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作译介｜科学传播为什么需要炒作？
2020/12/6 9:30:00 科学传播人
导读
近年来，科学传播领域内的炒作之风愈演愈烈。社交媒体账号的“刷屏传播”、夸大其词的新闻通稿以及利用知名科学家的名人效应等科学炒作的例子不胜枚举。炒作对于科学传播往往产生负面影响，然而炒作的内容一定是虚假的谎言吗？炒作的内容能否成真？炒作对于科学研究可否产生积极作用？本期“科学传播人”为大家推介的文章Can hype be a force for good?: Inviting unexpected engagement with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utures(《炒作可以成为一股积极的力量吗：一种意想不到的科学传播参与方式》)讨论了这一现象。作者将炒作看作科学传播中难以回避的现象，探究炒作能否成为一股积极的力量，以期引起更多学者关注、参与到科学炒作的研究中。
作者简介
Tara M. Roberson
是澳大利亚研究理事会量子工程系统卓越中心(ARC Centre of Excellence for Engineered Quantum Systems)的博士后、科学传播学者和社会科学家。
研究方向：科学传播、科学和技术研究、创新责任
一、作为修辞话术的炒作
在科学传播领域，炒作是指过分夸大新兴技术的价值，忽略其潜在风险的行为。以往研究表明，炒作可能会导致公众丧失对科学的信任。然而在科学研究领域，炒作似乎又是难以避免的。
在科学领域，炒作实际上已经成为研究和创新系统的一部分(Brown, 2003)。在这一创新系统中，成功的科学研究有赖于提出清晰且令人信服的未来规划，并降低现实应用和产业化的时间成本(Brown and Michael, 2003; Geels and Smit, 2000)。但科学研究本身又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因此科学家们只能使用“重大突破”等话语修辞，获得学术同行认同和研究资源保障。基于此，作者认为炒作对于科学传播的贡献值得深入探讨。
修辞学理论中，炒作被用来表达难以形容的事物，通过过滤事实和使用夸张的语言，传达想象中的可能性。炒作是当代语言的共同特征，人们习惯于使用“超凡”的语言，传达存在和意义的潜在可能。炒作作为一种具有吸引性的修辞话术同样具有警示作用，它通过夸张手法，吸引受众的同时，提醒他们对难以实现的目标保持警惕。此外，炒作鼓励人们通过不同方式积极自省，在这一过程中意义得以构建和传播。由此作者认为炒作能够成为一股积极的力量。
二、科学炒作的弊端
作者认为科学炒作的主要弊端在于盲目抬高科技成果的价值。科研人员始终面临如何在短时间内为他们的工作赢得关注和支持等难题，为了获得政客、资本集团和公众的支持，科研人员需要夸大报道其科研成果的价值，因此炒作成为科学传播中难以避免的环节。
例如，干细胞研究的发展和干细胞疗法的承诺，正是科学炒作实践的典型案例。Petersen (2017)等学者发现，在关于干细胞疗法的讨论中，研究人员们讲述研究成果时，常突出强调技术承诺、希望和期待等表述。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伴随干细胞研究取得“重大突破”，科学家、媒体和其他社会群体便用夸张表述进行炒作宣传，让利益相关者们对此保持乐观态度。但是临床试验的复杂性和医学研究固有的不确定性，常会让承诺陷入两难境地。
当炒作愈演愈烈，其弊端逐渐暴露出来。作者指出，当某一研究领域通过科学炒作夸大研究效益，并逃避讨论研究的风险和成本时，该领域将可能获得过度投资，同时误导利益相关者相信不太可能出现的结果。当多方主体都在使用蕴含希望和承诺的表述时，情况将会变得更加复杂。然而当新技术、新疗法没能在承诺时间内兑现时，人们对此感到更加愤怒，也更容易受到由不负责任行动主体营造虚假希望带来的伤害。
三、科学炒作的工具属性
炒作能否为科学研究带来积极影响？作者从工具主义视角出发，重点分析了炒作的议程设置属性。她指出，炒作能够为科技议题吸引政治和社会支持，并帮助议题的倡导者获得重要资源。
对于高风险、高投资的科研领域，炒作格外重要。本文作者曾对NASA人类火星探索运动进行过一系列的研究，作者收集了与该事件相关的新闻通稿、基于官方通稿发布的媒体报道和游说文件共129篇，通过文本分析发现，官方通稿设置媒体议程，二者内容重点强调人类在面对太空探索时呈现的新面貌，该报道议程是航天组委会讨论的结果。因此，作者认为炒作在树立预期和帮助公众构想相关机构将如何在火星上开展研究活动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NASA的传播实践表明，炒作是一种创造理想未来的传播策略。从工具理论视角出发，作者认为炒作能够将公众的注意力吸引到科学领域，并激发人们对科学的思考。科学发展能够通过宣传、培育期望、描绘(炒作出的)未来，进而获得赞助和资源支持。那么除了上述提到的影响外，炒作在科学传播中扮演了哪些其他角色？炒作可以成为一股积极的力量吗？
