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作译介丨理性的诱惑：为什么缺失模型在科学传播领域依然存在？
2019/4/14 23:17:09吴乔飞 科学传播人
编者按
英国自然科学家杜兰特(John Durant)提出的“缺失模型”(Deficit Model)曾长期被诸多科学家和科学传播者所采纳，其影响更是从科学领域延伸到政治和经济领域。但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学者从“地方性知识”对权威构成挑战、科学与日常生活之间存在界限、价值预设等角度对缺失模型提出了批评。那么，时至今日，为何缺失模型在科学传播领域依然存在？
本期“科学传播人”将为大家推介由Molly J. Simis，Haley Madden，Michael A. Cac-ciatore Sara K.Yeo四位学者发表在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上的文章——“The lure ofrationality: Why does the deficit model persist in science communication?” (理性的诱惑：为什么缺失模型在科学传播领域依然存在？)。研究者试图从科学家所接受的训练、现行科学教育机制、科学家对“公众”一词的理解、政策制定的逻辑等四个方面解答上述问题，并为超越缺失模型、实现更加有效的科学传播提供对策。
作者简介
Molly J. Simis是该研究的通讯作者。在2016年文章发表之时，Molly J. Simis是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生命科学传播和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的博士生候选人。她的研究领域包括环境和健康危机中的风险传播，特别是与水资源获取问题相关的风险传播，以及新媒体环境中的科学传播。
注：对于Molly J. Simis现阶段的情况，“科学传播人”尝试获取但尚未获得相关信息。
引言: 缺失模型局限性的凸显
在民主社会中，公民被要求在科学技术的资金支持和监管问题上作出决策。为了科学的进步，公众必须支持科学家和他们的工作。在美国，气候变化和能源问题等诸多科学议题引起了公众的注意，但他们在这些科学议题上呈现出巨大的意见分歧，这往往导致政策失灵(Pew Research Center, 2011a, 2011b, 2014b)。
科学传播是致力于弥合这些分歧的一种方式。Burns等人(2003)认识到科学传播的五个主要目的：意识，享受，兴趣，意见形成和理解。在这篇文章中，研究者将在面向非专业受众的科学传播语境下，从科学家和科学传播者的视角考察意识、理解和意见形成三个目的。
长期以来，科学传播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无知是造成公众对于科学和技术议题缺乏社会性支持的基本缘由。这一假设被称为科学传播的“知识缺失模型”，它推动了研究者对科学素养概念的探索。Miller在1983年提出了一个有很大影响力的关于科学素养的定义，它包括三个方面：(1)对基本科学术语和事实的理解，(2)对一般科学过程的理解，以及(3)对科学相关的政策议题的理解。基于这些维度，研究人员发现大多数美国成年人是科学文盲(Miller，1983)，这促使人们呼吁为公众提供更多的科学技术教育和传播。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科学素养的概念受到了研究者们的激烈争论，他们开始从根本上重新考虑这一概念。例如，Feinstein(2011)认为科学素养这个术语已经被简化为一个空洞的口号，我们需要根据有关科学在日常生活中的实际用途的研究来重新定义它，使它成为一个有意义的教育目标。
Miller的研究使人们更加意识到公众参与科学和科学传播的必要性，并动员科学界填补公众的知识不足。不幸的是，这种方法假设向公众传达科学知识仅仅是为了促进公众对于科学的理解和支持。而且，有关这一事实的解释被认为适用于所有公众。理性推理的假设是这一公共传播策略的基础。许多专家认为，如果公众个人用理性客观的方式理解信息，他们将会支持科学。知识缺失模型这一概念可以概括为 “了解科学就是爱科学”(Turney, 1998)。
