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作译介丨社会学者如何参与争议性科技发展的政策决策？
2019/3/31 20:45:58李子玄 科学传播人
导读
合成生物学，一种致力于构建人工生物系统的技术，被认为会催生下一次生物技术革命。与其它争议性新兴科技一样，这一技术在带来巨大效益的同时，可能引发的未知后果也引起了社会公众的关心。争议性科技的未来发展已经成为需要全社会共同探讨的话题，有关争议性科技的政策商讨也愈发需要跨学科学者的交流合作。越来越多的社会学者被邀请参与到争议性科技的政策决策中，但却难以用社会学的研究视角对政策制定的整体框架产生影响。
今天，“科学传播人”为大家推介的是由Claire Marris和Jane Calvert共同发表在Science，Technology and Human Values上的文章——“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in Policy：The UK Synthetic Biology Roadmap”(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在政策中的应用：以英国合成生物学路线图为例)。作者通过总结自己参与2012年英国合成生物学路线图制定过程的经历，分析了社会学家参与自然科学政策决策所遇到的挑战，指出科学决策中现有框架根深蒂固的内在原因，并呼吁一种更加开放、包容、多元的科学决策方式。
作/者/简/介
通讯作者：Dr Claire Marris
本文的通讯作者克莱尔·玛丽斯博士，来自伦敦大学城市学院(City University of London)文学与社会科学学院社会学系。她的主要研究领域是与科学相关的社会学研究，重点关注现代生物技术以及基因改造技术在食品和农业生产中的应用。她对科学事实与政策制定之间的关系十分感兴趣，尤其是在农作物和食品的风险评估领域。她的研究工作探索了科学和民主之间的联系，并倡导在决策过程中应纳入更广泛的利益相关者。
通讯作者：Dr Jane Calvert
珍妮·卡尔维特博士，来自爱丁堡大学社会与政治科学学院，从事科学、技术与创新研究，主攻生命科学相关的社会学研究。她目前的研究重点在新兴领域合成生物学中的生物设计工程。她一直关注各类跨学科合作，她在研究中也借鉴了社会学、人类学、生物哲学、科学政策等方面的知识。
文章摘要
两位研究者作为从事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下文简称STS )的社会学者，参与了2012年英国合成生物学路线图制定过程，使用“负责任的研究与创新”(Responsible Research and Innovation，下文简称RRI)这一概念，尝试把STS研究视角融入创新科技的政策制定过程中，但结果不尽如人意。基于这段经历，研究者对社会学者参与自然科学政策决策过程中遇到的阻难进行了讨论，提出当社会学者的某些想法挑战了关于技术与社会关系根深蒂固的信仰框架时，社会学者想要影响政策的决策是非常困难的，并呼吁在自然科学和创新技术的政策决策过程中，应该让更多领域的利益相关者参与其中。
研究背景
在试图管理一项新兴技术的未来时，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STS)总结出了三个重要的特征：首先，科学技术的未来总是不确定的，任何尝试去预测或控制某项技术发展的努力必然会伴随着巨大的困难。其次，探讨某项技术未来可能性的话语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预测，而是具有行动导向的，即“未来语境”对当下的行为是具有实际影响力的。第三，对新技术未来发展的预测是带有价值判断的，因其本质上代表了一种对理想未来的憧憬。虽然预测和掌控不一定能实现，但人们可以商讨推动技术发展的愿景、意图和价值观。从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的角度来说，这也是为何要鼓励社会上各类人群都参与科学技术的管理的关键原因。
技术路线图是一种对技术未来发展进行指导的管理机制。该研究认为技术路线图具有两大特点：第一，路线图是行动导向的，它不只是为决策过程提供信息，更是要编织一幅关于未来的图景，从而激励当下的行为。第二，路线图制定团队的组成对技术发展道路和路线图的合理性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制定过程中体现出的广泛参与和包容性，将有助于创造出一条合理的、可取的技术发展道路。
然而，现实中路线图的制定团队通常只包含来自业界、学术界和政府部门的少数参与者，而这些人通常与该领域发展关系密切并且希望能获取资源，因此更倾向于提供一种乐观的甚至过度乐观的论调。此外，路线图通常标榜了一种对未来的共同愿景，参与者们大多不愿意接纳过于多元化和有争议的发展途径，这也就大大缩小了技术路径选择的商议范围。
文献研究与方法论
自从“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这一领域诞生以来，相关研究就致力于推动科学、技术与人文社会之间的积极互动。有人呼吁建立起一种“社会稳健型”的科学，即在民主和技术上都更有保障的科学。在这一趋势之下，STS领域不知不觉中发生着一种“规范性转变”——越来越多的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学者已处于政策决策圈中。
