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作译介 | 信任的悖论：新加坡新冠疫情期间的风险感知和公众依从
2022/11/3 22:00:00 科学传播人
导读
信任一直以来被视为风险沟通和风险管理的关键因素。公众对政府机构的信任可以帮助他们做出明智的决策，因此过去的风险研究往往聚焦于如何建立和提升信任。然而在COVID-19全球大流行的背景之下，信任很可能成为一把双刃剑。本文通过社交媒体追踪和在线焦点小组讨论，研究了2020年1月至4月期间新加坡公众对政府的信任、风险感知及其对疫情防护政策依从之间的关系，发现公众对政府的高度信任与更低的风险感知相关，这进一步降低了个体采取防护措施的意愿。这一“信任悖论”从理论上揭示了信任的另一个维度，让我们进一步思考信任在风险传播与风险管理中所扮演的角色；提示了疫情期间政府在提升公众信任的同时也要向公众强调风险水平，确保公众遵守疫情防护措施。
作者简介
Catherine
Mei Ling Wong
阿姆斯特丹大学助理教授，研究兴趣为：心理健康、风险管理、风险传播等。
Olivia Jensen
新加坡国立大学公众风险理解研究所首席科学家，研究兴趣：亚洲城市、环境气候、政策研究等。
背景：新加坡政府的风险传播策略
新加坡政府的风险传播策略为“防御性悲观主义”(defensive pessimism)，政府发布会及其领导人发言的目标并非只是让人们感到更安全，而是希望提高公众的风险认知，让公众为未来的风险和政府干预做好心理准备。采取该策略的原因是新加坡在SARS期间的经验：具有更高风险感知的个体更有可能采取风险管理行为。
疫情爆发初期，“传统媒体”与“数字社交媒体”是政府传播信息的两个重要渠道。经由传统媒体的传播主要体现为政府官员每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在多语言和多文化的社会背景之下，总理在全国讲话时能够熟练运用英语、印尼语和普通话。国家领导人在不使用翻译的情况下，用目标受众的语言直接讲话，对于建立信任和触发公众信念至关重要。即使3月初新增病例似乎得到了控制，但由于病毒的不确定性，政府发言人警告说新加坡仍处于危机中，数字预计将再次上升。
在数字社交媒体上，政府意识到拥有400万用户的WhatsApp不仅能为公众提供可靠信息，同时也是假新闻和虚假信息的主要渠道。因此，自新加坡出现第一例COVID-19病例起，政府就建立了一个接触者追踪程序，其中包括每个确诊病例的详细信息(如居住地点和工作场所)，并且通过在WhatsApp上的账号每天更新病例信息与最新医疗信息、政府建议、财政援助计划等其他关键信息。
研究设计与发现
为了解公众对政府风险管理和沟通的看法，本研究进行了如下两项调查：
1、社交媒体追踪
作为调查公众对病毒流行情况详细信息的反应的第一步，研究者追踪了与COVID-19相关的社交媒体活动。从2020年1月29日至2月28日期间使用新冠病毒相关标签的全球推文数据集中，研究者从189万个新加坡账户中采集了200002条推文。图1展示了新冠肺炎病例数和推特讨论的联系，发现推特用户对公开的病例信息反应非常敏感，并能够引发社交网络分享。
图1 COVID-19病例信息与推特上讨论活跃度
通过对引发消极和积极情绪效价的关键词计算，研究发现大多数与COVID-19相关的推文为信息类内容，而那些体现情绪效价的推文则大多(62%)体现出积极情绪。这表明在COVID-19爆发的首月，新加坡政府发布的详细信息并没有引起公众强烈的负面情绪反应(如图2所示)。
图2 COVID-19相关推文的情绪效价
2、在线焦点小组讨论(FGDs)
2020年4月3日，新加坡总理宣布在国内实行“部分封锁”政策，号召民众在日常生活中保持社交距离，包括减少朋友聚会和在公开场所保持一定的身体距离等。
此后不久，本研究开展了两次焦点小组讨论。焦点小组共由两部分参与者组成，其一为在政策正式生效前，不自觉保持社交距离的参与者(FGD1)；其二为在政策解除之前自愿保持社交距离的参与者(FGD2)。加入讨论的参与者共有10名，其中新加坡籍居民和非新加坡籍居民各占一半，受访者样本虽然不大，但在年龄、家庭结构和文化背景上具有代表性。本次焦点小组讨论通过WhatsApp线上开展。
