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作译介| 知识公平：科学传播与认知公正
2019/1/2 19:05:41张鲁阳 科学传播人
本期导读
提到认知公正，大家可能会首先想到科学技术和教育等认知资源的分配问题。可大家是否想过认知公正也涉及“知识”之间、知识的代理人之间的公平？什么样的知识更有价值，被认为更值得传播？这是否也造成了认知不公正的问题？科学传播事业的发展会不会造成对其他非科学领域知识的低估？本期科学传播人为大家译介的Fairness in Knowing: Science Communication and Epistemic Justice(《知识公平：科学传播与认知公正》)讨论了知识公平的话题，重点指出科学传播引起的认知不公正问题。文章发表于2018年10月第5期的Science and Engineering Ethics(《科学和工程伦理学》)。
文章指出，科学传播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和一种实践，根本上是关于知识分配的，即知识的获取与分享。所有的分配过程都会牵涉到是否公正的问题，科学传播也不例外。事实上，无论科学传播者是否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们都必须在“传播什么知识”和“谁可以获取这些知识”两个方面做出决定。他们的决定会对认知公正产生重要的结果。本文首先概览了科学传播中认知公正的相关问题，然后指出两种不同的认知公正的分析路径，以此为基础提出科学传播在根本上是认知不公正的，最后提供了一些可能的解决方式。
作者简介
Fabien Medvecky，新西兰奥塔哥大学(University of Otago)科学传播中心教授，新西兰科学传播协会主席，此前曾供职于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The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科学传播项目。长期关注科学与社会的互动问题、与科学相关的社会决策所涉及的伦理学与经济学问题，研究兴趣主要有科学传播伦理、伦理学和经济学的公众理解、负责任研究与创新(RRI)的视野与局限等。
一
科学传播、知识与认知公正
“科学传播”在一定层面上指将科学作为一种信息传递给非专家(non-experts)的信息传播模式，也可称之为科普(science popularization)。但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无论是作为一个研究领域还是一种实践，仅仅告知公众是不够的。本文中，“科学传播”这一术语指制度化的科学传播(institutionalised science communication)，这个制度化的主体包括促进科学公众理解与公众参与的政府政策、通过研究和教学拓展科学事业的学术期刊和机构、设定研究要求的资助机构、全球范围内以科学传播的名义组织起来的协会等。而这一概念的核心在于，科学是可靠知识的生产者和提供者。
科学和知识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事实上拉丁语里“scientia”就是知识的意思)，但我们并没有搞清楚这种关系。科学可以被看作很多东西，比如一个社会活动、一种方法、一种文化和其他的很多事情。但是从根本上言，科学是一种知识生产活动。重要的是，科学的声望和认知主导权正是通过生产更可靠知识的能力历史性地获得的。
本文的一个预设前提是，无论我们怎么理解“知识”，它都应该被看作一种资源。虽然知识不像黄金和巧克力那样是物质的，不能在物理上被占有和传递，但它拥有资源的所有特征：获取知识需要承担费用，而且知识被不均衡地分配。我们通常会十分严肃地思考获取知识的费用问题，当我们决定上哪所大学和选哪些课程的时候，至少会将所需花费和可能的收益纳入考虑。在我们学习知识的时候，选择读什么、听什么和看什么也会基于同样的考虑，比如我花费自己生命中的半个小时是要观看一个物理学的纪录片还是阅读一本经济学的杂志呢？与此相关的是，知识的获取也是不均衡的。一些人比其他人可以负担更多的花费获取知识，一些人可以更便利地获取知识，一些人有更强的知识获取能力，一些人对知识有更强的渴望。
作者认为：科学是一种知识生产活动，而知识是不均衡分配的资源。这使得科学知识的分配成为一个重要的伦理问题，也使得科学传播成为一个内在的道德学科，涉及伦理和认知公正问题。
二
两种不同形式的认知公正
认知公正(epistemic justice)可以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思考。首先可以从标准的分配公正(distributive justice)的角度思考：谁能够获取知识？也可以从知者(the knower)的角度思考：谁的知识被认为有价值、可靠、值得被分享？这两个方面都是科学传播中的重要伦理问题。
1
