硕博学子（三）|江苏佳：社会化媒体时代科学谣言的传播与应对研究
2020/8/16 9:00:00 科学传播人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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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科学传播人”研究团队在国家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重大专项重大课题《转基因生物技术发展科普宣传与风险交流》的支撑下，培养了一批专注于科学传播尤其是转基因相关研究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本公号为此开辟系列专栏，对参与研究课题的团队成员的转基因相关学位论文进行呈现，主要回顾他们的论文研究以及参与研究课题的经历、感想。本期呈现的第三篇学位论文来自清华大学博士江苏佳，她研究了社交媒体上科学谣言的传播现象，并以转基因科学谣言为重点探讨了科学谣言的特征、主体与治理路径。
江苏佳
博士就读于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师从金兼斌教授，毕业后就职于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公共管理与传媒学院
一、为什么选择“社会化媒体时代科学谣言的传播与应对研究”作为学位论文选题？
最早接触“科学谣言”这一议题源于我的导师金兼斌。金老师长期关注科学传播以及科学领域内的谣言，连续多年受邀参加年度十大科学流言榜单揭晓，并在现场发表主题演讲。作为学生，我也多次到现场聆听报告，这才知道“受冻会导致关节炎”、“左右脑测龄，左脑负责语言右脑负责图像”、“酸性体质是百病之源”等广为流传的说法实际上是错误的，也意识到一些所谓“众所周知”的“常识”很可能在科学视角下是非理性的、毫无根据的。因此开始对“科学谣言”这一议题保持持续关注。
真正下定决心以此作为博士论文选题，原因有二：
其一，随着对科学谣言关注程度的加深，我发现身边“深受其害”的不在少数。父母长辈在朋友圈和家庭微信群里反复转发“XX与XX相克”、“XX致癌”、“不转不是中国人!XX中检测出XX超标，影响一代人健康”……；年轻人也并没有因为相对较高的科学素养和更广泛的信息接收渠道而获得较高的谣言免疫力，许多科学谣言经过包装，改头换面以另一种形式“骗”过年轻人；甚至一些专业的新闻媒体也“折”在科学谣言上，错把谣言当作经过科学认证的信息。即使科学媒体、专业辟谣平台反复、多次进行辟谣，一些科学谣言仍具有极强的生命力，常常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这样的现实驱动下，我很想探究这些科学谣言到底从哪里来？谣言女神有何种魅力，可“蛊惑人心”？
其二，彼时社会化媒体中的科学谣言以及更广泛的谣言、假消息的泛滥已经引起学术界的关注。麦克卢汉说“我们的任何一种延伸(或曰任何一种新的技术)，都要在我们的事务中引进一种新的尺度”，谣言作为最古老的传媒，站在新媒体的风口上，实现了传播效率的飞速提升。而此时人类在“应该相信什么”和“凭什么相信”的问题上呈现出更严重的选择性倾向：后真相，诉诸个人情感和信仰而非事实。当人们意识到自己“生活在文明的火山上”，科技正以其自反性威胁我们的生存，受到后真相思想毒草的指导，往往容易滑向科学的另一面。全世界各学科的学者以及Facebook、Google、Twitter等网络巨头纷纷就此展开研究，寻求对策。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想研究中国社会语境下，科学谣言是如何产生、传播以及被公众理解的？又该如何治理科学谣言？一定程度也是出于“蹭学术热点”的私心。
基于以上原因，我最终选择“社会化媒体时代科学谣言的传播与应对研究”作为学位论文选题。
二、研究问题和方法
论文尝试在科学传播和风险沟通的框架下讨论以下问题：
第一， 社会化媒体时代科学谣言的特征有哪些？
第二， 不同社会主体在科学谣言应对中扮演何种角色？
第三， 在缺乏制度性信任的中国当下，如何建立有效的科学谣言应对机制？如何实现科学谣言所涉及的社会主体之间的有效对话与沟通？
由于科学谣言数量众多，且类目分散，论文主要集中于一类相对具有代表性的科学谣言——转基因谣言。综合果壳网“谣言粉碎机”、“科学流言榜”、腾讯“较真”等辟谣类产品和小程序发布的谣言信息，以及中国农业生物技术学会等农业权威网站发布的辟谣说明，再结合线下与相关科研工作者、公众的沟通，共收集得到目前在社会上广泛流传的与转基因技术相关的谣言共计四十余条，并整理出与每条谣言相关的事件。考察这些谣言在微博、微信、今日头条等社会化网络中的传播、讨论和被辟谣的情况。之所以聚焦于转基因谣言，不仅在于此前对转基因技术有较多关注，也在于转基因技术是前沿争议性科学技术中的典型，它已突破科学边界演变为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并可能会长期存在于中国社会中，且转基因谣言数量众多，可考察同一主题下科学谣言的产生路径的多样性。
