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作译介 | 科学家在Twitter上针对气候变化议题的互动
2019/6/10 10:17:38徐雅倩 科学传播人

     导语

     在科学议题逐渐引起社会各界人士关注的当下，更好地实现科学家和其他社会主体之间的交流是人们共同的期盼。社交媒体的蓬勃发展帮助科学家和非科学领域的社会主体实现了自由沟通和交流。科学家在社交媒体平台上会和非科学领域的社会主体展开怎样的互动，使用何种语言风格？当科学家面对科学界同行时，互动方式和面对公众时是否存在差异？

     今天，“科学传播人”为大家推介的Stefanie Walter，Ines L?rcher 和Michael Brüggemann三位学者共同发表在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上的研究Scientific networks on Twitter: Analyzing scientists’ interactions in the climate change debate(Twitter上的科学网络：分析科学家在气候变化辩论中的互动情况)，关注的就是上述话题——科学家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的互动情况。

     该研究以气候变化议题为例，采用网络分析和内容分析的方式，探讨科学家在Twitter上的互动对象，当互动对象发生改变时，科学家的互动方式是否也随之变化。研究发现，科学家与科学界同行之间的互动最为频繁，更多地采用中立的语言来交流。当面对非科学领域的社会主体时，比如记者、政治家和国内公众，科学家往往会使用相对负面消极的语言。同时，面对政治家时，科学家会更加强调事件的确定性。因此，可以看出，科学家在Twitter上的语言使用是有策略和针对性的。

     作者简介

     Stefanie Walter是该研究的通讯作者，她是政治学专业博士，目前在德国不来梅大学的媒体、传播和信息研究中心担任高级研究员。Stefanie Walter的研究兴趣是政治和气候变化传播，以及计算社会科学领域的相关研究。

     科学家的角色和科学传播

     当我们想象一位科学家时，首先映入脑海的会是象牙塔里专注科研的大学教授。这是对科学家最经典和理想的想象，即他们是“纯粹的科学家”，首要关注的是科学研究。社会也期待科学家能够使用准确、有效和可信赖的研究方法产出更多的知识和发现。在传播、扩散科学家的某项发现时，同行评议的出版物发挥着重要作用。以上种种因素使得科学家的科学传播往往集中在科学界而非面向公众，与公众、记者、政治家等非科学界的互动对科学家实际的研究工作没有明显的帮助。

     但还是会有科学家利用新媒体进行面向公众的科学传播，他们提到的原因主要是希望利用科学传播，提升公众对科学的积极态度。之前的多项调查显示，60%-70%的科学家会与媒体记者进行相对职业化的交流，但很少有科学家会选择新媒体直接与公众互动。

     尽管科学家主动选择利用新媒体与公众对话的实践不多，但社会的发展和变化越来越要求科学家开展面向非科学界的科学传播。部分科学家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紧密。一部分科学家会担任咨询委员会的专家，为政策制定者提供建议。他们的角色相当于“真诚的经纪人”(honest broker)，会考虑到政策牵涉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主动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不同的政策。另外，还有部分科学家充当“议题推动者”(issue advocates)的角色，推动一个特定的政治议程或者主动推荐自己偏好的政策。这两类科学家会主动进行面向非科学界的科学传播，他们愿意利用自己的研究来推动政策的制定。

     根据科学家的不同形象和角色，该研究认为，科学家在社交媒体上可能会互动的群体有四类：(1)其他科学家，可以与其讨论相关研究；(2)记者，科学家可以将自己的研究告知记者，间接传播给更广的群体；(3)政治家；(4)国内公众，科学家直接与更广泛的社会群体进行交流。

     该研究提出一个研究问题，即：

     科学家在Twitter上如何与政治家和国内公众互动？

     先前研究发现，科学家有意愿使用新媒体，尤其是与科学界同行互动，因为他们可以借此得到反馈，推进自己的研究。还有研究表明，科学家在Twitter上最愿意互动的是其他科学家。因此，该研究提出假设：

     假设1：在Twitter上，科学家主要与其他科学家进行交流而不是记者、政治家或公众。

     当科学家面向非科学界时，与记者沟通交流往往被认为是最传统的科学传播方式。科学家可能不会主动与记者互动，但记者往往会提及科学家。因此，该研究提出第二个假设：

     假设2：在Twitter上，与科学家互动的主要是记者而不是政治家和公民社会。

     先前研究表明，科学家会使用准确无误的语言与其他科学家交流，以避免夸大和情绪化。因此该研究假设：

     假设3：与直接发给其他科学家的推文相比，科学家发给记者的推文表达了更多的负面情绪。

     科学家与公众交流的目的之一是传播自己的研究发现。相比和自己的同行交流，在这一过程中，科学家们往往不会主动强调研究中的不确定性。先前研究表明，科学家更有可能与记者交流科学知识的确定性。因为，科学家往往会受到一些质疑，尤其是在极端化和政治化的科学议题中。因此，该研究假设：

     假设4：与其他科学家互动相比，科学家在与记者、政治家和普通民众互动时更强调确定性。

     研究数据和测量

     该研究利用汉堡大学的Online Media Monitor软件，键入关键词“#climatechange”或“climate change”或“global warming”，得到了从2017年10月1日至2018年3月31日有关气候变化的推文，共计2,876,417条。使用R语言和推文元数据中提供的信息，该研究将数据集限制为英文推文。气候变化议题在美国的讨论最为极端，因此该研究又把推文限制为发送者来自美国。由于该研究主要探究推文作者之间的互动，因此，研究者剔除了那些既没有提及其他用户也没有被提及的推文。

