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作译介 | 负面情绪在风险感知中有何作用？风险报道配图可能产生反效果吗
2021/6/18 9:59:00 科学传播人
｜导读｜
阅读风险报道时，常会看到与风险案例相关的配图，例如在提倡疫苗接种报道中，附上一张卧病在床的年幼儿童图片，再配合标题表明这是拒绝接种疫苗的可怕后果。这些配图对于人们的情绪与风险感知有什么影响呢？
Negative Affect as a Mechanism of Exemplification Effects: An Experiment on Two-Sided Risk Argument Recall and Risk Perception一文通过实验的方法发现，人们的风险感知是非对称的。一张相同的病童配图，结合接种疫苗的风险警示，暗示接种后的负面效果，将显著唤起人们的负面情绪、风险感知。但若结合对不接种疫苗的风险警示，人们的情绪与风险感知却没有显著变化。进一步实验发现，情绪激活的效果与动机推理(motivated reasoning)有关，个体的医疗信任度是中间变项：医疗信任度低者，缺乏对医疗不作为(如拒绝接种疫苗)的风险信息准确加工、处理的动机，仅会对医疗接受行为(如接种疫苗)的风险信息进行加工。
作者介绍
Graham Dixon
华盛顿州立大学的助理教授。
侧重心理学视角下的传播效果研究，关注科学、健康、环境与风险传播。
引言
既有研究发现，当前新闻行业存在“滥情化”的报道趋势——风险报道充满高度情绪化的内容，可能造成读者接收信息时，基于情绪而不是理性评估来做出风险决策。这是一种利用“例证效果”(exemplification effect)的报道手段：信息中图片或符号、激发情感的部分是较容易被感知到的，人们的行为决策也会受到这种感知机制的影响。在新闻报道中，一种常见的情绪化手段是通过侧重强调一个人或一件事，用以描绘、展现一类问题。
“例证效果”中情绪的作用机制
与风险信息相关的典例会影响人们的风险回忆程度。一种潜在的作用机制是“情绪激活效应(affective reactivity)”，心理学家发现，对于唤起消极情绪的刺激，人们更可能采取系统性的中枢信息处理路径；而积极的情绪反应，常与启发式的信息处理路径及对边缘信息的高回忆程度相关。因为生物只有掌握快速甄别、理解负面信息的能力，才能更好地生存下来。而人的认知资源是有限的，唤起负面情绪占用了大量认知资源、提高人们对风险论述的回忆程度，对边缘信息的处理就较为有限。
此外，也有研究从风险感知、问题严重性的角度，论证情绪激活效应的存在。然而，既有的研究还有几点未解决的问题：
首先，既有的研究虽关注唤起情绪的内容效果，但其操作方法多是对这些内容素材进行编码或预实验，将它们标记为情绪性的与非情绪性的，忽略测量参与者的情绪反应。
其次，许多关于例证效果的研究使用提示单侧风险的实验素材。但现实中的风险报道常会描绘双侧风险信息，以展现平衡报道的专业要求。
因此，需要检验两侧风险信息，探究在提示单侧或双侧风险信息场景下，例证效果是否依然都存在；而情绪又在其中起到多大程度的中介作用。
研究一
关于负面情绪、风险论述与风险感知的实验
研究者通过Qualtrics在线问卷招募到195位美国人参与实验，其中85%是基督教徒，66%是女性，平均年龄为48.1岁。
参与者随机分为三组，阅读有关白百破(白喉，百日咳，破伤风)疫苗效果的报道。第一组参与者看到一张病童配图，标题警示接种疫苗的风险，暗示接种后的负面效果；第二组参与者也看到同一张配图，标题警示不接种疫苗的风险，暗示拒绝接种导致的负面效果。第三组参与者看到的文章既没有配图也没有标题。
读完文章后，研究者测量参与者的情绪、风险论述的回忆程度与风险感知强度。
研究发现，是负面情绪、而非个体感知的信息论述强度，起到风险典例提示与回忆程度间的中介作用。负面情绪起到风险典例提示与接种疫苗的风险感知间的中介作用。
有趣的是，实验组二使用了相同的“病童”报道配图作为典例刺激，却未捕捉到显著的情绪与风险变化。研究者于是开展进一步探究，试图解释这一空效应是如何形成的。
研究二
动机推理对负面情绪与风险感知的影响
研究者推测，实验组二的情绪激活效应未能启动，可能是由于参与者对疫苗的风险存在既有印象、尤其是个人对现代医疗体制的怀疑程度。当个体对新信息缺乏准确加工、处理的动机，往往会简单粗略、以符合自己既有立场解读新信息：人们选择性地搜索、关注与自己立场一致的信息，而贬低、忽视那些与自己的立场相悖的信息。若是这样，那些对医疗体制持怀疑态度者，更可能对强调疫苗接种风险的典例产生情绪激活效应，而对强调拒绝接种疫苗风险的典例，减弱甚至不发生情绪激活效应。
为了验证这一假设，研究者通过在线众包平台MTurk招募654位美国人开展实验，平均年龄为33.5岁，基督教徒占八成，男性比例54.5%。
阅读文章前，参与者先进行医疗体制态度的前测。此后，这些参与者随机分配到12个实验组(2种风险类型(不接受医疗制品vs接受医疗制品) 2种风险话题(白百破疫苗vs抗抑郁药物)3种文章类型)。三种文章类型分别是包含了负面情绪配图的(病童或哭泣者)，中性配图的(药剂瓶)及不配图的文章。读完文章后，研究者测量参与者的情绪、接受与不接受医疗制品的风险感知的强度。
结果发现，越怀疑医疗体制者，不接受医疗后果的风险警示对他们的负面情绪影响越小。在极端怀疑医疗体制的人群中，甚至出现 “回旋镖效应”(boomerang effect)，产生反效果，他们接触不接受医疗制品的风险警示信息后，产生了更低的负面情绪水平，间接导致他们对不接受医疗制品的风险感知程度低，继续“我行我素”。
拓展与启示
研究一验证 “例证效果”中情绪的作用机制，表明人们在感知风险的过程中，负面情绪起到了重要的中介作用。与此同时，也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人们对不接受医疗制品(疫苗或者抗抑郁药物)的风险感知会受到个体对医疗体制怀疑程度的影响。
这一发现揭示在帮助医疗怀疑者了解重要医学问题风险时，健康传播者所面临的挑战：用唤起情感的报道配图来例证风险，没有带来预期的效果，反而产生相反的效果。面对这些医疗怀疑者，需要通过改善医患关系、提升他们对现代医学的信任程度等方式，改变他们的既有偏见，说服这些人认识到医疗不作为的风险。
原文：
Dixon, & Graham, N. . (2016). Negative affect as a mechanism of exemplification effect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doi: https://doi.org/10.1177/0093650215579222
作者 |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生 林微审阅 | 金兼斌 章倩萍编辑 | 于北辰 刘思婧 宋琳娜
源网页 http://weixin.100m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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