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作译介 | 制造共识：重读关于四次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 新闻报道（2000——2012）
2018/12/20 14:31:23吴乔飞 科学传播人
编者按
赫尔曼和乔姆斯基合著的《制造共识：大众传媒的政治经济学》在选举、战争等政治议题上向我们揭示了“美国媒体是为控制着它并为它提供资金支持的强大社会利益集团服务并代其从事宣传的”。那么，在争议性科技议题的报道中，受结构性因素以及组织内部因素影响的媒体是否也在扮演着类似的角色呢？他们又是通过运用哪些话语策略去扮演这种角色的呢？本期“科学传播人” 为大家推介发表在Science Communication上的“Manufacturing Consent: Rereading News on Four Climate Summits(2000-2012)”一文，解读媒体在气候变化议题报道中的话语建构与共识生产。
作者简介
本研究由比利时安特卫普大学的Yves Pepermans和Pieter Maeseele两位作者共同完成并发表。
通讯作者：Yves Pepermans
Yves Pepermans在安特卫普大学传播学系从事研究和教学工作，是媒体、政策和文化研究小组的成员。他的研究通过对风能和气候变化的报道和接受的案例研究，聚焦于社会、媒体和公众如何应对可持续发展的争议。他的研究成果发表在Energy Policy，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和Science Communication等多个期刊上。
个人主页：https://www.uantwerpen.be/en/staff/yves-pepermans/
邮箱: yves.pepermans@uantwerpen.be
研究背景
传统观点认为，气候变化的紧迫性能迫使我们克服在如何应对由人类活动带来的全球变暖这一问题上所存在的意识形态分歧。同时，阐明和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一种有效方式，是成功地协调相互冲突的价值和利益以及就政治行动达成共识，但它仍然缺失。气候变化使社会在诸如能源、交通和农业等许多方面面临着深刻挑战，这迫切需要进行广泛的民主辩论。然而，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批评关于气候治理的主导话语正在导致这种辩论失败。这些研究者通过观察发现，伴随着气候变化在政治议程上的崛起，对关于全球气候混乱背后的意识形态分歧的讨论却被削弱。最重要的是，气候变化主流话语的这种“去政治化”被批评为阻止了媒体对于超越现状的、替代性的、可持续未来的描绘和塑造。
值得注意的是，新闻媒体在气候变化去政治化中的作用仍未得到充分研究。新闻媒体是否通过让关于社会结构及其与全球气候变化之间关系的意识形态分歧“噤声”来推动共识的生产？如果是，它又是以何种方式扮演这种角色的呢？研究者们希望通过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帮助解决这一差距。
气候变化的政治化与去政治化
“去政治化”的概念起源于后基础政治哲学(post-foundational political philosophy)。后者的出发点是每个社会秩序都是基于特定的意识形态基础的，这些基础从来都不是绝对的，而始终是偶然的和历史的，因为它们是临时产品，是对特定的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的表达。特定社会秩序的民主性质取决于这些意识形态基础是否得到承认和显现，因此它们对关于民主的讨论和争论持开放态度。
去政治化是指任何在特定的政策决定或框架中误导或隐藏意识形态价值观、观点和选择的沟通实践，从而使后者免受争论并结束民主讨论。Mouffe(2005)已经证明了这种误导或隐瞒通常是如何通过运用理性主义或道德主义术语重新定义政治斗争，从而将其变成是“对与错”，“理性与非理性”或“善与恶”的问题来实现的。
例如，气候变化的去政治化可能指的是如何将一种特定的气候治理方法(重新)表征为定义或处理问题的唯一合理或合乎道德的方式，然而基于这种表征下的价值、利益和假设均被隐瞒，并且，不同意见会被非法化为“不道德的”或“非理性的”。另外，关于气候变化的政治化视角阻碍了就一个问题的界定或解决方案达成普遍共识的可能性和可取性。它提出关于不同政策选择的意识形态分歧是有效而民主的政策制定过程中一个重要甚至积极的方面。
尽管媒介研究和传播研究领域的学者们对气候变化议题越来越感兴趣，但去政治化问题尚未得到充分研究。另一方面，意识形态的作用受到了相当多的关注。然而，意识形态一般被概念化为一个独立的变量，它扭曲了关于气候变化现实的客观观点。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化被理解为障碍，阻碍了媒体对于气候科学中已建立的共识的准确反映。
理论框架
