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作译介丨科学民粹主义的概念化
2020/9/13 12:10:06 科学传播人
导读
科学民粹主义(Science-related populism)是民粹主义思潮的一个分支。在社会生活中，科学民粹主义往往会阻碍科学政策的实施。例如，科学民粹主义严重影响了一些国家抗击COVID-19的工作。作为科学民粹主义负面影响的直接承受者，学术界有不少专家学者近年来已经在关注和研究如何应对其冲击。发表于最新一期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的文章Science-related populism: Conceptualizing populist demands toward science将这一现象概念化，提出了科学民粹主义的关键要素及相互联系。
作者简介
Niels Mede，瑞士苏黎世大学媒体与传播系研究助理，研究方向为民粹主义与科学、科学态度、数字科学传播的影响。
Mike S. Schafer，瑞士苏黎世大学媒体与传播系科学传播教授，研究兴趣为科学传播、环境与气候传播、公众科学态度、科学民粹主义与阴谋论等。
一、引言
近年来，世界各地都出现了民粹主义运动。学者们指出，政治民粹主义的特点是把社会描述为一个所谓道德高尚的人民和道德低下的政治精英之间的根本斗争。然而，这种反精英的情绪不仅针对政客，而且也针对制度内的其他代表，包括科学家和学术机构。研究民粹主义与知识生产和传播之间的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然而，学术界的研究存在经验上的空白和概念上的缺陷。从经验上讲，它只分析了具体的方面：学者们研究了阴谋论者或极右翼意识形态的支持者，并发表了右翼网络平台的案例研究或保守的广播节目研究，但通常没有或者不主要关注与科学相关的民粹主义。从概念上讲，关于“民粹主义和知识的生产和传播”的学术研究至今仍有些脱节：学者们采用了不同的框架，没有仔细研究是否存在一种与政治民粹主义相似(但也有关键区别)——我们称之为科学民粹主义的概念界定。
通过本文，我们旨在提供一个概念框架。因此，我们提出了科学民粹主义的分析模型，确定其关键要素及其相互关系，并可为其流行性、先决条件和影响的实证分析奠定基础。
二、研究述评
科学民粹主义(Science-related populism)的概念化建立在三种学术基础上。首先，政治民粹主义研究提供了对民粹主义逻辑、行动者和原则的理解；其次，科学的“参与性转向”(participatory turn)表明公众的参与需求已经超越了政治领域并在不同领域遵循不同的核心逻辑；第三，来自科学的核心逻辑及其认识论的研究表明科学权威不断遭到挑战，另类认识论(alternative epistemologies)越来越重要。
(一)政治民粹主义
在不同的文化历史背景下很难达成一致性的关于政治民粹主义的定义。有学者将其视为一种政治风格，也有一些学者将其视为一种话语或意识形态。不过目前许多学者认为，民粹主义是一套将社会描述为道德高尚的人民和道德低下的精英在政治决策权力上的道德冲突。对科学民粹主义的概念化遵循这一概念化方法，不仅是因为这一定义在政治民粹主义的研究中已经被广泛接受，还因为这是一种分析清晰的方法，包含了一组固定的子概念可用于进一步对科学民粹主义的概念化。这些子概念即人民、精英、权力。
1.核心主角：“人民”对“精英”
“人民”是民粹主义的关键概念，并不表示具体的人群，而更像一个空洞的符号，被民粹主义领袖及其追随者策略性地用来指代支持他们事业的所谓多数民众。由于声称具有道德的优越性，人民被认为是政治和社会决策的合法基础。
相比之下，“精英”被视为人民的邪恶敌人。社会学家把精英描述为社会少数群体，他们掌握着政治、经济、社会或知识权力，并影响着公民个人。民粹主义者认为，精英对人民的权力是不公正的，因为他们声称精英在道德上低于人民。
2.核心关切：权力