在一项讨论科学政策和公众观点的研究中，Irwin(2001)指出科学与民主的关系应该是：研究人员、政策制定者和公民之间形成公开的、批判的讨论。在这一情景下，科学传播的作用是对讨论进行构建、审查、批判和挑战。
如何引起公开、批判性的讨论并将讨论内容付诸实践？修辞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修辞学能够为分析公众的科学认知提供理论基础，并激发公众参与科学的积极性。结合Bandelli(2015)提出的观点(即科学传播应该在确保科学自反性和自我批评性方面起到核心作用)，作者指出，使用科学修辞与推动预期管理、提高科学炒作的号召力是相辅相成的。
为了使预期管理富有参与性和成效性，公众在参与讨论时，必须具备对效益、风险、管理、规则发表观点的能力。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在公共讨论中，重振公民的积极性，并告知他们正在参与的讨论与其生活息息相关。在这一框架下，个体和共同体得以共同创建和协商身份、利益以及相关社会意义。炒作为公众回应、新框架的提出以及重构科技发展所需知识的获取提供了公开对话的契机。
四、反思科学炒作：主题、主体与伦理
综上可以看出，《Can hype be a force for good?》一文提供了一种工具主义视角来重新思考科学传播中炒作的作用，除了我们一般认知的负面影响外，炒作能够(有意或无意)激励大众提出多元化观点，通过吸引公众的注意力，为公众参与沟通对话创造机会。换言之，炒作作为科学传播的一种意想不到的参与方式，在某些情况下能够成为一股积极的力量。不过，论文作者在倡导重新审视科学炒作的同时，也忽视了科学炒作的一些关键问题，需要进一步提出。
首先，不同科学主题是否均能通过科学炒作获取正面效应。近些年，中国舆论在科学领域的争议或者说炒作始终不绝于耳。以有关超级对撞机的争论为例，杨振宁和数学家丘成桐以及高能物理研究所王贻芳围绕是否要在中国建设高能粒子对撞机展开了长久且激烈的争论。尽管对这一问题的判断属于科学研究范畴，但是通过大量的媒体报道，这一问题吸引了广泛的公众注意力，许多公众通过这种科学炒作获取了相关背景知识，并表达了对建设高能对撞机重要性的理解与支持，一定程度上获取了建设高能对撞机所必要的社会资源。而转基因在中国的发展则未能通过科学炒作获取正面效应，社会舆论通过不断地恶意炒作妖魔化了这一科学技术。因此，不同的科学主题的科学炒作所产生的社会效应是不一样的，要对作者提出的对科学炒作的乐观、开放观点持谨慎态度。
其次，科学炒作背后的结构性力量。不同科学主题的背后反映的，实质上是不同的科学炒作主体，由此导致了科学炒作的不同结果。无论是作者文中所研究的NASA的火星探索工程，还是中国的航天系列如嫦娥五号的发射在舆论场引起的全民关注与热议，本质都是国家主导的对国家重要战略工程的内宣炒作，目的是获取民众对这些工程重要性的认同与支持，并且从结果来看这种科学炒作是成功的。而谷歌2019年提出“量子霸权”概念后，相关概念炒作引发了对“霸权”一词的担忧及与种族主义相关联的讨论，招致广泛批评。可见，并不是所有的主体都具有利用科学炒作获取社会支持的能力与可能性，即不同主体在设置社会科学议程上的能力存在差异，社会的结构性力量不可忽视。
最后，科学炒作的界限。科学炒作应该是有界限的，最基本的是符合科学伦理规范。如贺建奎基因编辑婴儿事件，虽然轰动一时但受到了社会各界一致谴责并不被科学共同体接受。所以，科学炒作的边界还需要廓清，道德上存在重大瑕疵的科学炒作不应被允许。
原文链接
Roberson, T. M. (2020). Can hype be a force for good?: inviting unexpected engagement with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utures.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29(5).
作者 | Tara M. Roberson
编译 |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生 于北辰
审阅 | 金兼斌 杨 恒
编辑 | 刘思婧 于北辰
源网页 http://weixin.100m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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