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作译介|科学传播中的热门话题：进攻性语言会降低科学辩论的可信度
2019/4/21 16:16:29钱丽婧 科学传播人
导语
凡辩论，必然会有正反两方，也难免言辞激烈，甚至会带有些许进攻性语言，这种情况在科学辩论中也不例外。在有关气候变化的辩论中，往往会出现情绪化、充满敌意和进攻性的话语。这种充满情绪化和进攻性的话语是否会影响科学传播的效果？本期“科学传播人”为大家推介的有关语言风格对科学辩论信任度的影响的研究可以帮助大家更好地思考这一问题。
该研究是德国明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Münster)心理学系的Lars K?nig和Regina Jucks两位学者共同发表在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上的研究“Hot topics in science communication: Aggressive language decreases trustworthiness and credibility in scientific debates”(科学传播中的热门话题：进攻性语言会降低科学辩论的可信度)。
该研究通过分析辩手在科学辩论中的语言风格(中立vs激进)以及专业隶属(科学家vs说客)，如何对其及信息可信度产生影响，来检验“进攻性语言是否会降低科学辩论中传播者与信息的可信度”，并得出结论：当公众面对科学传播者咄咄逼人的话语时，公众会认为传播者和他们所传播的信息不那么可信。此外，当公众视科学传播者为说客时，他们对科学传播者的信任度降低，然而并不影响传播者所传递信息的可信度。
作者介绍
通讯作者：Lars K?nig
该研究由德国明斯特大学心理学系学者Lars K?nig和 Regina Jucks共同完成并于2019年3月7日首次线上发表。
该研究的通讯作者Lars K?nig，德国维尔茨堡大学心理学硕士，就职于德国明斯特大学。他是“数字世界的信任与沟通”研究训练小组成员。目前，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科学/健康传播、在线环境中的说服力以及数字化学习环境的战略设计。
个人主页：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rofile/Lars_Koenig3
邮箱：
lars.koenig@uni-muenster.de
研究背景
科学研究可以帮助公众获取一定的科学知识，然而任何科学研究领域的发现都不能被认定为100%正确。所有受过科学训练的研究人员都明白，任何的科学发现本质上都还属于初步发现。新的科学发现出现时，往往会被拿来与之前的观点进行比较，这个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争议和分歧。对于公众来说，不需要也不会关心这些所谓的科学辩论，他们更关心的是如何求助科学来做出日常决定。比如“我应该给我的孩子接种疫苗吗？”“加工肉类会致癌吗？”等等。由于现代社会中依然存在着教育不均衡，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因此公众在很大程度上依然会依赖专家的科学主张来做决定。
由于普通公众的科学认知往往有限，而科学论断的复杂性又相对更高，因此在实际生活中的确很难评估信息的真伪，因此可信度判断变得尤为重要。
先前研究发现，在评估科学论断是否可信时，信息源使用何种语言风格会对结果产生影响。先前研究认为相较于使用专业术语，使用日常语言发表观点时，公众会对传播者和其传递的信息产生较高的信任感。采用中立的语言风格而非进攻性的语言风格，传播者及信息的可信度也会更高。
值得注意的是，在过去几十年里，进攻性语言作为一种语言风格常常出现在各种公共辩论中，在媒体报道及政治辩论中尤为常见。目前，还没有相关研究探究科学家在科学辩论中使用进攻性语言的频率。目前，很多现实案例表明，部分科学家正利用进攻性语言来强调他们的论点，并传达他们的科学主张和立场。因此，该研究认为有必要阐述在科学辩论中使用进攻性语言风格的潜在后果。
基于以上的研究背景和思考，该研究提出以下3个研究问题：
1、与中性语言风格相比，进攻性语言风格是否会降低辩手在科学辩论中的可信度和他所提供信息的可信度?
2、与被介绍为科学家相比，被介绍为说客是否会降低其在科学辩论中的可信度和他所提供信息的可信度?
