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推介｜互联网使用对政府信任的影响
2021/3/3 21:59:00 科学传播人
引言
网络诞生以来，网络对公众的影响，已然促成虚拟政体(virtual polis)和新媒介政治(new media politics)，极大改变了政治传播生态。在这一背景下，互联网成为公众政治信任的重要来源。基于此，公众互联网使用与政府信任之间的因果关系及其机制成为亟待研究的话题。本期科学传播人推介的文章《互联网使用对政府信任的影响——基于CGSS2010数据的研究》，作者们基于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研究发现：相对于制度和文化，互联网使用对政府信任具有较好的解释力;此外，传统OLS回归模型估计互联网对政府信任的解构作用被严重低估，应尽可能避免内生性(endogeneity)问题引发的偏误。
作者简介
程萧潇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生。
研究兴趣：新媒体使用与社会变迁、科学传播。
金兼斌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研究兴趣:新媒体使用和效果研究、科学传播、传播理论与研究方法。
互联网时代，社会化媒体似乎构成了一个虚拟政体，赋予公众线上围观、讨论和参政议政的权能。一方面，在网络化的公共领域，多元观点和意见的交融，催生互联网民主政治的美好图景；另一方面，后真相消解了事实的力量，大量由感情裹挟的舆论洪流，引导人们走向“塔西佗陷阱”(当公权力失去公信力时,无论发表什麽言论、无论做什麽事,社会公众都会给以负面的评价)。
因此，正确处理公众互联网使用与政府信任的关系，是政府实现善治、优化公共管理和决策机制的重要保障。
一、政府信任的三大来源
政府信任来源的两种主流解释：制度范式和文化范式。
根据制度理论,政府信任来源于政治体系本身,即政府为人民提供公共物品的能力;人们根据绩效供给能力进行理性的计算和评估, 当民众对政府绩效的感知越明显,作为一种社会交换行为,公众回馈政府更多的信任。
文化生成论则从施信者 (公众) 的角度出发,强调政府信任的外生性;换言之,政府信任根植于政治系统之外的社会文化规范和社会价值观,进而形成政治信任的“激励结构”。
除制度理论和文化生成论，媒介亦是政府信任来源的一个重要解释因素——其形塑政府信任的具体机制是制度和文化解释路径无法涵盖的。媒介提供了海量的政治资讯，媒介化的政治信息，同时极大降低了信息交流和互相监督的交易成本，进而对个体政府信任水平产生深刻影响。伴随信息技术发展，互联网成为政治传播的重要媒介，对公众政府信任的影响日益增加。
二、互联网效应估计中的内生性问题
在梳理前人文献的基础上，本文作者们提出公众的互联网使用可能存在自我选择性偏误(self-selection)问题，且互联网使用与个体政府信任间可能存在某种互构机制。因此，在估计互联网的真实效应时，若不对自我选择偏误和联立性偏误(双向因果)这两种内生性问题加以处理和控制，则互联网使用对政府信任的真实效应就可能被遮盖。
三、研究问题与研究假设
作者们提出如下研究问题和研究假设：
RQ1a: 互联网是否已经成为影响公众对政府信任的一个重要因素?
RQ1b: 是否互联网使用与制度、文化和社会资本存在相互作用, 共同影响了公众对政府的信任?
RQ2a: 互联网使用与政府信任是否存在双向因果关系 (互构) ,从而影响了对互联网真实效应的估计?
RQ2b: 互联网使用是否存在自我选择偏误,从而影响了对互联网真实效应的估计?
