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回顾 | 李希光教授谈“中国新闻学的未来发展之路”
2021/11/18 22:00:00 科学传播人

     活动精彩回顾

     11月14日晚,应金兼斌教授邀请,李希光教授及其研究生与金兼斌教授课题组在学院环球资源厅进行了一场联合组会,由李希光教授就“中国新闻学的未来发展之路”进行专题分享交流。学院国际新闻传播项目的创始负责人、具有丰富国际新闻报道经验的原新华社资深驻外记者司久岳教授新闻与传播学院党委书记胡钰教授也莅临会场参与交流讨论。交流会由金兼斌教授主持。

    

     金兼斌教授主持交流会

     李希光教授指出,之所以选择“中国新闻学的未来发展之路”这个切入点与大家交流,是希望通过与大家一起回顾中国对外传播与中国新闻学的发展之路,来重新思考什么是新闻学新闻学如何分类以及新闻学应当培养什么样的人才等根本问题。

    

     李希光教授进行专题分享交流

     01

     什么是新闻和新闻学?

     今天说起新闻学(journalism),大多数人认为新闻起源于民国报人办报。李希光教授认为,这种定义没有看到“新闻学源头在中国的悠久历史和传统”。Journalism脱胎于journal,即记录、记事。中国古时候各种纪、史、志,实际上就是journals。西方的新闻学更多的还是从对新闻的定义来讲,他们认为“负面新闻才是真正的新闻(Bad news is news.)”,“正面新闻则是宣传(Good news is propaganda.)”,新闻是揭黑、扒粪;东方的新闻学、中国的新闻学,则是“光明新闻学”、“正能量新闻学”,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新闻观。中国的“宣传”并不等同于西方的propaganda,也不是publicity,我们的宣传概念,是包含信仰、价值观等内在要素的。

     西方新闻的“闻”有gossip的意思,指大众传媒偏爱于八卦和小道消息。但是新闻史学家不应该按照大众传媒妄下结论。我们应该更多关注来自可靠信息源的新闻。李希光教授结合自己早年对重大事件的报道实践,认为新闻学和传播学不同,新闻的文笔一定要好,而所谓文笔,就是把握事情的本质和来龙去脉并深入浅出把它讲清楚、讲明白的能力

     李老师认为有必要仔细辨析新闻、宣传、传播这几个概念。在他看来,传播是技术层面的,涉及平台渠道、App等信息传播技术;新闻是社会层面的,就是社会上需要一些娱乐、一些八卦;宣传则不只是政治层面,还涉及意识形态、主流价值观、信仰问题。

     原新华社资深驻外记者司久岳教授呼应强调,他认为新闻学不能归入社科,应该归属于人文领域。人文领域强调民族的不同、和而不同;西方把新闻学包装成社会科学,因为既然是科学,就必须放诸四海皆准、具有普世价值,其他国家民族都要接受西方的新闻价值观,这是完全违背我们的基本理念的。

    

     司久岳教授发言

     02

     拒绝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

     李希光教授进行辨析的另一个重要概念是“传统”。李老师指出,“传统”这个概念实际上是从日本引进的舶来品。在“传统”这个词1926年在报刊上出现前,我国没有“传统文化”一说,只有“中国文化”。在当下的话语结构中,人们习惯把传统放置于“现代modernity”的对立面:“现代”代表进步,“传统”自然就蒙上了倒退的阴影。现在一讲到传统文化就会想到要去其糟粕,但是提到启蒙运动就认为是先进的,这阻碍了我们树立文化自信,对中华文化和中国的价值观造成冲击。

     在西方的学科体系里,只有在东亚系才会学习中国传统文化,这个东亚系的设立是专门用来制定政策及培养记者、间谍和外交官的,可以看出西方学习中国文化是放在他们的政治和文化扩张、殖民的大背景下的。中国传统文化不会作为方法论和价值观在西方的学科体系中出现,不像我们在中国,学习哲学必定会学西方哲学,学文学也专门有外国文学门类,学历史必须要有西方历史。这种学科体系会加深年轻学生对中国文化“传统、落后”的错误认识,进一步动摇中国的文化自信。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提出“两个结合”,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所以我们中国新闻学应当重点关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不要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的先进性二元对立起来。

     03

     避免落入西方的话语陷阱

     李希光教授指出,我们的对外新闻发布会上,不少时候都在为自己辩护“你们西方的报道是虚假的,我们是尊重人权的”,这实际上犯了策略性错误,因为这本质上是在西方所设定的逻辑话语框架中试图去“讲道理”,自然是处处被动。过去,我们用“格义”,用中国人的真善美、仁义礼智信作为判断标准;现在则是以西方的现代性、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取代中华文明,作为主流价值和一切的是非判断标准,在这种情况下,你没有办法为自己辩护,永远不可能辩护,因为你写东西永远跳不出西方的话语陷阱。

     李老师以“宗教”一词的翻译为例,说明这种话语陷阱的“险恶”。“宗教”在中国最初指礼教,后来出现了道教、儒教,中国重视天地人的融合,人法地、地法天、道法自然。这种天人合一的认识,在习近平总书记的生态文明观中也有所体现。因此,中国或中文中的宗教,原本特指儒释道,其本性都是无神的,尊崇的都是人,除了早期的萨满;而“神”在西方的内涵是造物主且具有唯一性,例如唯一的阿拉和上帝。“Religion” 一词在英语中强调一神教,例如只信上帝。因此,“宗教”和“Religion”,两者内涵有较大的差异。而该词由日本最初翻译为汉语,但由于日本人对于汉语的误解,认为中国提及“宗”和“教”、民众也都在烧香拜佛,因此翻译为“宗教”,实际上是不准确的。联合国人权宣言中的“宗教自由”,实际上只强调信仰一神教的自由,却没有信无神教的自由。显然,这是值得商榷的。

     问答与总结

     在问答环节,有学生问李老师,我们的对外传播如果将视野从欧美中心转向全球南方,通过南半球发展中国家来传播中国故事是否可行?对此,李老师认为,其愿景是美好的,但是实现仍然有难度。特别是当前我们不少周边国家的价值观和政治文化倾向,其实是美国中心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不应该寄希望于争取西方媒体,而是要争取向心力。我曾经也提出要改善美国主流媒体上的中国形象,现在我逐渐意识到,除非美国的价值标准是用中国文明的价值观和信仰,否则是很很难实现的。

    

     同学们认真听讲、积极思考

     金兼斌教授最后就李希光教授富有批评精神的辨析进行了简单总结和点评。他说,概念和话语是我们认知和思维的基础,其对我们世界观的框定效应,恰如论证分析中那些不加质疑的假设(assumption)一样,其作为大前提,从根本上影响了逻辑认知中小前提和结论的可能选择,这就是话语和叙事的力量。我们反思和点明(highlight)西方新闻学理论背后那些看不见的话语陷阱,探讨中国新闻学的未来发展之路,正是为了重建文化自信和主体性。

    

     金兼斌教授进行总结和点评

     作者 |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生 张萌萌 李晨雨

     摄录影、影片剪辑|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生 朱姿伊

     审阅 | 金兼斌 章倩萍

     编辑 | 朱姿伊 张萌萌 李晨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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