3、被介绍为说客，并且使用进攻性的语言，是否会降低辩手的可信度？
研究设计
具体设计
该研究的研究者设置了一场科学辩论，并规定了辩论中辩论者的职业(科学家or说客)和语言风格(中性语言or进攻性语言)。该研究招募的参与者通过在线观看视频的方式，观看一段科学辩论的视频，随后评估其中一名辩手的可信度和其提供的信息的可信度。
研究者采用了2(语言风格:中立性语言vs进攻性语言)×2(专业隶属:科学家vs说客)的组间实验设计(between-subject experimental design)，创造出四个实验环境。对于每一个实验环境，研究者都会制作一段科学辩论的视频，且该视频由两部分组成。在视频的第一部分，三个男演员出现在舞台上，一个辩论主持人在中间，双方辩友各站两边。视频开始后不久，主持人先转向右边的辩手，对他总结左边辩手早些时候描述的一项研究的结论。然后，主持人问右边的辩手是否同意研究结论。视频的第一部分在四个实验条件下都是一样的。
第二部分视频中，辩论主持人问道：“Schneider先生(右边辩手)，根据Becker先生(左边辩手)的研究，他认为在治疗抑郁症患者时使用抗抑郁药几乎没有效果。你同意吗?”右边辩手回答：“我有一个完全不同的观点。我相信在治疗抑郁症患者时使用抗抑郁药物是完全合理的。Becker的结论是，不使用抗抑郁药物的心理治疗与使用抗抑郁药物的心理治疗一样有效。他得出这一结论的原因在于他的研究犯了一系列非常愚蠢的方法错误。”
表1 科学辩论的台词
在第二部分的辩论视频里，参与者可以看到，右边的辩手不同意左边辩手提出的研究结论，并且从多个角度批评了左边辩手使用的研究方法。该科学辩论的主题是抗抑郁症药物的有效性。之所以选择这个主题，是因为抗抑郁药物的有效性是心理学和医学中广泛讨论的话题。辩论中讨论的科学研究是虚构的，但在视频演示中没有提到。
不难发现，该研究所需的实验操作在视频的第二部分可以实现。根据实验条件，右边辩手以(1)中立的语言风格或(2)进攻性的语言风格描述和批评研究及其方法。进攻性的语言风格是通过添加侮辱性的，消极的和愤世嫉俗的评论来实现的。此外，在视频的第二部分，会不断显示右边辩手的名字：Johannes Schneider和他的身份。根据实验条件，右边辩手的身份在四个视频中被标记为(1)大学药理学专业科学家或(2)曾在药理学游说组织工作的说客。
研究样本
该研究的样本是221名(182名女性，39名男性)德国的心理学专业的大学生，平均年龄23岁(M=22.87, SD=4.00)。平均每名参与者已经在其心理学专业学习4个学期 (M=4.40, SD=3.29)，并花费17分钟(M= 16.51, SD= 5.20)完成了实验。
在实验开始之前，参与者被告知实验将会解决在线视频中科学信息传播的问题。此外，他们也被事先告知该实验的操作程序，他们可以随时结束实验。为了开始实验，参与者必须表明他们已经阅读了所有提供的材料并同意参加实验，同时需填写他们的年龄、性别，在本科或硕士阶段是否修读了心理学，若有，还需要写下他们学习心理学的大学，以及他们目前所在的学期。
在回答了控制变量测量(见“控制变量测量”部分)的问题后，他们被随机分配到四种实验条件中的一种去观看相应的辩论视频(见“设计与材料”部分)。看完视频后，参与者回答了相关指标的测量问题(见“可信度测量”部分和“诚信测量”部分)。随后，参与者回答了有关操作层面测量(见“操作检查”部分)的问题。他们被告知实验的操作、视频中辩论的科学研究及其结果均为虚构。
控制变量测量
四项控制变量被纳入研究，以评估实验组在可能影响研究结果的特征方面是否存在差异。研究者认为，经常看网络视频的人可能比偶尔看网络视频的人更能识别网络视频的质量。因此，该研究向参与者提问“你多久看一次网络视频?”(网络视频的一般用途)和“你使用在线视频来学习或获得新技能的频率是?”(网络视频的教育用途)，回答会采用7级李克特量表来评价。
此外，研究者认为很有可能对一个话题了解得很透彻的人做出的可信度判断，与对同一话题了解不充分的人做出的判断不同。因此，研究者向参与者提问“你对抑郁症和抗抑郁药了解多少?”(先验知识)。最后一个问题是，“是否同意‘抗抑郁药物是治疗抑郁症的有效药物’的说法？”(先验态度)。以上问题均采用7级李克特量表来评价。
信息可信度的测量
该研究通过三种方式来测量科学辩论中信息的可信度，即参与者对辩论所提及的信息的总体信任程度、参与者对抗抑郁药的态度和参与者的主观理解(参与者在辩论中收获的知识)。参与者以1(完全不同意)至7(完全同意)为评分标准，表示他们对所提供的陈述的同意程度。