H1:互联网使用负向影响公众政府信任水平。
四、数据与模型
研究数据
本文数据来自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CGSS2010) 。该调查的有效样本为11785个。考虑到年龄对互联网使用的影响，最终选取年龄为18-65岁样本，剔除相关重要变量存在缺失样本后,研究使用的有效样本为9,936个。
模型设置
作者们采用倾向值匹配的方法，控制研究中可能存在的自我选择偏误。为了验证和处理互联网使用与政府信任之间潜在的联立性偏误，作者们对匹配样本进行工具变量回归。
变量测量
研究的因变量是政府信任，主解释变量为互联网使用频率。此外，作者们将制度、文化和社会资本作为自变量纳入模型，比较它们与互联网使用之于政府信任的相对重要性。
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户口、职业类型、党员身份、宗教信仰以及曾遭遇政府有关部门或工作人员的不公正对待，同时结合本土情况，对公众的报纸浏览和电视观看频率加以控制。
作者们选取电脑使用偏好作为工具变量，将其操作化为两个变量——家庭购买的电脑数量和2000年或2005年拥有电脑。
五、研究结果
1.互联网使用负面影响公众政府信任。
2.互联网使用效果估计存在自我选择偏误，但影响较小。
3.互联网是政府信任的一个极其重要来源，联立性偏误对互联网的真实解构效应存在抑制作用。互联网使用频率对政府信任的影响系数，相比模型6增加3倍，小于权威价值观，但大于社会资本和制度绩效变量的效应。
4.各因素相互作用，共同影响公众的政府信任水平。
六、研究启示
内生性视角为探寻和理解公众互联网使用影响政府信任的社会性机制带来启示。作者们认为前人提出的“媒体抑郁论”和“新媒体抑郁论”仅能在一般社会性层面上具有解释力。由于异质性的存在，其解释力在不同群体中可能存在差异。
但作者指出，使用工具变量分析将可能产生局部平均干预效应(local average treatment effect, LATE)：引入工具变量的过程，无意中膨胀了互联网使用对政府信任的解构效应。结果发现，网络依赖对政府信任产生解构效应，证实了强电脑使用偏好样本的LATE问题是存在的。
如何对重度网络依赖者，进行有效传播以培育和提升该群体对政府的信任，未来研究应更加关注不同群体间异质化的媒介使用效果。
为了识别和验证互联网使用与政府信任间的反向因果关系，作者们将互联网使用和政府信任进行自变量和因变量的转置 (switch)分析，发现公众的互联网使用频率越高,其政府信任水平越低;而政府信任水平越高,其互联网使用相应受到了抑制，称之为公众对互联网解构效应的“自主性免疫”。
作者们指出，不应过于悲观地看待互联网的解构效应,而应该肯定其对于个人政治社会化、政府公共管理和优化决策机制的积极作用。
七、延展思考
《互联网使用对政府信任的影响》一文让我们从内生性视角出发，重新思考公众互联网使用与政府信任之间的因果关系。
相比于网络媒体与政府信任之间的负向交互效应，胡荣等人研究发现，以报纸、电视、广播为代表的传统的媒体则对民众的政府信任有促进作用。薛可等人研究表明，官方媒介接触对新社会阶层的政治态度产生正面作用，支持媒体报道的良性循环理论。
不同媒介类型对政府信任建构效应的影响存在巨大差异，这启示我们一方面政府需要拓展传播渠道，针对微博、微信、网站等不同新媒体平台，实施不同的信息传播策略。利用互联网实时性、互动性等特征即时发布信息，搜集公众意见，回应公众关切，促进政府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和政府行为的规范性。
另一方面实现新媒体和传统媒体、官方媒体和非官方媒体之间的良性互动机制。政府在发展政务新媒体的同时，不能忽略传统媒体的建设，给予传统媒体充分报道机会，构建新旧媒体的联动机制。
伴随受众媒介素养的提升，官方媒体需要转变过去的传播策略，主动与微博等非官网舆论场互动，引导公众通过网络与政府进行线上沟通、网络问政、线上监督等，激发公众参与政治的积极性和政治兴趣，拓展政治参与的规模,推动形成表达性政治参与,进而提升公民精神、孕育政治信任。
原文
链接
程萧潇、金兼斌(2021).互联网使用对政府信任的影响—基于CGSS2010数据的研究.《传播与社会学刊》，第55期，页57–91。
作者 | 程萧潇 金兼斌
审阅 | 金兼斌 章倩萍
编辑 | 于北辰 刘思婧 宋琳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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