然而，STS研究者们被允许参与政策决策的方式和条件并不总是如其所愿。
STS学者的加入对“净化”(Purification)——即将科学与政治剥离开来，使科学研究拥有不受外界干扰的独立自主性——这一概念提出了挑战。在政策决策的语境中，STS研究者们需要时刻保持批判性。而最核心的挑战在于如何将STS独特的研究视角融入到政策分析和决策制定过程中。
在STS研究者们与政治领域不断交会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方法论和研究伦理上的挑战。以该研究的两位研究者参与英国合成生物学路线图制定过程的经历为例，是否存在这样一条道路，即既能顾及研究者今后在合成生物学政策研究中的长期参与，又能允许研究者总结自己的经历从而给其他STS研究者们参与政策讨论时提供参考？这就引出了有关保密性和研究伦理的重要议题。在合成生物学路线图制定会议中，保密条件虽然从未被明确提出，但“谈话内容是机密的、或者至少是敏感的”已成为所有参与者心照不宣的事实。基于这点，研究者提出了本篇研究的方法论原则：查塔姆宫规则(Chatham House rule)——第一，不对合成生物学路线图协商委员会(Synthetic Biology Roadmap Coordination Group，下文简称SBRCG)的任何成员发表特定的评论或立场；第二，虽然在必要时会记录会议的某些内容，但尽可能采用在公开会议上展示的或是可以通过其他公开渠道获取的信息；第三，研究者特意等待了几年才发表这篇论文，如今英国有了新的政府，当时的主要政策参与者都已身居他职，当年的路线图也已经被新的文件所取代。
英国合成生物学路线图
英国合成生物学路线图最初由英国技术战略委员会(Technology Strategy Board，以下简称TSB)发起，TSB于2011年宣布其目标是通过激励和支持商业导向的技术创新来促进经济增长。同年，TSB将合成生物学认证为有潜力在未来十年内为英国国内创造十亿英镑产业规模的重要新兴科技。而这份官方认证的市场潜力也正是2012年路线图制定的核心要义。
2012年7月，长达34页报告的英国合成生物学路线图终稿出版，主体部分包括五个主题：基础科学与工程，持续的负责任的研究与创新(continuing RRI)，开发商用技术，应用与市场，以及国际合作。
在该研究的两位研究者加入之时，委员会已成立了三月有余，路线图的主要框架早已定好，成员们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三个假设之下：(1)公众接受度是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公众的广泛关注被预设为创新和商业发展道路上的绊脚石(公众总会被动地接受或拒绝某项技术，往往是出于自己预先设定的对技术的恐惧)(2)创新被理解为一个从“科学工程”到“技术”到“实际应用”再到“市场增长”的线性过程，且具有必然性；(3)合成生物学的发展是为了促进就业和经济增长。
社会学者的贡献
在初期的路线图中，“经济生命力”(economically vibrant)被列为合成生物学的首要愿景。研究者则建议合成生物学不应该仅仅具有“经济生命力”，更应该是“多元化和可持续的”。路线图还提到合成生物学应该在一个有效率和负责任的监管框架下受到广泛的公众支持，研究者主张应该将“受到广泛的公众支持”(widely publicly supported)改为“具有明确的公众效益”(of clear public benefit)，将责任从要求公众支持这项技术转移到了要求这项技术的支持者证明它的效益。而研究者最大的贡献在于将原本命名为“接受度”(Acceptability)的章节更名为“负责任的研究和创新”(Responsible Research and Innovation，即RRI)。研究者认为，路线图的核心不应该是公众接受度和风险监管，通过这一更改，研究者希望将关于路线图的讨论从简单的试图预测和管理风险转移到对推动研究动机和目的的关注上。同时，研究者还强调了在讨论协商过程中参与群体、目的、愿景和轨迹多元化的重要性，指出协商不应局限于专家群体，应该公开讨论创新的目的。
STS视角与传统框架的冲突
研究者将以上观点在路线图报告第二章“持续的负责任的研究与创新”(Continuing RRI)中进行了叙述，然而在终版报告里委员会最后做了一些细节上的变动，虽然微小，但使文本意义产生了本质上的改变。 例如，这章中插入了由其他学者撰写的两段文字，来彰显此前做出的关切社会公众的积极实践。这两段内容所暗示的假设与这章的预设框架相违背，都旨在让读者相信英国的研究机构一直在积极处理研究所可能引发的任何社会和道德问题，但其所指“问题”将关注点放在参与者是否支持研究上，将重点转移回了狭隘的“公众接受度”话题上。此外，两段文字中都未提到向社会上更广范围的利益相关者开放有关这些议题的讨论和审议。而且，报告中对“负责任的研究与创新”这一主题的含义解释局限在遵守现行风险监管的层面，而这正是作者引入这一概念时所力求摆脱的观念。
总而言之，在最终版报告中，风险监管依然被认为是合成生物学未来最可取和最有效的管理形式，公众接受度仍然是合成生物技术商业化道路上的主要障碍。本文两位研究者在自己所负责的版块中明确提出了对这些概念的质疑，但一些微妙的修改最终模糊或改变了研究者的本意，RRI的概念被狭义化和稀释化。这份路线图最终被用于巩固合成生物技术发展的现有框架，而RRI只是使这条道路更为畅通的手段。而这也揭示了理解技术与社会关系的传统框架是如此根深蒂固，要挑战这一观念十分困难。
STS学者在政策决策参与中的挑战
