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作译介|科学传播是文化：强调仪式在科学传播中的作用
2019/4/29 16:45:15王辉 科学传播人

    

     导读

     美国著名新闻传播学者詹姆斯·凯瑞(James W. Carey)以其传播的两种观点：“传播的传递观”(a transmission view of communication)和“传播的仪式观”(a ritual view of communication)而闻名，其中后者尤为凯瑞所重视。“传播的传递观”视“信息的移动在本质上是与货物或人的位移相同的过程”；“传播的仪式观”则把传播看作一种以团体或共同的身份把人们吸引到一起的神圣典礼，一种人们共享意义的文化仪式。这些观点可见于凯瑞的论文集《作为文化的传播》(Communication As Culture，1989)，此部论文集成为传播学文化研究学派的名作，而经典常读常新，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的学者Gwendolyn Blue在2019年为此写了一篇书评(“Science Communication Is Culture: Foregrounding Ritual in the Public Communication of Science”)。这篇书评的独特之处是论证了传媒学者詹姆斯·凯瑞的“传播的仪式观”跟科学传播领域的相关性。作者认为“尽管凯瑞在美国新闻、媒体和文化研究领域是一位有影响力的人物，但他的见解在科学传播领域的影响还不那么突出。这正是科学传播学学者接触凯瑞思想的一个好时机，因为该领域正从传播的缺失模型转向近几十年来更为流行的对话文化模式”。此文于2019年4月发表在Science Communication上。

    

     作者简介

    

     通讯作者

     Gwendolyn Blue，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地理学系(Department of Geography, University of Calgary)的副教授。她接受过文化研究方面的正式训练，研究领域包括气候变化、基因组学和食品政治等领域的科学和技术的正式、非正式公众参与。

    

     书评摘要

     这篇书评论证了詹姆斯·凯瑞的传播的仪式观与科学传播领域的相关性。传播的仪式观要求对传播的地理、历史和物质维度进行考察，其中对话、机构、公共空间和集会为民主参与提供了有利条件。这是一个科学传播学者与凯瑞的观点进行交流的时机，因为这个领域从传播的缺失模型转向了近几十年来越来越普遍的对话和文化模式。仪式观作为对科学传播经验性、工具性描述的补充，它强调了理论化、人文性方法的重要性。

    

     "传播的仪式观“的由来

     在20世纪70年代，凯瑞将解释和批判的方法论引入美国传播学和新闻学研究领域，为文化研究等领域的发展开辟了道路(Carey & Grossberg, 2006； Clark, 2006； Grossberg, 2009； Steiner & Christians, 2010)。凯瑞在其学术生涯中一直关注的一个问题是，他那个时代的传播科学忽视了传播的文化和理论层面，包括形成学术界传播模式的制度价值和假设。他指出，自从传播学在美国作为一个建制化的学术学科成立以来，它就倾向于用功利主义的术语来对待其分析对象，其中信息的传递是一个导向性的隐喻。它导致人们把传播理解成是实现教育、学习、态度改变和行为改变等特定目标的工具。凯瑞反对这种对传播的理解，提倡一种互补的模式，强调仪式的作用，强调历史和地理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这种联系塑造并促进了思想和实践的传递和表达。凯瑞重申了哲学家约翰?杜威(John Dewey)的观点，即公共传播是创造、维系和修复民主制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坚持认为，传播就是文化：传播是跨越时空将社会凝聚在一起的粘合剂。

     凯瑞的“传播的仪式观”与当代科学传播研究有着密切的关系，就像它与50年前美国新兴的文化研究传统的关系那样(密切)。在美国和其他地方，传播理论在以研究模型为主导的知识领域中被不断构建，在这些研究模型中，(能够进行量化测量的)工具性的学术方法正在(重新)流行。(参见Bratich,2008，讨论传播研究的总体趋势)。至于什么是工具性的方法？举例来说，比如“科学传播”这一概念，可以将其(操作化)定义为：“使用适当的技能、媒体、活动和对话来产生以下个人反应：意识、享受、兴趣、形成观点和对科学的理解”(Burns, O’connor, & Stocklmayer, 2003, p.185)。而凯瑞的“传播的仪式观”则没有这种(可以用来直接测量的)工具性特点，但无论如何，它们在政治上意义重大，在智识上具有广泛性。正如敏锐的他所观察到的，传播学者看待世界的方式所依据的概念模型与最终出现的社会关系类型密切相关。简而言之，传播理论不仅关系到我们如何理解这个世界，而且关系到我们如何与之互动。