分配公正和知识的获取
分配公正关注的问题是，稀缺资源如何在人群中分配。所谓稀缺资源，就是并非每个人都能够如愿占有足够数量的资源。分配公正则试图提供一种评估方式，来决定谁能得到这种资源、每个人能得到多少这种资源。而这个评估方式则建立在很多因素之上，如个体的需求和主张。什么才算公正的分配呢？通常有两种基本的理论取向：交易理论和结构理论。
交易理论认为，如果交易规则是公平的，无论最终资源的分布结果是怎样的，这种分配系统都是公正的。比如，诺奇克的自由主义理论(Nozick’s libertarian theory)认为，在一个系统中资源被公平地持有，则系统公正。在这个系统中，人们公平地获取资源(通过公平的交易、个人劳动或其他类似方式，而不是偷的)，公平地交易(诚实、自愿，免于欺诈或强迫等)，所有对于获取和交易的违背都能够及时被纠正。
结构理论则主张，一个系统呈现出来的模式和结构是公平的，则系统公正。大部分的分配公正理论都属于结构理论，它们几乎都需要某些形式的再分配。经典的案例包括严格平等主义(strict egalitarianism)、运气平等主义(luck egalitarianism)和罗尔斯的“作为公平的正义”(Rawls’ Justice as Fairness)。严格平等主义是平等主义最简单的形式之一，它主张社会的所有成员都应该享有同等水平的“利益和负担”。运气平等主义则主张由社会成员个体自愿作出的选择导致的不平等是可以接受的，但个体不可选择的特性——如年龄、性别、种族或社会经济背景，以及原生运气(brute luck，这一概念与“选项运气”相对应，指个人不能选择的偶然因素)——所造成的不平等是不公正的。而罗尔斯“作为公平的正义”则指出，如果一个系统能够使得这个社会最不富裕成员的福利最大化，即便这种资源的分配过程并不平等也是可以被允许的。以上这些理论都是关于(物质性)财富和资源分配的，但也适用于像知识这样的无形资源，事实上也已经被应用到科学技术的教育和传播中去了。
最明显的例证莫过于科学技术教育中的STEM课程，STEM即科学(Science)、技术(Technology)、工程(Engineering)、数学(Mathematics)四门学科英文首字母的缩写。以美国为首的众多国家为提高综合国力而推出，以加强科学技术课程教育，促进教育公平。还有一些人关注技术使用和接近的不平等。另外，科学传播中很常见的分配公正问题还有参与问题：在科学的公众参与中哪些人被邀请了，哪些人被遗漏了，由此造成一些人能够获取所传授的知识，另一些人则不能。当然，一些人还关注科学传播实践者与研究者之间资源分配的问题。
2
对知者来说的认知公正
对知者来说的认知公正是关于可信度的。如果一个认知代理人被当作知者、知识的来源，理想的情况下，他在一个特定学科中所获得的可信度应该与他在该学科中掌握知识的程度相称。举例来说，英国动物学家珍妮·古道尔关于黑猩猩社会互动的主张获得极高的可信度(比起任何其他人，我们更信任她)，因为她在这个学科中拥有极高水平的知识。这种情况下就可以说，古道尔作为一个认知代理人被公正地对待了。当个体拥有的知识水平与其被授予的可信度失衡时，认知不公正就出现了。这种认知不公正表现在作为知识来源的发言人被听者授予了不适当的可信度。比如我们因为古道尔是一位女性而忽视她关于黑猩猩社会互动的主张，就是一种认知不公正。大部分关于认知不公正的描述都是因对讲话者消极的偏见引起的，这可称之为信任不足(credibility deficit)。
但偏见也并非总是消极的，也有积极偏见：一些个体的知识可能会被不合理地支持。这可称之为信任过度(credibility excess)。如果珍妮·古道尔被我们看作研究拜占庭建筑的专家，但她在这方面并没有专门的知识，这就是信任过度——她在这个学科拥有的知识水平不足以获得如此高的可信度。有的学者认为信任过度并不会产生认知不公正，实则不然。可信度的评判通常是在对比中作出的，对一个人的可信性评估从来不是完全孤立于其他学科和他们的社会关系之外的。如果我们将珍妮·古道尔当作一个拜占庭建筑专家来采访，真的拜占庭建筑专家就被忽视，而就其掌握的专业知识而言，他们的声音更值得被听到，这就造成了认知不公正。
三
信任过度造成的认知不公正
科学传播长期从事的一项工作就是，在纷繁复杂的条件下，为各种学科定义“什么是专家”和“什么是专业知识”。但关于专家和专业知识的讨论与我们说的认知公正还不是一回事，前者的核心是复杂的边界问题，后者则将焦点放在知识和可信度明显的不匹配上。
科学传播实践中有很多方式会造成大量的认知不公正，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在科学普及和报道中。当开展科学传播活动、撰写科普文章、主持科学茶座或设计科学展览时，我们必须作出选择：给谁发言权，采访谁，邀请谁出席。这种情况下，能够发言的人就被平台授予了一定的可信度，被邀请和采访就假定了他的知识是值得一听的，表明他具有高于平均水平的认知可信度。但在很多情况下，邀请某个发言人是基于便利或其是否广受欢迎的考虑，有些时候他们关于这个话题的知识水平不足以匹配平台授予他们的可信度。一些活跃的科学家经常受邀就各种话题发表见解，尽管在某些话题领域他们远未达到专家的水平，他们的发言还是被平台授予较高的可信度。比如一个生物学家常常被邀请谈论历史和宗教传统，那么历史和宗教传统方面的专家则被拒绝发表这方面的见解，就造成了对于这部分专家的认知不公正。当然，并不是说生物学家不能发表非生物学领域的看法，而是说他这些方面的看法不应该被专业、权威和可信性的外衣包裹起来。当科学传播活动通过为一个发言人提供平台授予其过高的可信度时，认知不公正就产生了。