然而，实证研究表明，科学的公共传播比知识缺失模型所表明的更加复杂 (e.g. Brossard et al., 2009; Davies, 2008; Nisbetand Scheufele, 2009; Sturgis and Allum, 2004; Yeo et al., 2015)。在这篇文章中，研究者们通过提出四条推理线并呈现当前的经验数据，说明了为什么缺失模型在科学及其公共传播中持续存在
值得注意的是，研究者们的目的不是使人们忽视知识在公众理解科学中的作用，实际上，知识往往是影响公众如何看待科学技术的重要因素。这项研究的目标是表明获得公众对科学家工作的支持不是科学家向公众传播研究成果的唯一理由。科学家在一系列内在和外在因素的共同推动下参与公共传播。这种传播的好处往往超出了狭隘的缺失模型思维，例如，创造能够参加日常科学辩论的公民。同时，基于两个重要方面的考虑，研究者们希望引起人们对于科学家们为什么仍然坚持缺失模型的更广泛关注。首先，理解这种模型持续存在的原因，有助于学者们更好地理解缺失模型并超越这一模型。研究者们也希望这篇文章以及针对本议题的其他文章能够进一步扩展科学家和其他传播者与公众互动的方式。
一
为什么缺失模型在科学传播领域依然存在？
1. 科学家接受培训从而以理性的方式处理信息
在典型的民主社会中，公民将是理性的思想者。这种客观、理性的公民观念建立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所设想的政治体系之上。理性选择理论随后在政治科学和经济学等领域得到发展，成为理解个人和集体行为的框架(e.g.Downs, 1957; Gely and Spiller, 1990; Ian-naccone, 1995; Simon, 1955; Tverskyand Kahneman, 1986)。理性选择理论的一个关键假设是理性推理。简而言之，该理论假定个人在做决定时，往往会权衡选择所产生的收益与代价，从而实现利益的最大化(Becker,1976; Downs, 1957; Friedman, 1953)。然而，现实显然远非如此。正如Lodge和Taber (2013) 所指出的那样，我们是“理性化而不是理性的公民”。理性思考和客观性也指导着科学的发展。事实上，科学家的训练就扎根于此; 科学的成功和可信度与“在面对更可靠的实验证据时放弃或修改公认的结论”(American Association of Physics Teachers, 1999:659) 的能力联系在一起。换句话说，在科学领域，知识胜过一切。
然而，由于我们每天都面临着数量超出我们处理能力的信息并且缺乏相关的专业知识，因此非专业人士的决策往往是通过启发式或心理捷径来实现的。这种现象已经在经济学 (e.g.Kahneman，2011)、政治学(e.g.Taber and Lodge, 2006) 和科学传播 (e.g.Brossardetal.,2009) 等领域得到证明。当代科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复杂，更与社会相融。现代科学的特点是其跨学科性，突出了不确定性以及在道德、法律和社会影响 (ELSI; Funtowicz andRavetz，1993年) 等层面的高风险性。此外，科学、政治与社会日益交织在一起。美国的“高质量研究法”(High Quality ResearchAct) 也证实了这一点。该法旨在减少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 (NSF) 的自主权，迫使该机构只将资金分配给“对整个社会最重要”的项目 (Rogers，2013)。这种重叠并非不重要，因为人们经常使用政治线索来理解复杂的科学信息(Funtowiczand Ravetz, 1993)。科学无疑是民主社会中公共生活的一部分。然而，科学家的训练似乎并没有跟上跨学科科学的发展步伐。
2. 科学家缺乏公共传播方面的正规训练