     接下来，作者对科学传播学的发展轨迹作了简要概述，以便将凯瑞的研究置于该领域研究重心的转移之中。之后的部分和结论概述了凯瑞的传播的仪式观，并讨论了它如何与当前的科学传播方法以及它提供的独特见解相联系。

    

     从线性的到文化的科学传播观

     《科学传播》期刊的读者都很清楚，科学传播是一个多元化的研究领域，涉及多个学科(Bucchi,2008； Priest,2010)。从广义上讲，科学传播研究可分为三种方法：线性、非历史的方法(公众理解科学“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对话方法(公众参与科学“public engagement with science”)；文化方法(科学与公众共同体“coconstitution of science and publics”)。在实践中，这些研究方法之间并不存在截然的分离。这些分类对研究人员来说是具有启发意义的，因为它们提供了一个焦点，用于检查科学家和普通公众被要求在相互关系中扮演的角色及转变，同时这些传播模型告知如何分析、理解和实施这些社会互动。

     狭义上的科学传播是指被授权生产和代表科学的人(如科学专家和传播学专业人员)与消费科学信息的人(如各类非专业公众和决策者)之间的线性传播形式。克劳德?香农(Claude Shannon)和沃伦?韦弗(Warren Weaver)(1963)的传播信息模型就是一个例证，它极具影响力，但过于简单化。基于物理系统中信息传输的数学方法，该模型假定人际传播以类似线性、非语境化、非政治和非历史的方式进行。这种传播模式的形成，反过来又有助于形塑公众对科学运动的理解。科学运动是一个以科学为中心并以科学为主导的倡议，强调科学在社会中所发挥的教化作用。关于科学传播，在科学家中占主导地位的理解，具有以下特点：科学和公众是分离的，只有前者影响后者；传播是一个信息传递的过程；媒体是传递科学信息的一个不完善且常常被扭曲的渠道；公众是被动的、无知的，有时甚至是对科学知识怀有敌意的接受者(Bucchi,2008，pp.58-59)。这些假设形成了Arie Rip(2006)所称的“公众参与的民间理论”(folk theories of public engagement)，这些理论的流行不是通过经验验证获得，而是通过人们广泛而重复地应用实现的。

     20世纪90年代，从“公众理解科学”向“公众参与科学”的理论转变，改变了研究和实践的领域。这一变化是由对线性缺失模型的批评和它隐含的将公众想象成等待被权威事实填满的空容器而引起的(Callon,1999; Irwin & Wynne, 1996; Wynne, 1992)。与缺失模型相反的是，科学传播的参与模型认为公众会积极处理科学信息，在进行有关科技政策的协商时也会非常熟练。

     与参与模式相结合，科学传播还研究了以权力、身份、价值观和代表性为中心的文化问题。科学传播中的文化转向，吸收了广泛的知识传统。对于那些从事科学和技术研究的人来说，公共参与模型通过将科学定位为一种文化，一种具有社会条件、历史偶然性和价值承载的机构，从而为非专业公众的参与提供了途径。符号互动主义的传统反过来说明了表演、叙述和仪式的中心性，在这种仪式中，专家们在公共场合 (Hilgartner,2000；Wynne,2013)(Rip, 2006) 交流科学。将英国文化研究的传统与科学技术研究的见解相结合，莎拉·戴维斯(Sarah Davies)、马嘉·霍斯特(Maja Horst)和艾伦·欧文(Alan Irwin)扩展了科学传播的文化描述范围，包括身份形成、非正式的世俗实践、以及机构化、国家化的知识、表征和意义的生产(Davies，2011；Davies & Horst，2016；Horst，Davies，&Irwin，2016；Horst & Irwin，2009；Irwin，2006；另见Broks，2006；Longnecker，2016)。将科学传播置于国际环境中，进一步说明了不同社会群体和地理区域之间不相容的、有时不可通约的身份、叙述和价值观(Medin & Bang, 2014)。