传播者可信度的测量
两位研究者设计了三个维度的测量方法来评估传播者的可信度，分别为：马基雅维利主义(马基雅维利以主张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而著称于世，马基雅维利主义(Machiavellianism)也因之成为权术和谋略的代名词)；专业性、正直、仁慈(一个用于在线环境下评估专家可信度的测量方法)；喜爱度(一个普遍的测量喜爱度的方法)。
马基雅维利主义：德国版的马基雅维利主义量表是用来评估一个人是通过何种方式来达到目的的。比如：Johannes Schneider(视频中的辩手)是使用欺骗或说谎来达到目的。参与者可以用1(完全不同意)到7(完全同意)来表明自己的感受。
专业性、正直、仁慈：参与者需回答15个问题，以对视频中的辩手的诚信度进行评估打分，评分范围从1(完全不值得信任)到7(完全值得信任)。
喜爱度：参与者需对11个陈述做出评分以评估参与者对科学辩论中辩手的喜爱度。比如：“我会向Johannes Schneider寻求建议”，评分范围为1(完全不同意)到7(完全同意)。
操作层面的检查
该研究通过两种方式来评估参与者对视频中辩手的语言风格和专业隶属的记忆是否正确。
语言风格：为了评估参与者在看完视频后是否记得辩手的语言风格，参与者需要回答“在科学辩论中辩手是否使用了某些进攻性的表达”。参与者可以在“是”、“不是”和“我不知道”之间进行选择。
专业隶属：为了评估参与者是否记得辩手的职业，他们被问到“Johannes Schneider为谁工作?”参与者可以选择“大学”、“游说组织”和“我不知道”。
研究结果
该研究以语言风格(中性语言vs进攻性语言)和专业隶属(科学家vs说客)为自变量，进行了被试间方差的双向分析。研究的数据集包含了更多的变量，这些变量没有在本文中描述，也没有进行分析，是因为它们超出了该研究的分析范围。
在221名参与者中，195名参与者(88%)正确地记住了在科学辩论中辩论者的职业归属，205名参与者(93%)正确地记住了他使用的是中性语言还是进攻性语言；179名参与者(81%)正确地记住了两者。由于该研究感兴趣的是这两个因素是否相互作用，因此该研究最终是基于179名正确记忆这两个因素的参与者的数据进行分析的。
控制变量测量
研究者在分析因变量之前，以实验条件为自变量，以控制变量为因变量，进行了4次单因素被试间方差分析，分析四组被试在影响研究结果的方面是否存在差异。结果表明,四个实验组在“在线视频使用，在线视频用于教育目的，先验知识，以及他们对抗抑郁药的态度”这四个方面没有显著差异。因此，在进一步的分析中没有包括这四种控制变量的测量。
信息可信度测量
1、参与者对总体信息的可信度。该研究发现，语言风格对信息的可信度有显著影响，即进攻性语言会降低参与者对信息可信度的评价。专业的隶属(科学家和说客)对信息可信度没有显著影响。
2、对抗抑郁药的态度。该研究发现，辩手的语言风格和专业隶属对参与者所持的抗抑郁药态度无显著影响。
3、主观理解。该研究发现，语言风格会显著影响参与者的主观理解，进攻性的语言会降低参与者对信息的主观理解和知识获取。同时，研究发现，专业隶属对主观理解的影响不显著。
传播者的可信度测量
1、马基雅维利主义。该研究发现，在马基雅维利主义方面，语言风格和专业隶属都会产生显著影响。语言风格激进的人被认为坚持马基雅维利主义的评分高于使用中性语言者；身份被标注为说客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评级高于被标注为科学家的传播者。
2、专业性、正直和仁慈。该研究发现，语言风格会对辩手的专业性产生显著影响，进攻性语言会降低人们辩手专业性的评价，辩手本身的专业隶属对专业性的评价无显著影响。研究发现，语言风格和专业隶属都会显著影响参与者对辩手正直程度的评价，进攻性语言导致辩手的正直度降低，说客身份会降低参与者对辩手的正直度评价。研究发现，语言风格和专业隶属会显著影响参与者对辩手仁慈度的评价。进攻性语言和说客身份会使参与者感觉辩手不太仁慈。
3、喜爱度。研究发现，语言风格和专业隶属都会显著影响参与者对辩手的喜爱度。进攻性语言和说客身份导致辩手被认为不太讨喜。
表2 语言风格和专业隶属影响下的因变量的均值和标准差