尽管科学家们被训练成理性的思考者，他们强调知识获取和经验证据，但他们通常没有接受过作为有效沟通者所需的技能培训。最值得注意的是，传播学和其他社会科学课程通常不被列入物理和生命科学学院研究生的正式课程要求中 (Brownell et al., 2013; The Kavli Foundation,2012)。对STEM(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nd mathematics)领域领先的研究生项目的课程要求进行快速核查后发现，它们很少涉及公共传播或社会科学领域的要求。
研究者们认为，缺失模型在科学家群体中持续发挥作用的部分原因可能在于他们缺乏传播和社会科学实践方面的正式训练。表面上看，这些训练似乎并无必要。但是，这些训练的确会带来好处，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可能会变得愈加重要。
首先，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通过社交媒体进行科学传播可能会对科学家的职业生涯产生积极影响。例如，媒体对于期刊出版物的报道与引文数量的增加有关系(Kiernan，2003)，Twitter对于研究成果的提及次数与衡量科研生产力的h-index得分的高低相关(Liang et al., 2014)。
其次，人们越来越期望学者和研究人员以有意义的方式与公众交流他们的工作。最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国家科学院 (National Academy ofSciences，简称NAS)主席拉尔夫·西塞罗尼一直强烈要求，要采取有效的沟通策略以应对公众对科学缺乏热情和满意度的问题(Chemical& Engineering News, 2005)。西塞罗尼还直接呼吁科学家们要更好地吸引公众参与到科学中来并与公众进行沟通(Cicerone，2006)。学者和工业界成员也呼应了这些倡议，敦促科学家们利用社交媒体作为与公众沟通以及启发公众的手段(Van Eperen andMarincola, 2011)。毫无疑问，不能提供必要的工具以及对于科学传播的理解存在缺陷使得实现这些目标成为一项困难的任务。将正式的传播学课程教育纳入研究生课程，可以提升科学家对于公民如何就复杂的，通常是争议性科学议题形成观点的理解，从而使科学家受益。
但是，增加传播和社会科学研究方面的要求真的会带来缺失模型的消失吗？根据对美国一所大型R1类大学(美国一流的研究性大学)2的全职的、拥有终身教职的科学家们的调查数据，研究者们评估了造成科学家们对于缺失模型过分依赖的原因。通过回归建模，研究者们发现科学家对社会科学的态度与对缺失模型的依从性之间存在相关性。具体而言，研究者们发现那些对社会科学作为一门学科持有更积极态度的科学家不太可能支持缺失模型，至少在纳米技术议题上如此(表1)。这一发现也与Weber和Word(2001)的观点相符，他们认为对于缺失模型的依赖源于科学家们低估了公众在对科学议题形成态度时的决策过程的复杂性。
表1 基于科学家对于公众在纳米技术议题上态度形成的看法，来考察影响科学家放弃缺失模型的因素
当然，由于这种分析仅关注了一个有争议的科学议题，研究者们对这些结果的解释持谨慎态度。然而，科学家对社会科学的态度与他们依从于缺失模式之间的关系既意味着挑战，也意味着机遇。一方面，一些科学家在评估他们自己在传播中的努力时，可能只是不愿意接受所谓“软科学”的发现。这种总体负面的观点可能意味着该领域的课程或背景不会改变他们关于公众如何形成对于科学的态度的思考。另一方面，消除这种偏见可能会促进科学家对社会科学产生更加积极的态度，这可能反过来推动更多的科学家摆脱缺失模型并转向更有效的公共传播实践。
3. 大多数科学家将公众视为各种“他者”
除了对社会科学的看法之外，科学家们认为非科学家公众存在知识缺陷的程度与他们对“公众”是谁的理解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许多认为自己是理性公民和决策者的科学家认为公众是无知的，并对公众是谁有着明确的想法，这往往导致他们采纳缺失模型(Besley and Nisbet, 2013)。相关研究也表明，科学家所持有的“公众是无知的、同质的群体”的观点与缺失模型相关。