     虽然科学传播的理论方法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一个默认的假设往往仍然存在，即传播的基本作用是传递、交换和共享思想、符号、知识和信息。通过赋予传播的某些方面以特权，即学习、理解、告知、解释和表达，现有的科学传播方法排除了凯瑞认为需要考虑的仪式的某些维度。

    

     传播即文化：传播的仪式观

     凯瑞的“传播的仪式观”提供了什么是科学传播的现有方法所缺失的。值得注意的是，从一开始凯瑞就没有创造“传播的仪式观”的模型；相反，他恢复了被忽视的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轨迹，试图批判和提出一种替代他那个时代美国通信部门经验主义方法的方法，从而让一场更古老的对话保持活力。

     凯瑞的理论取向来源广泛，包括芝加哥学派的符号互动主义、涂尔干的仪式观、韦伯的现代性社会理论、伊尼斯和芒福德的批判技术研究以及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在这些不同的影响中，杜威的一个更重要的见解是，公共对话的世俗行为是民主参与的重要命脉，因为它们使人们能够作为活跃的公民，在充满活力的公共领域中共同生活。和杜威一样，凯瑞将公共对话广义地定义为任何影响公共生活的讨论，包括面对面的接触、新闻散文、小说、诗歌和学术出版物。

     凯瑞以杜威的论断“社会不仅因传递与传播而存在，更确切地说，它就存在于传递与传播之中”为基础，确立了关于“传播的仪式观”。以学术和实践为基础，凯瑞认为，介词(从by到in)的变化表明杜威意识到了美国两种截然不同的传播观之间的紧张关系：作为跨越空间的信息传递，作为人类交往的一种仪式。凯瑞(1989)认为，基于信息的传输、分发、发送、接收和翻译等隐喻的传播观在传播学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并且影响深远。这种模式及其相关的隐喻与在国家建设时期建立的思维方式是分不开的，当时的思维方式是“利用通讯和交通工具，将影响、控制和权力扩大到更远的距离和更大的人口范围”(pp.42-43)。相比之下，仪式方法将传播定位为一种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交流和联系的行为，强调“构建和维护一个有序、有意义、作为人类行为的控制器和容器的文化世界”(Carey,1989，p.19)。

     凯瑞(1989)在阐述其“传播的仪式观”时，对当时流行的关于语言的两种观点提出了挑战：“一种观点把语言看作是提及的事、通信和陈述；另一种观点认为，语言的功能主要是表达关于世界的主张”(p.84)。凯瑞反对试图将传播定位为一种可以通过据称中立的分析方法发现和揭示的对象。凯瑞强调，社会现实既不是预先设定的，也不是日常生活经验的外在展现，他认为传播构成了社会世界。正是从这个基础上，他坚持认为传播就是文化。同时，作为人类互动的产物和容器，文化“在日常生活中形成和维持、修复和改造、崇拜和庆祝”(Carey,1989，p.87)。

     例如，报纸对民主生活的作用的发挥，不仅通过提供信息、告知读者，而且通过培育、增进公共对话。简言之，报纸在压制和边缘化其他文化实践的同时，使某些参与的文化实践成为可能。生产、购买和阅读报纸的日常行为，使读者、记者、编辑、送报者、报摊雇员等等各类人，彼此建立起一种暂时的关系，否则这些关系是不会发生的。反过来，读报这一简单的行为，让公民更加期待了解最近发生了什么事，更加关注当下，而不是过去。因此，报纸的行为方式，与其他现代性技术类似，它为透明、可见和当代性的规范提供了条件，使之在公众的想象中占据一席之地。

     凯瑞的仪式观在理论上与当代科学传播学相关的是，它从传播具体的和物质的维度将情境化的对话行为与广阔的现实世界联系起来。从具体化的角度，传播始于仪式就是说在某种意义上它始于对话；从物质维度来讲，对话需要两人或多人存在。口头演讲或交谈其实就是表现为一种社会关系，在这种社会关系中，人们需要动用视觉、听觉、触觉等各种感官。(Carey，1997，p.314)

