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推介 ｜ 海克斯科技面前，知识能提升食品安全消费信心吗
2022/10/20 22:00:00 科学传播人
引言
最近，各种“海克斯科技”“科技与狠活”的披露使食品添加剂问题频频冲上热搜，食品安全问题再次成为全社会的共同关切。公众广泛关注食品安全知识以规避潜在风险，媒体则传播此类知识以试图教育公众。知识真能影响公众的食品安全信心吗？又是如何发挥作用的？我们的研究旨在对这一经典问题作些新的探索。
食品安全是公众最基本生活需求之一，不安全的食品将直接威胁公众的生命健康安全，例如造成各种食源性疾病。近些年来，中国陆续发生了多起食品安全事件，频繁造成社会恐慌情绪并扰乱食品市场秩序，侵蚀了公众的食品消费信心。
Jonge等(2007)的研究为理解影响公众食品安全信心的因素提供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学术框架[1]。他们发现，公众对食品安全的信心主要建立在熟悉的基础之上，并由日常生活的积极经验积累而来。信心同时受到对食品生产及销售环节中各主体如政府、农民、食品制造商、食品零售商的信任水平的影响。从个体而言，个体性格特征如易焦虑感、个体的控制感也会影响到公众的食品安全信心。
尽管上述框架提供了一个相对全面的理解公众食品安全信心的视角，但是却遗漏了一个关键的变量，即知识。Jonge等(2007)注意到了“受教育水平”这一因素，并将其作为影响食品安全信心的一项个体因素，但是公众的“受教育水平”显然不等同于他们对特定议题(如食品安全)的知识水平。缺失模型认为，公众对科学存在着的误解，其中有很多是由于公众对科学的不了解造成的，表现为一种客观的“知识缺陷”，为了增进公众对科学的理解和支持，需要提高他们的科学知识水平。这一模型曾长期主导了科学传播的研究与实践，时至今日也依然是许多国家包括中国在内的科学传播的主要模式，即单向度的面向公众的科普运动。受到缺失模型(deficit model)的影响，多数研究者局限于评估公众的客观知识水平，而缺少对主观知识水平(即公众对自己所具有的食品安全相关知识的评估)的研究。
除了关注主观知识水平，缺失模型是否可以用于理解公众对食品安全问题的态度及用于指导对公众食品安全信心的干预，仍有待检验。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对知识——无论是缺失模型关注的客观知识，还是被其忽略的主观知识——是否影响到公众的食品安全信心以及具体的作用方式进行研究。除此之外，这一研究框架忽视了感知风险的作用。计划行为理论认为，公众会在感知风险和感知收益间进行理性权衡，以此形成具体的态度和行动意愿。这样的一种心理机制在多种公众消费行为如网络购物、有机食品、清真食品的消费等议题中都得到了验证。感知风险对公众食品安全信心的影响机制机制，以及公众在食品安全方面的知识水平是否会影响到对当前食品安全形势的风险感知，从现有的研究来看还不得而知。
因此，从以上两个方面，我们基于对公众食品安全信心的解释框架，重点关注当前互联网信息环境下公众的两类知识水平对公众的风险感知以及食品安全信心的影响。
一、知识自负与两种知识类型
知识在公众对一系列与科学和健康相关的议题态度中的作用得到了大量的研究，但是研究结果间的分歧大于共识，这一问题还远没有定论。一方面，和直觉一致，许多研究证实知识在人们认识外部事物和议题时具有积极作用，知识水平越高，则人们的认识更为理性、全面。另一方面，相当多的研究结果亦证明，这种符合感性常识的正向关系并不总是成立，知识与人们的态度、信心之间似乎没有必然的联系。在一些具有舆论争议性的科学话题如转基因食品上，公众的知识水平与态度之间的关联性往往很低，有时甚至会负相关。
在消费领域，Brucks(1985)区分了主观知识与客观知识[2]。主观知识指的是公众认为自己知道些什么，客观知识是通过某种测试实际测得的知识水平。客观知识作为个体实际拥有的信息处理能力，与个体的客观认知水平相关。主观知识则比客观知识更强地预测了消费者的购买决策、购买行为与满意度，是比客观知识更重要的行为预测因素。
遗憾的是，在对食品安全信心的研究上，尽管一些学者探讨了客观知识水平与人们的食品安全行为之间的关系，但缺少对知识水平与态度之间关系的探讨。另一个学术盲点是，主观知识在公众的食品安全信心、食品安全消费、食品安全行为中所起的作用从未被关注，是一个长期被遗漏的关键变量。
在大多数情况下，主客观知识水平间关系的疏离表现为人们对同一事物的主观知识水平会高于客观知识水平，个体总是倾向于高估自己的知识水平和对事物的认知程度，即知识自负(knowledge overconfidence)。先前的研究发现，知识自负与态度具有复杂的关系，并与反科学的行动紧密相关，广泛存在于各种议题如转基因、核能、气候变化中。知识自负的程度越强烈，则越有可能反对各种科学共识。在某些情况下，知识自负的人有时甚至会认为自己的知识大于专家拥有的知识，从而忽视对外部信息的寻求与接纳。不过，相比于先前研究者们所涉及的转基因、气候变化等议题，食品安全问题是更一般性的议题，是否同样存在着知识自负现象，尚需检验。
本研究的研究假设与分析框架如图所示：