     该研究使用网络分析的方式，来分析科学家与其他用户之间的关系。该研究测量了互动网络中科学家节点的入度中心性和出度中心性，以分析科学家是主动与其他用户互动还是被动地接受信息。在分析科学家如何与其他用户互动时，该研究建立了一个子集，该子集仅包含科学家给其他科学家、记者、政治家和普通民众发送的推文。研究人员对推文内容进行了处理，包括删除@、标点和推文中的链接，只保留文字内容。研究者利用Linguistic Inquiry and Word Count (LIWC)程序对文本内容进行了分析。

     研究结果

     图1显示的是科学家、记者、政治家和普通民众的互动情况。@realDonaldTrump的入度中心性最高，意味着其他用户提及该用户最为频繁。@Revkin的出度中心性最高，Andrew Revkin是美国知名的科学和环境领域的记者。图1中，位于边缘的蓝色群簇代表的是科学家群体，从表1可以看出科学家的入度中心性较低，意味着很少有用户会提及科学家群体。红色的群簇代表的是政治家，从表1中可以看出，其入度中心性最高，在辩论中会得到来自其他群体较多的关注和提及。黄色的群簇代表的是记者群体，绿色是普通民众。

    

     图1：Twitter 上有关气候变化辩论的整体网络

     表1：辩论主体分布，度中心性测量，网络节点颜色

    

     图2展示的是科学家群体内的互动以及科学家与其他社会主体之间的互动情况。该研究的样本中包含8516位科学家，其中有不到30%的科学家(N=2457)会与其他科学家互动(图2a)，与记者互动的科学家(N=2615)数量相对较多。科学家与国内公众互动的网络以及科学家与政治家互动的网络相对较小，意味着与这两个群体互动的科学家不多。

    

     图2：科学家与(a)其他科学家(b)记者(c)国内公众(d)政治家 的互动情况

     该研究的假设1是科学家在Twitter 上往往会更多地提及科学家，而不是记者、政治家和国内公众。从表2可以看出，科学家提及记者和政治家群体明显多于科学家自身，因此，该研究拒绝了研究假设1。该研究的第二个假设认为记者会在Twitter上更多地提及科学家，但表2显示，科学家与记者互动的入度中心性仅有0.29，因此，该研究拒绝研究假设2。对比科学家的出度和入度中心性，总体来看，科学家的出度中心性高于入度中心性。因此，该研究认为，科学家在Twitter上进行的有关气候变化问题的讨论中，扮演的是相对积极的角色，与传统印象中“纯粹科学家”不同。

     表2：图2网络中科学家的中心性对比

    

     研究假设3探讨的是科学家发送给记者的推文所表达的负面情绪要重于科学家们之间的交流。从表3中可以看出，当科学家与其他科学家交流时，推文中仅有1.64%的文字表达的是负面消极的情绪。但在科学家发送给记者的推文中，有2.33%的文字表达的是负面消极的情绪，并且这种差异是显著的。因此，研究假设3被证实。同样地，科学家与政治家和公众交流时也表达出更多的负面消极情绪。这可能表明，当科学家与非科学界群体交流时，会更多地强调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

     表3：图2网络中科学家推文内容的差异

    

     该研究的最后一个假设是：对比科学家之间的互动，科学家与记者、政治家和公众互动时更强调确定性，使用更多的确定性话语。表3显示，在科学家群体之间的交流中，有1.03%的文字属于确定性话语，明显低于科学家与政治家互动时使用确定性话语的比例。但这与科学家和公众、记者之间交流时使用确定性话语的比例没有显著差异，因此该研究部分支持研究假设4。

     结论

     该研究探讨的是科学家针对有关气候变化议题在Twitter上与谁互动以及怎样互动。该研究意在探究科学家是遵循传统的沟通交流实践，仅与科学家同行交流，还是会直接与记者、政治家和公众沟通。该研究的结果显示，科学家在Twitter上的互动交流行为完全背离了公众心中传统的“纯粹科学家”的形象。研究发现，科学家与其他社会群体之间的交流也很频繁，尤其是科学家与媒体之间的互动。在所有的网络中，科学家的出度中心性要高于其入度中心性，这意味着科学家群体是积极的信息发送者而不是被动的信息接收者。

     在与非科学界交流互动时，科学家会使用更多的表达负面消极情绪的文字。这表明科学家可能会调整自己的表达以适应新闻媒体的表达方式。或是戏剧化呈现科学发现，从而更好地推动其应用。同时，研究还进一步证实了先前研究的结论，科学家在与非科学界交流时会更少地提及气候变化问题中的不确定性。

     对于今后有关该主题的研究，该研究给出了以下建议：今后的研究可以关注“跨界”的主体，即同时隶属于科学界和政治界的主体，例如NASA。另外，今后的研究可以进一步分析推文的内容，探究在面对不同的群体时，科学家发送的推文的主题和框架是否存在差异。在面对其他科学家时，科学家可能会交流具体的研究细节，但面对公众时，科学家可能会与其交流更加基础的、达成一致的、确定的研究发现或解释原因。

     原文：

     Stefanie Walter, Ines L?rcher &Michael Brüggemann (2019). Scientific networks on Twitter: Analyzing scientists’ interactions in the climate change debate,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1-17.

     原文链接：

     https://journals.sagepub.com/doi/full/10.1177/0963662519844131

     作者 |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生 徐雅倩

     审阅 | 金兼斌

     编辑 | 袁 洁 尚雪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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