科学传播中由于信任过度会造成认知不公正现象，不过一旦我们意识到这个问题，就很容易避免。但还有一个更基本的问题是，将科学传播当成一项事业本质上是不公平的。虽然科学传播在传播中并非核心力量，但它因为与科学的关系而独立于其他领域的传播之外——科学作为可靠知识的生产者而享有特权。虽然也有不少金融和政治的传播，但它们很少是关于该领域所生产的专业知识的。只在科学传播中，有一批专业人士专门从事传播知识；全球无数的大学院系都致力于向公众传播科学；全世界很多国家都推出促进科学公众理解和公众参与的战略规划，而几乎没有促进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公众理解和公众参与的国家战略。当然，我们有充分的理由传播、普及和参与科学，但并没有理由把这些活动局限于科学。只关注科学传播和只为科学传播提供资金支持，这种独特地位造成了对科学领域的信任过度，它暗示了非科学的学科并不需要同样努力的传播。因此，科学传播作为一种实践和一个学科是认知不公正的。
当然，很多人不同意对科学传播的以上批评，我们可以来审视这些可能的反驳意见。有观点认为，当我们说“科学”的时候，指的是广义的科学，甚至包括所有类型的知识。但无论我们翻阅关于科学的定义，还是考察科学传播的实践，都会发现科学传播首要的还是关于科学(生物物理学科学和其他相关领域)的。还有观点认为，科学需要被区别对待，可能因为科学太专业了、科学对我们的生活尤其重要、对科学的误解十分危险、科学对民主参与十分重要、科学知识是最可靠的知识等原因，如果一一审视这些理由，你会发现没有一个可以站得住脚，其他学科领域的知识同样重要，不能证明科学在传播中需要被特别对待。
既然科学并不需要一种独特的传播形式，那么为了不让科学传播造成认知不公正，你可能会给出这样的建议：其他学科也需要它们自己的促进公众理解和公众参与的运动。但大部分政府无法给予其他学科领域传播活动与科学传播相当的资金支持，更何况增加了“人类学的公众参与”项目，也要增加“金融和经济学的公众参与”项目，还要加上“社会科学的公众参与”项目等等。如果不能照顾到每个学科，这又转化成了分配公平的问题：谁能够得到公众参与的基金支持？
四
可能的解决方式
如果科学传播在本质上是认知不公正的，那么我们又该如何做呢？我们应该寻求方法来解决这种不公正。当然绝对意义的认知公正是很具有吸引力的，但如果认为知识的传播和交流可以做到完全公平未免过于天真。不过，我们能够追求也应该追求更加公平更加公正。本文希望科学传播者重新思考他们预设的道德立场，重新思考他们特殊对待科学知识的动机和理由。
一种可能的解决方式是从专注于传播科学转移到传播一个更广的概念(科学知识与其他学科知识被同等对待)。在一些情况下科学传播已经做了类似的事情，比如关于气候变化的传播和公众参与通常包括相关伦理和经济问题的讨论，但其根本上还是以科学问题为核心。我们的建议是将科学传播重构为更广泛的东西，可能是“复杂问题传播”(其中科学作为复杂性的一部分)，或者“知识传播”(科学作为知识的一个分支)。这样就可以克服因暗示科学需要一种特殊的传播形式造成的认知不公正，这样，目前的“科学传播机构”就可以转化为“知识传播机构”。
下一个问题是这个更广的概念应该是什么，是知识，还是复杂性，或者其他概念？并非所有的概念都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一个深思熟虑的、宽泛的、包罗万象的概念可以减轻现有的认知不公正。问题的关键在于要意识到虽然科学有其特殊性，但并不意味着它需要一种独特的传播形式。我们的传播系统如果能加上一点谦逊和一个更宽泛的总体概念，就能在某种程度上处理科学传播中的认知不公正问题。
原文
Fabien Medvecky(2018).Fairness in Knowing: Science Communication and Epistemic Justice. Sci Eng Ethics, 24:1393–1408.
链接
https://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07/s11948-017-9977-0
作者 |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生 张鲁阳
审阅 | 金兼斌、徐雅倩
编辑 | 杨虹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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