民粹主义把人民和精英描述为道德的对抗者，认为人民是美德，精英是“邪恶”。这归因于政治权力的冲突，这解释了为什么权力是民粹主义的“核心关切”。权力通常被认为是政治最高权威，权力本身被描述为“指挥权，以及相应的被服从的权力”。在西方国家，这项权力即代议制。但是民粹主义拒绝民主代议制，他们认为政治应该是民意的一种未经调解的表达，代议制的代表性不仅妨碍了这种表达，而且是对权力本身的非法要求。为了使政治能够体现民意，人民本身必须拥有或收回权力，因为他们是唯一掌握合法权力的群体。政治民粹主义学者所描述的民粹主义的基本结构与科学民粹主义有相似之处，对我们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二)参与性转向
20世纪60年代起，社会的许多领域对非传统参与形式的需求也越来越高，这一发展被称为“参与性转向”。这种发展首先与社会结构的根本变化有关。学者们认为，由于社会阶层对个人行为的影响较小，因此人们不必拘泥于预先确定的社会地位，采取个性化的生活方式，并获得更多参与社会各个领域的自由。第二，随着教育范围的扩大和教育质量的提高，人们可以进一步做到上述这一点。第三，学者们把“参与性转向”描述为与日益强调民主理想和社会现实不符合的看法有关。参与性要求被解释为“对自由和代议制民主的强烈批评”，同时“对既有精英的不信任，对现有政治制度的不满，以及对受教育程度越来越高的公民能力的信心日益增强”，所有这些都推动了“偏好从代议制民主转向更直接的参与形式”和“民主实践的激进化”。
以上有两个方面值得注意。一方面，它表明，政治民粹主义所固有的民众参与要求已经出现在政治以外的领域。另一方面，“参与转向”的学术研究表明，参与性需求在不同的社会领域表现出不同的形式。不同的社会“系统”中存在不同的核心逻辑，参与性需求遵循这些核心逻辑。因此，政治参与的核心逻辑是集体约束性决策的产生，其目的是为公民提供更多决策权。相反，科学的核心逻辑是“真理”知识的累积生产。
(三)另类认识论
第一波另类认识论出现于二十世纪后半叶，由围绕环境保护主义、国际冲突或全球化等问题的社会运动推动。关于最近的发展，学者提到了政治民粹主义的兴起、社会价值观向“公民自恋”(civic narcissism)的转变、社交媒体的出现以及社会中知识“异端”作为推动因素导致了第二波另类认识论。
这种另类认识论主要从两个方面对科学和学术精英发起挑战。首先，它否认科学的无私性和客观性，并试图用看起来更好的“对立知识”(counterknowledge)(但仍属科学范畴)取代已有的知识。这种观点的支持者“提倡一种对立知识”，即一种符合科学的一般认识论的知识，但由“另类知识权威”——一般公众所产生，不受被认为是道德低下的学术精英的影响。
另类认识论对科学和学术精英的第二个挑战是更根本的，拒绝科学认识论本身，并试图用人们的常识、个人经历和情感来取代它。这种认识论民粹主义即
“通过各种修辞技巧和假设建立起来：主张基于第一手经验的个人观点作为一种知识形式比理论和学术研究产生的观点更可靠；将特定类型的经验视为合法知识的可靠来源，并将这种知识权威扩展到不相关的问题上；将情感强度作为判断意见可靠性的指标；使用带有民粹主义色彩的话语，将其他类型的知识斥为精英，因此是不合法的；最后，用所谓'常识'结束一切争论。”
这两个方面都为理解科学民粹主义反精英情绪和反科学权威立场提供了理论分析的基础，它们都涉及到与科学相关的民粹主义的一些核心要素。我们认为，我们对科学相关的民粹主义的概念化可以建立在这些概念思想的基础上，并有效地整合它们。
三、科学民粹主义的概念化
近年来，世界各地都出现了民粹主义运动。学者们指出，政治民粹主义的特点是把社会描述为一个所谓道德高尚的人民和道德低下的政治精英之间的根本斗争。然而，这种反精英的情绪不仅针对政客，而且也针对制度内的其他代表，包括科学家和学术机构。研究民粹主义与知识生产和传播之间的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然而，学术界的研究存在经验上的空白和概念上的缺陷。从经验上讲，它只分析了具体的方面：学者们研究了阴谋论者或极右翼意识形态的支持者，并发表了右翼网络平台的案例研究或保守的广播节目研究，但通常没有或者不主要关注与科学相关的民粹主义。从概念上讲，关于“民粹主义和知识的生产和传播”的学术研究至今仍有些脱节：学者们采用了不同的框架，没有仔细研究是否存在一种与政治民粹主义相似(但也有关键区别)——我们称之为科学民粹主义的概念界定。