为进一步探索科学家对公众的理解，研究者们分析了任职于大学的科学家们对“当听到‘公众’一词时你会想到什么？”这一问题的回答。在分析数据的过程中，研究者们对以下问题很感兴趣：科学家们仍然同质化地看待公众吗？科学家们如何看待他们与公众之间的关系？是否有迹象表明科学家正在摆脱缺失模型？事实上，科学家的回答既展现了他们对于公众的看法，也展现了他们对于他们自己的看法。
研究者认为通过分析所获得的结果对人们理解缺失模型有重要意义。首先，一半的受访科学家倾向于认为公众是非科学的。另外25%的受访者将公众视为不包含他们自身的“他者”。这些观点将科学家与公众中的其他成员分开，形成了一种“我们-他们”的二分法。这种思想可能进一步促成不平等的权力等级制度，在这一制度内，科学家将自己视为独立的，并在某种程度上超越其他的社会成员。它可能意味着限制或禁止科学家和非专业公众之间的有意义的交流。这可能也表明尽管今天的科学越来越公开和政治化，但科学家并未将非科学家纳入到科学对话或辩论中。对于这些科学家而言，允许学术界以外的人进入科学领域可能是超越缺失模型的第一步。
其次，18%的受访科学家对公众持负面评价，这对科学家参与面向公众的科学传播有影响。如果科学家认为公众本质上是无知的、愚蠢的，那么他们坚持采纳缺失模型似乎就是合理的，特别是当公众对研究或资金分配持反对意见时。这些科学家似乎相信直到公众具备了“必要的”信息储备，他们才是科学的一部分，并应该参与到科学中。
缺失模型是科学家参与公共传播的重要预测因素之一(Besley et al., 2012)。由公众缺乏知识是有害的这一观点所推动的传播可能效果有限，并且使公众对科学参与的贡献边缘化。此外，关于科学家对转基因食品争论的看法的分析结果表明，虽然科学家们名义上鼓励公众参与辩论，但他们的修辞实践却阻止甚至破坏了公众参与(Cook et al., 2004)。不幸的是，即使是一小群对公众抱有负面信念的科学家也会对作为一个更大的文化机构的科学产生破坏性影响。
第三，鼓舞人心的是，一些科学家所表达出的对公众的看法似乎摆脱了缺失模型思维。有15%的受访者对公众持正面评价。这些科学家可能更愿意以创新的方式与公众接触。另有13%的科学家回应称拒绝使用“公众”一词，他们更愿意承认人的多样性，从而消灭科学家与其他人之间的等级制度。这些科学家已经认识到“认为公众是同质的和低等的”这一观点是有害的，他们可能更愿意采用基于非缺失模型的方法与公众建立联系。事实上，许多人可能已经在他们自己的工作中这样做了。
4. 缺失模型适用于政策设计
该研究认为，特别是在科学家和政治家之中，缺失模型能够持续存在的最后一个主要原因可能与他们希望推出能够轻松实施的政策有关。政策制定或许是一件棘手的事情，在美国，大量数据表明，这个过程通常是缓慢的 (Lindblom，1959)，并充满政治僵局，因为政治家、利益集团和其他许多相互竞争的行动者都在努力通过政策的制定来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
从政策制定者的角度来说，缺失模型的诱惑依赖于它的简便性。由于缺失模型仅关注公共知识水平，它有利于确定公众对科学缺乏支持的具体来源。它将公众的无知定位为问题，并提出了一个单一且直接的解决方案，即通过教育消除无知。这种方法还有附加好处，即借助于已经建立的基础设施和教育系统就能推进工作。
该研究认为通过教育来提升公众支持科学的水平的方法有一个关键优势：相对于其他可能针对价值观或传递有说服力的信息的方法，它很大程度上保证了两党在这一领域合作的前景。近年来，美国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在许多科学议题上存在争议，其中许多分歧都是围绕着联邦科研项目基金的使用展开的。在这个科学在政治上变得越来越有争议的时代，旨在培养出受过更多教育的公民的课程改革代表了政策制定过程中几乎所有参与者的共同目标。虽然对实现这一目标的具体细节存在分歧是不可避免的(例如关于教学变革的辩论)，但无论是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富人还是穷人，科学家还是非专业公众，他们都认识到了具备科学素养的公民对于国家和社会的重要性。甚至，最严厉的科学批评者似乎也意识到，为了维持我们当前的生活方式，科学家和工程师是必不可少的群体。
另一方面，一个更加细致入微的公共科学态度模型必然超越教育和信息层面。信任科学机构，尊重科学权威和价值观，包括宗教信仰和政治意识形态，这些目标代表了政策制定的浑水区。它们无法通过简单的课程改革或获取新信息来实现。相反，它们相互交织并有多种解释可能。针对上述目标的任何政策制定方式都将进入更加不确定的领域，并导致一个更加艰难的实现改革的斗争。