焦点小组访谈中，FGD1的参与者表现出对新加坡政府非常高的信任和信心，认为自己当前的感染风险非常低，因为他们觉得政府是透明的、高度称职和有效的。然而，FGD2中那些更愿意采取个人防护措施的参与者则对政府的政策措施持怀疑态度，有时还会否认政府的管理方法。这种信任差异导致了巨大的行为差异，FGD2的参与者表示早在政府宣布封锁之前，他们已经减少社交活动并开始居家办公，而FGD1的参与者即使在政策颁布后也不太愿意遵循保持社交距离的建议。值得注意的是，FGD2的参与者大多是一个大家庭中的年轻成员，而FGD1的参与者大多为居住在新加坡的外籍人士，他们没有或只有有限的家庭成员，其中有年长双亲的成员表现出更强的保持社交距离的倾向。因此，本研究推测家庭及其中脆弱成员的存在可能会对个人的风险感知与行为产生影响。
另外，不同的公众信念也直接影响其防护行为。在公众对社交距离的理解中，政府信任发挥了中介作用。两组参与者对“保持一定的社交距离”有完全不同的理解，他们都认为自己已采取了可接受的措施来保持社会距离，而这也与他们对风险的评价相匹配。
讨论
首先，公众对当局的高度信任和低水平的感知风险通常是一种理想的情况。在COVID-19疫情大流行的背景下，公众对疫情防控政策的自觉依从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焦点小组访谈结果和社交媒体数据都表明，虽然新加坡公众对政府的信任程度很高，但也导致了公众低估风险水平和不完全依从政府风险管理措施的情况。这一发现挑战了风险研究中的经典假设，即信任是有利于风险沟通和风险管理的关键因素。其次，在风险传播策略中强调不确定性是否有助于建立信任仍存在争议，虽然其有效性已被证实，但同时也有学者认为它会导致更大的混乱。在新加坡的案例中，并未发现不确定性沟通的负面影响，FGD2参与者所表达的困惑更多是针对政府所推行的风险管理方法，而不是针对不确定性沟通本身。最后，焦点小组访谈和社交媒体数据也揭示了公众信念的重要性。疫情期间风险管理的责任并不只集中于政府机构，而是分散到整个社会。风险的控制需要每个人主动地采取防控举措。
结语
风险研究在过去有一个隐含的假设，即信任是风险沟通和风险管理的有利因素。因此，既有研究重点关注政府、监管机构和公司赢得公众信任的系统过程。但是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大流行揭示了信任的另一个维度：高水平的公众信任可能导致更低的防御措施依从和公众信念，即公众认为他们不需要采取个人行动来控制风险。当然，研究者并不建议应降低信任度，高水平的信任能够在大流行病或其他风险中提升公众的风险感知和行为规范。但本研究提示我们应该从不同视角对“信任”这一概念进行反思，即关注公众在建立信任中的作用及其与风险感知和风险管理的关系。同时，风险研究也应当进一步探寻何种传播策略可以在建立信任的同时，也能够维持公众高水平的风险感知并促使公众采取个人防护措施。
原文信息
Wong, C. M. L., & Jensen, O. (2020). The paradox of trust: perceived risk and public compliance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in Singapore. Journal of Risk Research, 23(7-8), 1021-1030. https://doi.org/10.1080/13669877.2020.1756386
作者 |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生 张萌萌
审阅 | 金兼斌 朱姿伊
编辑 | 林毓菁 贺雨璇 罗心怡
源网页 http://weixin.100m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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