行间充满了科学的精神和追求。这本书得到了很多的公众人物的推荐，像比尔.盖茨、李一诺、李清晨、李治中(菠萝)和姬十三等。希望大家都能读一读这本书。
《破解生死大数据：一个医生与70亿人的健康真相》
科：新媒体环境下，公众对科普产生很大兴趣并主动获得大量信息，但多数情况下无法确定应该相信哪一方观点。
宋：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提高公众和媒介的科学素养，逐渐增强它们的自身免疫力，这里的免疫力靠的是在过去的知识积累和质疑。不管是谁的观点，都要学会质疑，并且通过一定的方法进行验证。这也就是我认为科普读物要有展现质疑和求证的原因。作者讲述完整的质疑过程，就可以潜移默化地影响读者，长此以往，就会改变人云亦云的陋习。李治中(笔名：菠萝)不久前说过，“辟谣的永远赶不上造谣的”，我们是业余辟谣的，面对的是专业造谣的，因此只有培养了大家的质疑能力，学会辨别信息和验证信息，社会才会进步。
科：您如何看待新媒体环境对科学传播的影响？
宋：新媒体环境带来的问题主要是需要我们选择的信息量太大。在过去人们可以通过多读书的方式获得更多更准确的信息，但现在，即便有再好的记忆力也很难记住网络上所有的信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永远无法适应这种充斥着垃圾信息的环境，相反，我们会逐渐适应新技术和媒体带来的新形势，培养自动选择和自动屏蔽的能力，找到处理信息的有效方法，加快接受知识的速度。所以我认为新媒体环境会更快地促进科学传播。
作者 |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生 袁洁
审阅 | 金兼斌、江苏佳
编辑 | 张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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