(一) 批判话语分析
与定量形式的内容分析法相比，话语分析的方法论框架允许“将气候变化作为一种社会的和政治嵌入现象进行研究，它与我们的集体意识形成过程所依据的意识形态假设密切相关”。特别是，批判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简称 CDA)已被用于识别关于气候变化的话语，分析社会争论中社会行为者的框架性权利和表征，并揭示话语如何通过视觉的、风格的和语言的选择隐藏或突出利益和权力关系。虽然批判话语分析比福柯式话语分析或话语理论更注重文本中的语言使用，但它不仅仅是严格的语言分析。事实上，“批判”代表着批判话语分析对于话语运作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以及特定话语如何在这样的背景下帮助再生产或挑战权力关系的强调。更特别的是，它“对语言使用的特定实例的经验关注”允许“在没有引入新元素的情况下研究话语的再生产，以及研究通过话语的重新组合带来的话语改变”。
(二) 媒介话语的范围和形式
在之前关于转基因食品、政府危机、拘留政策等议题的研究中，研究者们已经开发出一套批判话语分析的分析框架，去分析媒介话语关闭或开放关于潜在意识形态分歧的争论的方式。在这方面，已被确定的媒介话语的两个关键的分析方面为：媒介话语的范围(Scope)和形式(Form)。
表1 媒介话语的范围和形式
注：上表来源于Maeseele和Raeijmaekers (2017)。
范围告诉我们哪些(主题或主体)被提及，而形式则说明主题是如何被描述的。范围是通过查看被突出或排除的特定主题或角度、社会行为者(关注主导性主体以及设定争论规则或实现框架性权力的人)和观点来确定的。形式是通过查看版面布局(例如图片、大小等)以及语言选择和话语策略来确定的。
数据收集与个案选择
在这项研究中，研究者选择了位于比利时的两家使用荷兰语的、综合性的高级报纸，分别是De Standaard和De Morgen。它们分别隶属于Het Mediahuis和De Persgroep，这是保留下来的两家荷兰语纸媒集团。它们分别具有基督教民主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思想背景。尽管发行量相对较低，但与流行报纸相比，这类报纸在内容分析研究中一般会被优先考虑，因为它们对意见领袖、公众和其他媒体有重要的议程设置功能。
图1 2000年1月至2013年3月间De Standaard和
De Morgen对于气候变化议题每月投入注意力的频率分布
图1显示了2000年1月至2013年3月期间每月有关气候变化的文章的频率分析结果。这种频率分析对研究者来说非常重要，它可以帮助研究者明智地选取哪些“批判性话语时刻”来深入分析。
总的来说，该图表在每年11月和12月的气候峰会期间会出现年度报道峰值，这显示了媒体关注点如何跟随联合国气候议程。在这些峰会(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简称为COP，即缔约方大会)期间，所有《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签署方的政府代表会见面讨论国际气候政策。UNFCCC是一项国际性的环境公约，于1992年签署，目的是将温室气体浓度稳定在避免发生危险气候变化的水平上。
就De Standaard和De Morgen所投放的注意力而言，从频率分布中可以了解到那些被视为相对重要的时期。由于篇幅限制，研究者们重点关注在这段时期内发生的四次缔约方大会：在海牙举办的COP6，在波恩举办的COP6bis，在内罗毕举办的COP12，在多哈举办的COP18。为了进行话语分析，通过手动翻阅报纸，所有在气候峰会开始前1个月和最后一天之后1个月内的、与气候变化相关的文章都会被收集。研究设计所包含的这三个时期并未将在哥本哈根召开的COP15纳入其中，是因为围绕这次会议发表了如此多的文章，以至于会对历史比较的可能性产生负面影响。在巴黎召开的具有历史性意义的COP21也未被纳入，因为它是在本研究完成之后进行的。
此外，由于替代性媒体针对气候变化的报道仍未被充分研究，本研究包括一个替代性新闻媒体以识别可能的替代性话语结构。在组织和内容上，新闻网站DeWereldMorgen与主流的、商业化媒体都具有明显的差异。在财政上，它依赖于民间资助、政府补贴和读者捐赠。从新闻生产上来看，无论是专业记者还是公民记者都是其内容生产者，他们都明确追求透明度和自反性的理想而不是以客观性为借口。DeWereldMorgen仅包括在对COP18的分析中，因为它成立于2010年。这部分数据通过其在线存档和谷歌收集。最终，研究者收集到了377篇文章。
表2 每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期间各家媒体在气候变化议题上报道量的统计
注：COP为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的简称。