通过本文，我们旨在提供一个概念框架。因此，我们提出了科学民粹主义的分析模型，确定其关键要素及其相互关系，并可为其流行性、先决条件和影响的实证分析奠定基础。
政治民粹主义、科学的“参与性转向”和另类认识论的学术研究为科学民粹主义的概念化提供了必要的基础。这一概念采用了民粹主义的基本结构及其核心行动者相互间的对立关系。从“参与性转向”的学术研究中，这一概念借鉴了民众的参与性需求存在于政治之外的见解，并厘清了核心逻辑。而另类认识论的学术研究则详细描述了科学民粹主义如何挑战科学的核心逻辑，即科学认识论。
(一)核心主角：“普通人”与“学术精英”
科学民粹主义的概念采用了政治民粹主义对立的核心角色(“人民”和“精英”)，将其定义为“普通人”与“学术精英”的对立。
1.普通人(the ordinary people)
科学民粹主义把“人民”称作有道德、非专业、“普通”的同质化合集。科学民粹主义从对常识、日常生活经验甚至直觉感受的依赖的人群中获得了这种普通人。进一步地，常识反映了这些普通人之间共享的真理认识，也起到了联结普通人的作用并进一步加强了他们间的同质性。这种普通人间的同质性最终会通过看似共同的价值观、兴趣、情感显现出来。与政治民粹主义类似，普通人可以被概念化为“科学中心地带”(science-related heartland)的居民，在这个理想世界里，科学不会通过看似不自然的创新(如基因编辑)和世界末日的场景(如气候科学)来扰乱人们有序的生活，或者向民众强制推行有关健康、疫苗接种等由学术精英决定的政策。
2.学术精英(the academic elite)
“学术精英”是一般精英的子集，这些精英拥有最高的知识权威，能够做出与科学相关的决策，即大学或研究机构等组织以及个别学者和科学专家。与其他形式的民粹主义类似，科学民粹主义也将学术精英描述为道德低下的一群人。即使学术精英隶属于广泛的机构和研究领域导致相当分散，科学民粹主义仍将他们描述为相对同一的，因为他们集体决定科学议程并产生所谓的“真理”知识。然而在科学民粹主义者看来，由学术精英决定的“真理”是“难以捉摸、昙花一现、分歧重重、充满争议”(elusive, ephemeral, divided, [and] contested)的。学术精英被视为从根本上脱离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他们的知识往往是模糊的和有条件的，科学民粹主义认为他们无法提供普通人所要求的简单、实际的解决方案；他们应用了看似人为的研究方法(比如实验)，因此被指责忽视了真实的日常生活经验；以及由于他们对科学的不确定性负有责任，他们还被指控破坏了日常有序生活的可预测性。
(二)核心关切：决策权和真理定义权
政治民粹主义学者认为，政治决策权的竞争性主张是政治精英与人民之间对立的根本原因，但是科学民粹主义正在科学领域内运作，科学的主要作用是创造知识，而不是做出政治决策。因此，科学民粹主义认为，“普通人”和“学术精英”之间的关系是由知识权威的竞争性主张来界定的，也就是说，对于如何产生“真理知识”的权力。这可以概念化为两个方面：第一，与科学相关的决策权力；第二，定义真理的权力。
1. 决策权(Decision-making sovereignty)
科学相关的决策权力是指在决定什么时候、怎样以及由谁来研究什么，或者应该研究什么。它是制定研究议程、分配资金、开发研究设计或减少有问题的领域的研究的权力，即制定科学相关事务的权力。