结论与讨论
研究问题1是关于语言风格(中性语言vs进攻性语言)是否会影响公众对辩手的可信度和信息可信度的判断.研究人员假设，与中性语言风格相比，进攻性语言风格会对辩手的可信度和其提供的信息的可信度产生负面影响。该研究证实了这一假设。
如果辩论者使用进攻性的语言风格，他会被认为是一个更善于操纵的人(马基雅维利主义)，更不称职的人(专业知识)，更不真诚的人(正直)，更不仁慈的人(仁慈)，以及更不讨人喜欢的人(喜爱度)；他提供的信息被认为不那么可信(信息可信度)；参与者会认为自己从科学辩论中学到的东西更少(主观理解)；唯一不受语言风格影响的可信度测试是参与者对科学辩论主题的态度(对抗抑郁药的态度)。
研究问题2关注的是辩手在科学辩论中的专业隶属(科学家vs说客)是否影响他的可信度和其提供的信息的可信度。研究人员假设，被介绍为说客，与被介绍为科学家相比，公众对其信任感会降低。该研究也证实了这一假设。
被介绍为说客，辩手会被认为更具操控性(马基雅维利主义)、不那么真诚(正直)、不那么仁慈(仁慈)和不那么讨人喜欢(喜爱度)。研究发现，辩手的专业隶属不影响其提供的信息的可信度。
研究问题3关注的是在科学辩论中辩手的语言风格(中性语言vs进攻性语言)和专业隶属(科学家vs说客)是否会相互影响他的可信度和其提供的信息的可信度？研究人员假设，身份是说客时，会加剧进攻性语言风格的负面影响。但研究结果显示，这两个因素并不相互作用。
该研究表明，当公众面对科学传播者咄咄逼人的语言时，他们会认为传播者和其传递的信息可信度低。此外，当公众认为科学传播者的身份实际上是说客时，他们会被认为不太值得信任，然而并不影响他们所传递信息的可信度。
这些发现对各个学科和专业都很重要，因为这些发现可以表明，科学信息寻求者不仅仅对科学信息本身有要求，同时，他们对科学信息的呈现方式和呈现者也非常敏感。
虽然该研究结果强调了语言风格和科学传播者专业隶属的重要性，但目前还难以将研究结果推广到总体。两位研究者认为这可能和该研究的样本选取有关。
该研究选取的样本是年龄偏低的大学生，研究者认为年轻一代比年长一代更习惯进攻性语言的存在，因此他们可能对进攻性语言有不同的反应。研究者建议未来应该在不同的年龄组中重复这项研究，从而检验该研究结果是否仍适用。另外，该研究的研究样本由本科生和研究生组成，他们的信息素养可能高于普通公众。因此，未来应该在信息素养不同的参与者中重复此项研究，以分析信息素养是否会对研究结果产生影响。
科学辩论的辩题可能也会限制研究结果的推广。例如，该研究发现，参与者对科学辩题的态度，即对抗抑郁药物的态度不受语言风格的影响。这一发现的一个可能原因是，研究样本由心理学系学生组成，他们在学习过程中反复接触有关抑郁症和抗抑郁药的信息。因此，研究参与者可能已经对这个话题有强烈的态度，一次科学辩论不足以显著改变他们的想法。此外，心理学专业的学生可能对关于抗抑郁药物的辩论特别感兴趣，因此他们对呈现的信息的反应可能与普通大众不同。因此，今后可以尝试在剔除心理学或医学背景的参与者中重复这项研究。
研究者还认为该实验选取的国家也进一步限制了结果的普遍性。研究者认为，德国公民的认识更具一致性，德国公民讨论的重点是“建立能够支持政策共识的、经过共同精心设计的专业理性”。由于这种协商一致的方式，德国的公民讨论可能不像其他国家一样激烈。因此，这项研究的结果可能无法在不同的国家推广。
原文：
Lars K?nig, Regina Jucks (2019). Hot topics in science communication: Aggressive language decreases trustworthiness and credibility in scientific debates.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1–16.
原文链接：
https://doi.org/10.1177/0963662519833903
作者 |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生 钱丽婧
审阅 | 金兼斌 徐雅倩
编辑 | 尚雪芬 袁 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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