要改变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比与多种观点进行争论要困难得多，这也是STS学者在政策决策参与中的最大挑战。那么，技术与社会关系的现有理解框架为何如此深入人心？为何其他观点即使被广泛宣传也少有持久的影响力？研究者认为这种对变革的抵制建立在四个相互关联的假设基础之上，这四个关于科学与社会关系的假设相互促进，紧密关联。这四个假设分别是：
(1)公众参与科学的ELSI(Ethical，Legal and Social Issues：道德、法律与社会议题)模型。该模型认为社会科学只关注自然科学项目的结果或影响，公众关注的重点也是这些下游环节，而这与科学技术研究版块是分离的，因此认为关于道德、法律和社会议题的研究可以独立于科学研究进行，主要关注公众的接受度。
(2)风险的技术官僚模型(technocratic model of risk)，这一模型将对技术的关注化归为对健康和环境风险的关注，并认为只有通过科学的方法和机构才能合法合理地解决风险，首要任务是通过更好的沟通来修正公众对科学或风险的误解。
(3)创新的线性模型，该模型假定科学研究以线性模式发展，从“理论基础”到“实践应用”，最后成为可以投放市场的产品。
(4)科学的“净化”(purification)，这也是四个假设的核心，致力于将“科学”与“社会”剥离开来，它将科学家置于整个流程的核心位置，并假定其他参与者在产品开发的过程中无关紧要。科学的“后果”、“影响”、“产品”等进入社会，社会公众仅仅被视为可以接受或拒绝特定技术的消费者。
这四个假设每一个都在路线图中发挥着影响力，都把“社会公众”推向“科学”领域之外。
疑问与反思
如上所述，STS学者参与政策活动面临的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氛围，而不是对不同意见的蓄意理性的反击。Wynne(2007，499)认为唯一的解决方法是STS学者长期而广泛的参与。那么具体该如何实践？需要多少STS学者参与，又需要多长时间，才能改变现状？STS学者们是否要不断地与传统对抗？会不会导致学者们精疲力竭甚至耽误其他工作呢？两位研究者参与路线图制定的工作是费时费力且没有受到传统学术奖励机制的认可。既然如此，STS学者们又为何要冒这样的风险呢？
其次，怎样才算STS学者在政策参与中的成功？在政策报告中写上几段文字算吗？也许两位研究者被邀请加入路线图协商委员会，并将RRI引入路线图是一种成功，但如果这些努力最终被化归入传统主导框架中，那这些努力是否足够？是否需要更彻底的变革？如果加入政策协商委员会就不可避免地与之利益相关甚至共谋，那是否还应该加入？研究者是否该写这篇文章？这些问题都无法简单作答，但却是STS研究者们参与政策决策过程中切实遇到的问题。
研究者从此次参与路线图制定的经历中认识到，STS研究者参与政策商讨的初期环境很重要。研究者加入委员会时，整体框架早已设定好，剩下的工作是在短时间内写出一份报告，其目的是在技术商业化的方向下使得对合成生物学的资助合法合理化。研究者的参与工作大多在下游环节，对整体结构和框架难以产生影响。
研究者在参与路线图制定的过程中，听到最多的一个词是“绊脚石”(roadblocks)。与其他新兴技术一样，合成生物学被视为一个坚定走自己独特道路的庞然大物，并把其他一切——例如“顽固”的公众和非政府组织视为阻碍其工业化和促进就业与经济增长的障碍。这与STS学者对RRI的解释背道而驰，如果路线图的制定决策过程能够更加开放、包容，考虑更多元和具有争议性的途径，也许会具有更强的社会影响力。研究者在路线图中试图传达但未能传达的一点是：任何技术发展都可能出现多种未来，合成生物学这个庞然大物可以走的道路不止一条，我们或许可以换一辆车，甚至步行，离开主干道，走一些没有人走过的路。
原文：
Claire Marris, Jane Calvert(2019).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in Policy: The UK Synthetic Biology Roadmap. Science, Technology, & Human Values, 1-28.
原文链接：
https://journals.sagepub.com/doi/full/10.1177/0162243919828107
附录：
该研究探讨的核心问题是社会学家如何参与争议性科技的政策制定，“科学传播人”为大家推荐一篇与此相关的公众如何看待科学家参与政策制定的研究。“公众如何看待科学家参与政策制定：从科学素养、社会网络和信任的角度”这一研究立足我国当前公共政策参与文化尚未完全发展成熟这一社会环境中，探讨公众对科学家参与政策制定的态度。通过一个全国性的抽样调查(N=1507)，本研究检验了科学素养、社会网络、科学家信任等因素与公众对科学家参与政策制定的态度之间的多元关联性。
该研究由游淳惠、金兼斌和徐雅兰共同完成，发表在2016年第6期的《新闻大学》上。
补充阅读文章：
游淳惠，金兼斌，徐雅兰：《公众如何看待科学家参与政策制定：从科学素养、社会网络和信任的角度》，《新闻大学》，2016年第6期。
作者 |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生 李子玄
审阅 | 金兼斌 徐雅倩
编辑 | 袁 洁 尚雪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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