科学民粹主义逻辑的重要部分便是普通人和学术精英在权力主张上的冲突。一般来说，科学民粹主义认为学术精英拥有与科学相关的决策权，这使得科学家能够在没有公众监督或控制的情况下“关起门来工作”和“做他们自己认为最好的”。因此，学术精英拥有的这种权力是不合法的。他们声称，科学精英的决定并不是以客观的科学规范为指导，而是具体的意识形态议程——例如，“多元文化主义的相对论霸权”，这导致研究资源被投入到有缺陷甚至“无用”的研究领域，如气候科学、性别研究、或一般的人文学科。科学民粹主义也可能把科学家的决定描绘成是为了进一步发展自己的事业或实现个人利益而做出的决定。最终，科学民粹主义将“科学机构”描绘成一个阴谋的“大智囊团”(a conspiring “big brain league”)或“腐败俱乐部”(corrupt insiders’ club)，科学精英忽视了普通人的利益，也没有转向对共同利益有实质性贡献的研究领域。
图 科学民粹主义的启发模型
在科学民粹主义者看来，科学决策权的合法拥有者应该是普通人。科学民粹主义者声称普通民众不受精英利益和幕后权力的操纵，其做出的决策有“真正的实际意义”。本着这种观点，巴西总统杰尔·博尔索纳罗在教育部宣布削减公立大学预算前不久宣称，合法的科学研究必须“立即为纳税人带来回报”。
2.真理定义权(Truth-speaking sovereignty)
对真理定义权的冲突构成了科学民粹主义逻辑的第二部分。一般而言，科学民粹主义认为学术精英把控了真理定义权，表现在“科学机构”声称基于其特定理论和方法的科学认识论优于其他认识论。然而民粹主义者认为这是不合法的，因为学术精英所代表的科学的知识生产方法并没有优先考虑普通人的日常经验和意见，而是依赖于在象牙塔中发展出来的疏离现实的理论，并依赖于不切实际的方法。
根据科学民粹主义，定义真理的合法主体必须是普罗大众，因为他们从“基于经验的常识”(experience-based common sense)、“对日常生活的接近性”(their proximity to everyday life)，以及在公共“舆论场”中获得的“真理”(“truths” that hold up in a public opinion market)来获取他们的知识。由于其人群的同质性，这些知识不会支离破碎，而是构成一个连贯的证据体系。“正是通过他们的集体性，(人民)才能够产生智慧”。“人民”和“精英”都持有自己的真理版本。
四、科学民粹主义及其影响
科学民粹主义的概念化为科学与社会关系的学术研究提供了三重贡献：首先，它解决了当前的公共辩论面临的问题，这些辩论有时带有吸引人但又模糊的标签，比如“后真相”或“反科学”，从对相关现象的更系统的理解中获益。其次，它将现有的反学术情绪和话语研究整合到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中，使这些话语被解释为同一现象的表现形式。第三，它有可能启发和指导未来对科学民粹主义的实证研究，评估其在不同国家或社会群体中的流行程度，研究其背后的社会人口学因素或态度驱动因素，以及这种倾向对人们在认知、情感、行为等维度上的影响，将对科学知识的大众传播有着重要意义。
原文链接：
Mede, N. G., & Sch?fer, M. S. (2020). Science-related populism: Conceptualizing populist demands toward science.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29(5), 473–491.
https://doi.org/10.1177/0963662520924259
作者 | 瑞士苏黎世大学媒体与传播系 Niels Mede, Mike S. Schafer
编译 |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生 杨恒
审阅 | 金兼斌
编辑 | 袁 洁 尚雪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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