图 1 研究假设模型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多阶段随机抽样的方式于2021年10月对10个城市公众进行了访问调查，调查对象为18岁及以上的成年人，共获取有效样本2055份。在概念的测量上，基于先前研究测量了受访者主观知识水平、客观知识水平、感知风险、感知控制力、政府信任、食品安全信心等变量。其中，使用“网络健康素养量表(eHEALS)”中的5个题项进行改编后测量了公众主观知识水平；使用中国科协科学辟谣平台与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共同发布的“2020年食品安全与健康流言榜”中的8个与食品安全相关的流言进行测量(即全部为错误的伪信息)，请受访者进行正误判断，测量的题项及结果如表1所示。
三、主要发现
1.描述统计
从调查结果来看，中国公众的食品安全信心依然位于高位，对于日常食品消费的安全性较为信任。但是公众食品安全的信心主要来源于对自身应对风险与危机能力的信念，而不是对外部保障的信心。
在知识层面，受访者对自己主观知识水平的评分位于高位，不过从受访者对8道常见食品安全伪信息的实际识别来看(表1)，公众客观知识的平均得分并不高。公众的主观知识水平显著地高于客观知识水平，在食品安全问题上，中国公众存在着知识自负现象。
2.路径分析
为检验假设模型，明确上述变量间的相互关系及其作用路径，本研究进行了结构方程模型路径分析。
从图2标准化路径系数可以看出，主观知识水平对食品安全感知风险有抑制作用，而对个体对食品安全的感知控制能力具有促进作用，假设H1、H2得到验证。客观知识与感知风险和感知控制力关系不显著，假设H3、H4被拒绝。
尽管对政府食安部门的信任可以正向预测公众的食品安全信心，但是无论是主观知识水平还是客观知识水平，对政府信任的回归系数都不具有显著的统计意义。假设H5得到证实，假设H6、H7被拒绝。对食品安全的感知风险则显著地、强烈地降低了公众的食品安全信心，假设H8得到证实。而感知控制力则是公众食品安全信心的最大保护因素，感知控制力越高，公众的食品安全信心越强，假设H9得到证实。
注：置信度为95%，虚线表示对应路径的影响不显著；图中系数为标准化路径系数。
图 2 知识水平和食品安全信心关系检验结果
为验证感知风险与感知控制力在主观知识水平与食品安全信心间的中介作用，进一步使用PROCESS进行了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客观知识水平通过主观知识水平的完全中介作用，依然可以正向地作用于公众的食品安全信心。这说明，具备一定的客观知识水平是形成主观知识水平的基础，当个体对某议题完全不掌握任何的客观知识，同样很难有较高信心的主观知识水平，主观感知的知识水平并非是凭空产生的。
基于上述发现，研究模型得到进一步修正与稳健性检验，修正后模型路径分析的标准化路径系数如图3所示。
注：置信度为95%，虚线表示路径不显著。
图 3 修正后模型
四、启示
知识，尤其是主观知识的提升确实可以对公众的食品安全信心产生积极的效用。在食品安全信心及食品安全行为的研究中，知识作为一个必要的、有解释力的变量，长久以来被意外地忽视了。此外，本研究发现公众的食品安全信心主要是对当前食品安全形势的感知风险以及自己应对这种复杂形势的感知控制力两者的心理博弈过程，即对外部环境危险性评估和对内部自我应对能力的评估。本研究的现实启发在于，在降低公众感知风险较为困难的现状下，转而对公众的感知控制力进行干预，提升公众应对食品安全风险的自我效能感，从主观上使公众自我赋能，是提高公众食品安全信心的有效途径。
倡导通过提高知识水平来改善公众对于科学相关议题态度的“缺失模型”长期主导了科学传播的研究与实践。但是我们发现，真正影响到公众食品安全信心的是主观知识水平，而非缺失模型所倡导的客观知识水平。单向的自科学界向一般公众的科学普及、伪信息辟谣等行动对提升公众食品安全态度与信心所能产生的作用是值得怀疑的。因此，在科学传播的研究中，需要对缺失模型所指涉的知识进行更精细的研究，不仅是对客观的知识水平的研究，对公众自我感知的主观知识水平的研究同样重要。
原文信息
杨恒 & 金兼斌.知识缺失还是知识自负？知识水平对公众食品安全信心的影响研究.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文献注释
[1] DE JONGE J, VAN TRIJP H, JAN RENES R, et al.Understanding consumer confidence in the safety of food: its two-dimensional structure and determinants[J].Risk analysis: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2007, 27(3):729-740.
[2] BRUCKS M.The effects of product class knowledge on information search behavior[J].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1985, 12(1): 1-16.
作者 |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生 杨恒
审阅 | 金兼斌 朱姿伊
编辑 | 贺雨璇 林毓菁 罗心怡
源网页 http://weixin.100m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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