本研究以单篇文章作为分析单位。根据CDA的解释学传统，每篇文章都被阅读和重读，在范围(被突出或排除特定主题/角度，社会行动者和观点或偏好)和形式(布局，语言选择和话语策略)两方面做比较。基于此，聚焦于回答不同的新闻媒体如何描述同一事件，以及它们在范围和形式方面的选择如何随时间变化的问题。分析的最终目的是确定贯穿于所选新闻媒体中的意识形态偏好和话语策略的周期性群集，识别并将其命名为相互排斥的话语建构策略。
结论与讨论
针对四次峰会期间关于气候变化的媒介话语的批判话语分析，揭示了主流商业新闻媒体确实通过对气候变化议题的去政治化促进共识生产。“技术乐观主义，监管质疑主义”的话语构建占据De Standaard在整个分析期间以及De Morgen在COP6期间报道的中心位置，它们主要依靠经济化和科学化的话语策略来推动气候变化的去政治化。这些都有助于(重新)将气候变化构建为一个可以通过技术修复和市场力量来解决的技术和经济问题。依靠经济化和科学化的话语策略，这套话语建构重新定义了“对”与“错” 的斗争场所，从而使这些政策需求及其潜在价值远离了争论和民主讨论。
第二种是“共识导向，监管乐观主义”的话语构建，这是De Morgen从 COP6bis开始的报道核心，它依赖于对那些话语策略的不同解释实现气候变化的去政治化。然而，不同于其对立面，对具有约束力的多边协议带来的预期缓解以及对共同的、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的支持，表明它始于具有进步主义倾向的平等主义者和生态学家的观点。这一主张强调气候的有限承载能力，并倡导限制特定(碳密集型)技术的发展和经济增长，以协调社会与自然的关系。然而，这些平等主义者和生态学家的价值观有助于为政府干预“绿化”现状提供支撑，却没有触及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主要原则。在这里，争论也被描述为“对与错”之间的斗争，再次使这些意识形态偏好免于被争论和讨论。
另一方面，第三个话语建构即“政策斗争，气候正义”是DeWereldMorgen的报道核心，也是COP18期间De Morgen评论版块的特色，依靠话语策略的政治化，它实现了对气候政策走向方面存在的意识形态分歧的讨论。虽然这种话语建构似乎与“共识导向，监管乐观主义”在政策原则方面(基于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之上的有约束力的多边协议所带来的预期减缓)和意识形态偏好方面(平等主义和生态主义)有很多共同之处，但差异仍然是根本性的。首先，“政策斗争，气候正义”没有使一种行动方针自然化，而是暴露了占据主导地位的政策选择的价值观、利益和假设，并通过提出替代性方案扩大争论范围。因此，气候变化被建构为一个涉及在不同政策策略和与之相关的政治项目之间做出关键政治抉择的议题。第二，“共识导向，监管乐观主义”从社会经济断层的有限范围开始，它主张气候变化可以在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背景下被减轻并适应(似乎特别“不道德”和“非理性”的社会行动者及其需求是唯一形成障碍的解决方案)，但它并未得到认可。另一方面，“政策斗争，气候正义”把争论的范围扩大到当下的政治经济模式，这挑战了它们在气候政策和整体气候方面的价值观和利益所形成的结构性影响。因此，“政策斗争，气候正义”开辟了一个话语空间，承认现存社会结构和支撑它们的权力关系的偶然性，从而使关于替代性政策框架的意识形态分歧、以及替代性的可持续未来或与之相关的政治项目成为可能。
最有趣的是，这篇文章表明气候变化的去政治化与一个特定的意识形态项目或政策路径无关：虽然研究者们发现这两家报纸都通过关闭意识形态分歧的讨论空间来制造共识，但它们提倡基于反对意识形态偏好的根本不同的政策路径。因此，最终，研究者们得出结论，佛兰德斯的高级报纸市场允许媒体多样化但不是媒体多元化。媒体多样性指的是这样一种情况，即选定的新闻媒体提倡不同的意识形态偏好或观点，但是避免将它们作为更大的、更重要的、合法化的意识形态斗争的一部分进行话语性的联系。当新闻媒体不仅提倡不同的意识形态偏好而且还这样做了，从而激发出了意识形态争论，就会出现媒体多元化。只有在“政策斗争，气候正义”的话语建构过程中存在媒体多元化。这意味着这项研究能够识别媒体多元化的情况，但仅限于COP18期间De Morgen的评论版块，以及DeWereldMorgen被纳入研究时。最后，这项研究证实了Carvalho(2007)早前的发现，即通过记者对事实的解释、对社会行动者的选择和对相关政策目标的评估，关于社会与自然的关系以及政府在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的意识形态偏好会被内化在气候变化的报道中。
作者 |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生 吴乔飞
审阅 | 金兼斌、徐雅倩
编辑 | 张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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