     对凯瑞来说，传播不能仅仅被简化为符号交换，因为它还包括物质、情绪和情感维度，这些维度塑造了意义如何随着时间和空间的推移而共享和转换。简言之，文化并不是塑造人类行为的价值观和规范的一种附带现象，而是通过各种情绪、信仰、欲望和实践相互交织和实施的，通过这些情绪、信仰、欲望和实践，秩序被施加于混乱和不确定性之上。仪式是文化的一种具体形式，它提供了人们所进入的社会关系的形式和状态，并通过这种社会关系来生产、协商、争论和维护意义。

     在前台表演的仪式中，凯瑞提供了一种明确的、有条件的传播方式，在这种方式中空间很重要。凯瑞坚持认为，文化不是从抽象的角度来分析，而是从地理、历史和物质位置的理解来分析，他认为，除非这些描述也涉及到“特定文化了解、判断和创造世界”的空间过程，否则对传播进行概括的尝试是有缺陷的(Carey，1997，p.311)。这一说法与希拉·贾萨诺夫(Sheila Jasanoff)2004年的观点相呼应，即科学是通过赋予其意义的地域性公民认识论来解释的。对于凯瑞来说，空间过程不可能被还原为被动的物理容器或外部环境，与时间和文化的展开无关；相反，空间过程是指物质环境、技术中介、社会实践和符号行为之间的相互作用。认真思考传播的空间维度：承认实体空间在砖和砂浆意义上，虚拟空间在意义共享意义上，以及社会空间在决定物理空间中允许哪些人和哪些人被认为是可接受的假设和规则意义上的相互关系。例如，公众是一个深刻的空间概念，它同时指的是公民聚在一起做出集体决定的方式，这些遭遇的可见性，以及民主实践展开的物理空间(Parkinson，2012)。

     通过将传播理论和方法置于跨时间和空间维持其维护的文化中，凯瑞(1989)坚持认为，仪式观点应鼓励学者考虑“传播模式的构建、理解和使用”(p.32)。因此，传播的仪式模式也强调了反身性(reflexivity),即反映一个人的体制假设和价值观的能力,这是公众参与涉及科学和技术问题的重要结果(Wynne，1993)。

    

     总结

     对于那些不熟悉凯瑞观点的人来说，这篇评论只是对他作品的简要介绍。对于那些熟悉凯瑞作品的人来说，这篇评论就像是邀请他们重新审视他提出的观点。通过将传播定位为对公共生活的形成和维系至关重要的仪式性活动，凯瑞(1989)认为，如果不考虑传播作为“产生、维系、修复和转化现实的象征性过程”的方式，我们就无法充分理解信息的传递(p.23)。

     迄今为止，凯瑞的思想(洞见)对科学传播领域学术研究的影响，还没有像对新闻、媒体和文化研究的影响那样深入。这使得科学传播失去了重要的洞察力，在其他学术领域，这(洞察力)一直被认为是基础。凯瑞那看似简单的“传播就是文化”的论断，指出了传播的重要性，因为它既是描述和构成现实世界的一种手段，也是通过传播与政治生活之间的密切联系使民主生活成为可能的各种方式。

     总之，与凯瑞所复兴和改造的人文主义方法的遗产进行对话，可以丰富和拓宽科学传播研究在文化方面的视野。科学传播领域一直以来倾向于从公众科学素养缺失或公众对话的角度构建其理论模型，而将传播看作是传递和仪式的观点，可以为之开辟新的概念框架或理论路径，使科学传播正好与以文化、身份和物质性问题为中心的学术研究联系在一起。

     原文：

     Gwendolyn Blue (2019). Science Communication Is Culture: Foregrounding Ritual in the Public Communication of Science. Science Communication, 41(2), 243-253.

     原文链接：

     http://sage.cnpereading.com/paragraph/download/10.1177/1075547018816456

     作者 |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生 王辉

     审阅 | 金兼斌 徐雅倩

     编辑 | 袁 洁 尚雪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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