三、结论
首先，科学谣言一般产生于三类场景：1)由科学事件或科学技术引发，2)科学信息在传播过程中发生扭曲，3)披着科学外衣的假新闻。科学谣言的传播扩散过程中，参与者可以分为：作为源头的造谣者、作为关键连接点的“意见领袖”、充当传播主力的“大多数”、作为终点的“智者”。以转基因谣言为例，其主题多与“食品安全”、“医药健康”相关，在表达上强调结果导向，在内容上借用科学的修辞。科学谣言往往带来恶劣的社会影响，同时也具有吸引公众关注科学议题和科学知识的社会功能。
其次，各个社会主体在科学谣言的传播和应对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也深陷各异的问题之中。论文基于转基因谣言相关事件及传播路径的回顾，发现：作为在科学议题上最有发言权的政府与科学家面临信任鸿沟与沟通鸿沟；被认为是社会守望者的新闻媒体，因科学素养、立场、价值观、潜在利益等因素，反而是信息发生扭曲的关键；网络平台为代表的社会化媒体的内容管理方式仍然落后一步于谣言传播的现实，加之追求流量与经济效益的天性，使其治理谣言更加困难；科学类社会组织力量相对弱小，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公众的认知鸿沟与价值鸿沟相互交织，极大影响着他们对科学谣言的认知与判断。
基于此，论文探讨了科学谣言的应对之道，界定并完善了科学谣言的社会化协同治理模式，其主体包括政府、科学家群体、新闻媒体、网络平台、社会组织、公众。各主体应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在科学谣言应对中进行合作管理，多个系统、网络、平台通过正式与非正式的分工协作，实现不同系统、网络、平台的信息互动与交叉验证，最终建立“政府-科学共同体-网络平台-新闻媒体-社会组织”多位一体的多元主体联盟。
四、写作感想
尽管距离博士论文的完成已过去1年有余，博士论文写作的感受仍难以忘记。焦虑、紧张、不安是主基调，一边给自己做心理建设，给自己加油打气，告诉自己：我可以，我能行；一边否认自己，经常反问自己：我能写完吗？我写的东西有没有价值？我这么写能通过论文评审吗？这种复杂和纠结的心理活动每每在论文开题、论文中期、论文预答辩、论文送审、最终答辩、论文定稿等每一个关键节点的前夜达到峰值。彼时内心的每一份忐忑都外化为一遍遍查看论文结构是否完整、格式是否统一、是否有错别字。以至于我常感慨，写毕业论文让我提前体验当母亲的感受，尤其是论文送研究生院外审的那天我似乎感受到了父母送我出嫁时的心情，那种既骄傲又担心、既高兴又紧张的心情，那样子的百感交集。
那段独一无二的学习经历和人生体验里，最大的安全感来自每天不断增长的文档字数以及导师的每一次鼓励和肯定。何其幸运，能够成为金老师的学生。每每在论文写作停滞不前的时候，老师帮助我找到前进的方向；在个人成长的关键抉择中，老师的点拨也总让我醍醐灌顶。在此，我要郑重且诚挚地感谢我的导师。
还要感谢的是金门的小伙伴们，大家对学习和研究的专注认真感染着我、激励着我。感谢清华园，感谢这四年的学习时光，让我学会直面自己、打破自己、重塑自己。尽管已从清华园毕业，它会是我永远的精神家园。
遗憾的是，去年10月毕业的我理应参加今年7月的毕业典礼，然而突如其来的疫情阻挡了返校参加毕业典礼的脚步，我还缺一张身穿学位服与金老师和小伙伴们的合影，明年一定要补上。2021年的夏天，园子里见!
五、参与转基因研究的感受
通过参与转基因项目，我意识到，在我国转基因已突破科学边界，成为一个高度复杂的议题，牵涉到科学家、公众、媒体、企业、政府等多个主体。想要厘清其中关系，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需要研究者具有丰富的理论知识、扎实的研究方法基础，同时还需要与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国家政策以及现实情境等相结合，这样才能理解多方主体的互动机制、解释目前存在的问题并提供合理可行的解决策略。这对于我们这些年轻的学子来说是不小的挑战，这也提示我们，社会科学研究者要能够从纷繁的现实中寻找真正的联系，透过现象洞悉本质，要做关照现实和对话理论的好的研究。如何练就一双“慧眼”、如何增益理解世事的智慧，是值得一辈子学习和探索的课题。
作者 |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 江苏佳
审阅 | 金兼斌 杨 恒
编辑 | 袁 洁 尚雪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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