二
超越缺失模型
在上文的分析中，研究者们也揭示了一些令人振奋的信息：一些科学家正试图超越知识缺失倾向并尝试理解科学传播的其他目标，他们包括那些积极看待公众的、试图摆脱科学家群体优越性偏见的，以及将自身视为公众一部分的科学家。
另外，为继续推动科学传播超越缺失模型，研究者们给出了一些建议。这份简短的清单绝不是全面的，也不是有意为科学的形象问题规定社会科学解决方案。相反，它的目的是为现在的和未来的那些希望提高公众对科学的理解和支持的科学家和科学传播者提供潜在的方向。
首先，加强对科学传播者的训练。虽然媒体格局正在发生变化，新闻职位数量每年都在减少 (Pew Research Center, 2014a)，但社会仍然亟需训练有素的科学传播者。
其次，加强对科学家的培训，提升他们对基于社会科学研究的有效传播技巧的理解和运用能力。正式的传播培训很少作为强制性内容被纳入科学家教育(Brownell et al., 2013),尽管研究者已经注意到有一些例外。然而，除了课程和学位要求之外，那些希望提高其沟通技巧的科学家还有额外的接受教育的机会，例如美国科学促进会(American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简称AAAS)公共科学与技术参与中心提供的那些培训项目。科学家必须抓住机会，主动选择参与到这些项目中。
最后，可以采用适当的方法让社区成员参与到他们本身就很感兴趣的科学议题中。基于社区的研究 (Community-based Research，简称CBR) 侧重于社区成员感兴趣的主题，努力让社区参与者和研究人员公平参与其中，并尝试产生可以解决社区问题并促进积极社会变革的结果 (Strand et al., 2003)。使用这一方法解决科学问题，与社区合作去解答他们的科学问题，或使用公民科学方案，这些都是让公众参与到科学过程中的方法，可以增加他们对科学的理解和参与。基于社区的研究虽不适用于所有主题，但应尽可能考虑。
研究者们也指出，除了本文所提出的这些假设外，科学传播的概念植根于不同的规范性假设。例如，许多认为科学传播是增加人们对于科学的理解和支持的工具的人，就会从利益相关者的角度将科学家和科学组织视为科学传播的参与者。这种规范性假设就隐含在我们的论证中，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正在从科学家的视角评估缺失模型，科学家们经常从利益相关者的角度来看待科学传播。但是，我们认识到这种假设在很多方面都是具有限制性的，因为它不是一种普遍的观点。对科学传播目标的全面的、规范性的反思将很好地服务于科学家，科学传播者和科学传播学者。
注释：
1文中有关参考文献，请参考本译介所介绍原作文后的参考文献列表。
2 “卡耐基高等教育分类”是美国最全面、最权威的大学分类，该分类将美国大学分为博士类大学，硕士类大学，本科类大学，两年制大学和专业类大学。其中，博士类大学(研究类大学)又可分为三类，包括：R1类，提供最高级的研究活动；R2类，提供比较高的研究活动；R3类，提供中等的研究活动。
原文：
Simis MJ, Madden H, Cacciatore MA & Yeo SK (2016). The lure of rationality: why does the deficit model persist in science communication?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25(4), 400-414.
原文链接：
https://journals.sagepub.com/doi/full/10.1177/0963662516629749
作者 |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生 吴乔飞
审阅 | 金兼斌 徐雅倩
编辑 | 袁 洁 尚雪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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